2019年7月21日是美国作家海明威诞辰120周年，时至今日他已经逝世58周年。在这一天世界各地都忙忙碌碌举行着各式各样的活动来纪念他，人们重读他的作品，回顾他的一生。
在读者印象中，海明威是《老人与海》中那个与大马林鱼搏斗的老人，倔强，不羁，赋有抵抗性，也成为了多数人心目中的“奋斗者”形象。
但《名利场》杂志刊在1934年3月出版一则漫画却这样诠释他：斗牛士海明威，拎着一只砍下来的公牛头；整日泡在酒吧里沉思的作家海明威，面前桌子上放着4个酒瓶；参加了血腥战争的老兵海明威…
那一年海明威35岁，已经在欧美文坛上获得了名誉与成功。许多作家可能比海明威文笔好太多，但名气却没有他大。他的文学梦自从巴黎被点燃，就注定着拥有在世界文坛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喝最烈的酒，钓最大的鱼，娶最美的妞”，他也滥情，过河拆桥，一生可以用“渣”来形容。不过对于写作，他一直野心勃勃，真诚相待，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依旧遵循这条法则，从最初的写作到最后的访谈，都是用最刚烈面对外界，克制对待写作。他更像一个从来不加修饰影帝，用传奇演绎不凡的人生。
追名逐利的猎场，巴黎，注定不平凡的旅程
海明威是“一战”中第一个在意大利负伤的美国人，当年的《纽约太阳报》中说到：“227处，每一处都是由一枚弹片造成的。”这则消息一夜之间登上了美国各大媒体。在米兰养伤的那段时日，他总是被很多崇拜者包围着。渴望成名的海明威非常享受成为焦点的感觉，甚至把负伤经历视为“英雄事迹”，用从腿中取出的弹片打造了一枚戒指，还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这是最好的选择。”
但“受过伤的战士”，这名声实在太短了，他听说作家伍德·安德森到了巴黎，那里聚集着一群最有创作欲望的一群人，出版社排着队等他们投稿，他决定辞去记者工作，做一个伟大的作家，于是在1921年圣诞节前夕，他登上了横跨大西洋的轮船抵达巴黎。
上世纪20年代的巴黎，刚刚走出“一战”阴影，废墟的重建让座城市又恢复了昔日的繁华。咖啡馆里布满了昼夜不停喝酒的酒鬼，身上伤痕累累的老兵，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彻夜狂欢，就连海明威自己也曾说：“这里是造假和虚张声势之人的圣地”。
不过与在安静祥和中诞生的古希腊哲学不同，惊奇与怪异让巴黎成为了一座写作素材取之不尽之地，海明威出名前，战后作家已经崛起，写下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菲茨杰拉德就是其中之一。
初到巴黎的海明威日子过得既困顿又潦倒，他住在没有下水道的蜗居公寓，饿极了的时候甚至去卢森堡公园偷袭过鸽子，抓住之后带回家炖着吃。但他对写作坚贞不移的态度依然不曾减退。
在巴黎的头两年，他如愿以偿出版了处女座《三个故事和十首诗》和短篇故事集《在我们的时代里》，逐渐小有名气，但他的野心不止于此，一直想构思写一不长篇小说，向成为“文明世界的作家”迈进。
直到在巴黎的第六年，他的愿望终于实现，《太阳照常升起》诞生，1926年已经出版，便轰动整个文坛，影响着全球几代读者，不过伟大的作品势必离不开传奇的人生经历，对海明威而言，美丽动人的姑娘才是他灵感的源泉。
与其说“渣”，倒不如说这才是“文学硬汉”的本质
海明威曾经的好友菲茨杰拉德戏言：“海明威每写一部小说都要换一位太太。”事实也恰好如此，海明威一生经历了四次婚姻，相应在每个阶段都写出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正如海明威自己说：“恋爱是我最好的写作状态”
从晚年海明威的回忆录来看，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理查森是他自己认可的“唯一爱过的女人”。晚年自传《流动的圣节》中海明威回忆起哈德莉简直是柔情似水，“我爱她，我并不爱任何别的女人，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度过的是最美好的令人着迷的时光。”
哈德莉是唯一一个全职家庭主妇，对当时一文不名的青年海明威来说，哈德莉支撑起了他年少轻狂时所有的野心和体面。当时海明威可以在咖啡馆里不用工作的埋头写作，全凭着哈德莉家庭留下的一笔信托基金，没有哈德莉，就没有了海明威在巴黎文坛闯荡的本钱，更没有那部让他在文坛声名鹊起的《太阳照常升起》。
但他却用了非常抒情方式和哈德莉分手，实则是出轨了巴黎当时最亮眼的妞——宝林·菲佛。菲佛姐妹初到巴黎便于海明威夫妇结识，他们的处境简直是天壤之别，菲佛是典型的富家女耀眼无比，哈德莉只能穿着破旧的衣服住在拥挤的公寓里。
《太阳照常升起》为海明威带来第一次成功后，哈德莉无奈离开，海明威与宝林走入了第二段婚姻，《永别了，武器》也是创作于这段婚姻中，不过海明威再次上演了一次历史，他爱上了战地女记者玛莎·盖尔霍恩，一个让他感觉可以与第一任妻子媲美的女人。
霍恩的知性美丽着实让在海明威感觉到精神层面上深感满足，《丧钟为谁而鸣》也是他们的定情之作，但海明威的性格注定与霍恩走不远，在生活中只有别人包容他，他却不可能迁就别人，霍恩恰恰是专注于自己事业的女强人，她可以忍受和海明威如战友一样将后背给予彼此，却无法忍受平淡生活中的一地鸡毛。
对于内心同样强势的海明威更是无法接受，他甚至用嘲笑她的写作能力来挫败她，主动为战地杂志做报道来抢妻子饭碗，1945年两人彻底决裂婚姻宣告结束。
1946年海明威与第四任妻子玛丽·韦尔什结婚，玛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哈德莉的翻版，却没有霍恩的锋芒，极大程度上弥补了海明威在生活上的缺憾，但他还是爱上了一位年轻的意大利女人。
在《最后的访谈》中，海明威对记者说：“我写《老人与海》的时候得了败血症，几周内就写完了，是为一位女士写得，她觉得我活不长，我想让她见识一下。”这位女士显然不是日夜照料他的妻子玛丽，海明威坦荡面对自己“渣”，变相的说如果没有“渣”他就没有创作下去的动力。
他本就不是文质彬彬的作家，而是上战场历经生死，打过猎，斗过牛的硬汉，如果他不硬也不会在站在文坛最顶端，用批判的态度对待好和恩人。
“渣”到极致，实则是对文学最好诠释
如果海明威生活在我们现在，他肯定是个网红，毫无疑问，他任何一条抖音的转发率肯定都很高，海明威具备天生的偶像气质就像是爆红而诞生，单凭长相英俊这点就足够受大家欢迎。
布鲁姆在《整个巴黎属于我》中写道：“海明威是社交的宠儿”，“他自带一种被成为人格魅力的东西，初次和人见面，就能唤起对方的盲目崇拜”。他喜欢钓鱼，打网球，拳击等各项活动，也成为了很好的社交手段，但他不过度于沉迷崇拜，反到在纸醉金迷的巴黎极度清醒。他一边冷静地书写，一边想尽办法结交文学指路人；一边流连忘返于艺术家出没频繁的咖啡馆，一边赢得了成名作家埃兹拉·庞德和斯泰因的信赖。
年轻时的海明威聊起天来既固执又自信，听他夸夸其谈也是一种享受。所以巴黎文化圈的任都愿意帮他。庞德和斯泰因就给海明威提出了不少写作建议——庞德让他用精简的语言写作，斯泰因让他多玩文字游戏，这些都成为了他确立新文风的灵感。菲茨杰拉德看了海明威的早期作品，还主动找他，自告奋勇帮他联系当时美国最大的出版商。
海明威的“回馈”却让人嗤之以鼻，他一边享受人恩惠，一边出言不逊。那时候的庞德文学圈的金手指，只要被他看上就等于成功一半，他把海明威当成热爱文学的青年，海明威表面奉承他，转身就写了一篇讽刺他迂腐的文章。对自视清高的斯泰因，当面虚心听讲，私下给她起“老祖母”的外号。
在巴黎最后的两年，海明威几乎和导师朋友们都决裂了，他的《春潮》中批判菲茨杰拉德，暗讽伍德·安德森。安德森看到这些文字伤心不已并说：“它们就像一篇我坟墓前的葬礼演说，我认识你时你并不这样。”
《太阳照常升起》则更是让海明威与个巴黎文化圈为敌，小说中所有人物原型都是海明威的好友，编辑，记者，名流。他把整个圈子中的勾心斗角原封不动写进小说，被视为巴黎文化圈的丑闻集，在指指点点中他们的人生一片黑暗，但海明威对此并没有悔意。
海明威身上自始自终有一种对抗性，对他来说是一种必要的情绪姿态，看似卑鄙，却充满内置的活里。美国文史学家布鲁克这样评价海明威：“他好像从未长大，因为沉迷‘扮军人’而始终像个青春期少年。”
然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写作令自己越陷越深也会因此倍感孤独，而彼此间的揶揄和充满滑稽的坏话能够填补持续写作带来的空虚感。他的性格或许不讨人喜欢，但至少不装，有敢于接受批判的勇气。
我属于这个笔记本和铅笔
不过当年嘴上不饶人的海明威在上世纪50年代初也曾经陷入谷底。1950年他的小说《过河入林》连载，很多人觉得那是一部失败之作，甚至有人故意戏仿这部小说嘲笑他，就像他年轻时候一样，。
1952年，海明威凭借一本仅用8周写出的《老人与海》强势回归，这本书在美国一上市就热销5万册，当年9月《生活》杂志连载，仅用48小时就卖出500万册。同时这部小说也让海明威获得了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的作品一直与战争有关，和定义时代的“迷惘的一代”相比，《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的话题更为沉重，这些作品让海明威成为美国的精神丰碑，文学硬汉，对经历过战争并亲眼目睹死亡的海明威来说，他也更敢于直面生死。
在《老人与海》出版的第九个年头，他拿起了猎枪结束了生命。像圣地亚哥名言“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说得这样，海明威用死亡诠释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1964年，海明威死后，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留下的“巴黎速写”，集结称《流动的盛宴》出版，据他当时的助手回忆，老年海明威写巴黎往事的时候很开心，他们去了他刚到巴黎时的故居却并没有进去，只是站在路边回忆：“这座放资是所有一切的开始。”
而巴黎也见证了海明威的年轻岁月，如果你有足够幸运，年轻时曾经在巴黎居住，那么此生不论走到哪里，巴黎这一场流动盛宴都会仅仅跟随你。正如海明威在巴黎圣米歇尔广场上一家咖啡馆的一次写作：“小说在自我生长，我必须相当吃力地跟上他的不发，我又叫了一杯朗姆酒，只要抬头或者用转笔刀削铅笔，就看一眼那个姑娘。铅笔花卷曲地落在朗姆酒的杯托上，我看见了你，美丽的姑娘，不管你在等谁，也不管以后还能否看见你，我相信你此刻属于我。你属于我，整个巴黎属于我，而我属于这个笔记本和铅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