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1条《答罗整庵少宰书》（6）

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于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

...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

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

...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孟子驳斥杨朱和墨子的学说时，说他们“无父无君”，这是非常严重的指责。杨朱和墨子在当时也是公认的贤者，如果和孟子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孟子未必不尊他们为贤人。墨子主张“兼爱”，推行仁爱过了头；杨朱主张“为我”，推行道义过了头。他们的这些学说难道达到了灭理乱常的严重程度，而足以惑乱天下人的思想吗？显然不是，但是这些思想对后世儒家正统的继承将产生严重的危害，所以孟子把他们比作禽兽和野蛮人，称他们的这些主张将会毒害后代的治学者。

“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一句，语出南宋名臣、岭南儒宗崔与之的座右铭：“毋以嗜欲杀身，毋以货财杀子孙，毋以政事杀民，毋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关于崔与之所指的学术，有人认为是程朱理学、有人认为是王安石的学说。在此都无关紧要，王阳明意在强调传承儒家正学的重要性，而儒家所谓的学术，一定是做人处世的学问。

有人认为，王阳明在此批评孟子以学术杀人，这显然是偏离文章本意的。

王阳明反问道，当下的治学的弊端，难道是推行仁爱过了头、推行道义过了头吗？显然不是，是奉行不仁不义太过分了？我不知道这种乱象与洪水猛兽何异！王阳明言下之意，比杨墨的危害要大得多。

孟子当时感叹道：“难道我喜欢辩论吗？我是逼不得已啊！”孟子的时代，杨朱和墨子的思想充塞天下，杨墨学说的影响力比如今朱子思想的影响力还要大，孟子孤军奋战，与众人抗争，真是悲哀！

韩愈疾呼：“佛教和老子学说的危害比杨墨更严重！”韩愈之贤明不及孟子，孟子尚且不能拯救儒学正宗于未坏之前，韩愈却想在儒家正统已遭破坏之后加以保全，似乎是不自量力，韩愈为此陷入危险的境地，差点被处死。

呜呼！若论在下，比韩愈还要不自量力，真的是要陷入危境，而没人救我于死地。天下四方都在嘻嘻哈哈，唯独我痛哭嗟叹；举世之人都欣欣然以求寸进，唯独我愁眉苦脸痛心疾首。我这不是丧心病狂，就是心中确有极大的痛苦。但是，不是天下至仁之士，谁又能懂我呢？

我写《朱子晚年定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书中有关朱子的言论，年代的早晚确有未加详考的，虽然不一定都处于朱子晚年所发，但大多是朱子晚年所作。我的主要目的在于，调停自己与朱子的学术纷争，以彰明圣学为重。

我平生将朱子的学术奉若神明，如今一旦要与他背道而驰，心中实在有诸多不忍，所以真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本意不想与朱子的学说发生冲突，但是不得已还是要冒昧顶撞，因为圣人提倡的治学之道本该如此。孟子说：“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我宁愿追随孟子的足迹。

罗整庵指责王阳明出于私心，决意要与朱子唱反调，王阳明辩白说，在下怎么敢欺骗自己的内心呢？圣人之道，是天下人的公道；学问是天下人的公学。公道公学不是朱子可以据为私有的，即使孔子也不可据为私有。天下之公道学问，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

他人的意见，如果说得对，即使与自己的观点不同，对自己也是有帮助的；他人的意见，如果是错误的，即使与自己的观点相同，却对自己是有害的。对自己有帮助，应该高兴；对自己有害，应该厌恶。既然如此，我现在的言论，或许与朱子的看法不同，但朱子未必不高兴。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日食月食发生的时候，大家都能看见日月的不圆满，等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人们依然仰望他们。君子有过错也是一样，改正了错误，人们会依然敬重他们。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小人总是企图文过饰非。

王阳明说，我虽然不够贤明，但一定不敢以文过饰非的态度来对待朱子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