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这期为你解读的书叫做《不平等的童年》，书的副标题是“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从书名我们就能大致看出，这是一本探讨儿童教育与社会资源不平等的书。但这本书不仅仅是对于教育不公平的老调重弹，它的重点是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的不平等，是如何通过家庭的教育逻辑，从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的。
提起美国教育，有人第一反应就会联想到素质教育、快乐教育。美国教育不但代表了世界的领先水平，似乎还兼具了自由平等、文化多元等美好属性，学生在尊重个性和创造力的环境中自信成长，一个个俨然都是未来的精英。于是，望子成龙的中国家长们急切地把孩子们送出国门，希望大洋彼岸的优质教育能为孩子的成功人生铺平道路，有些家长甚至让孩子独自留在美国，面对语言、学业和文化的巨大挑战。
尽管中国家长望子成龙的决心令人动容，但我们也不得不说，许多人对美国教育的认知存在着一些误区。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过于迷信教育系统的力量而忽略了家庭的重要性。请注意，这里强调的家庭，并不是指父母对于孩子在生活、经济、情感上的支持与安慰，而是指一个家庭的社会阶级、家庭结构会以特有的方式影响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有数据显示，在年轻美国人中，如果父母没有高中学历，靠自己能够读完大学的只有5%；而在常春藤名校中，超过70%的学生均来自于中产家庭或更高收入的家庭。在当今美国，教育早已不再是实现阶级跃迁的通途，出身于什么样的社会阶级，成为了制约个人发展的天花板，父母的社会地位以一种无形的、但强有力的方式冲击着孩子的人生经历。而这就是这本《不平等的童年》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书里指出，不同社会阶级的家庭会对孩子采取不同的教育逻辑，不同的教育逻辑会通过生活节奏、语言运用和人际交往等等差异影响到下一代，并决定孩子未来的社会地位。
这本书的作者安妮特·拉鲁，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2012年，她还当选过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主席。《不平等的童年》是拉鲁的代表作，内容来自于她的一项调研，她的调研目的，就是去验证在美国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庭的社会地位与家长的教育模式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
那她是怎么调研的呢？在1990年到1995年间，拉鲁以美国东北部某大城市的2所小学作为基地，调研了88名学生，又对其中的12名9到10岁的孩子，还有他们的家庭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多维度察访。这12个孩子中6男6女，平均分布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困人群之中。我们在这本书中看到的，就是这12个学生及其家庭的生活记录。研究者们深入到这三类家庭的内部，来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究竟有何不同，家庭的社会阶级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而且在调研结束的10年后，拉鲁还追踪了这12个孩子们的生活状态，结果也是令人唏嘘不已。在这12个孩子中，6个中产家庭的孩子，无论成绩好坏，全都申请到了大学，而6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除了1人选修了当地社区大学的课程外，其他5人都放弃了学业。
下面，我就围绕三个问题来解读这本书的核心内容。第一个问题：不同阶级的家庭在教养孩子时有什么不同？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不同的教养策略会造就新一轮的不平等？第三个问题，家长们的社会阶级在孩子们的教育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不同阶级的家庭教养孩子的方式有何不同？
人们通常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孩子们能接受到的基础教育是平等的，无论富裕与否，大家都会经历相似的教育阶段、阅读同样的课本、经历同样的考试等等。但是，这种平等的表象却掩盖了人与人不平等的实质，而这种不平等，最初就是由家庭这个单元所输出的。作者在跟踪了88个孩子后发现，不同阶级的教育模式有着典型的共性与差异。其中最明显的差异，存在于中产家庭与低收入家庭之间。也就是说中产家庭教育子女的方式自成一格，他们普遍采取“协作培养”的教育模式，而工人阶级与贫困家庭教育模式上均采取的是“自然成长”的教育模式。
那这两种教育模式具体存在怎样的差异，又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呢？
我们先来看日常生活节奏上的差异。中产家庭的教养方式通常非常具有辨识度，就是他们会有意识地让孩子参加很多活动。因为根据协作培养的理念，家长会积极地帮助孩子发展潜能，而参与课外活动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途径。
一个中产家庭的日常生活甚至是围绕着孩子的活动需求而展开的。我们以书中对塔林格一家的描述为例，来看看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可以忙乱到什么程度。塔林格家的大儿子加特勒，今年10岁，表现出运动上的天赋和爱好。他的日常活动包括棒球、足球、游泳、钢琴和萨克斯管。从5月的一张活动时间表上来看，加特勒只有4天暂时没有安排课外活动，而最多的一天，他要参加2场足球比赛、1场棒球比赛，还有一个毕业派对。而这仅仅是家中一个孩子的安排，塔林格家还有另外2个儿子，也面临着各自的课外活动和辅导班。而家长们呢，感叹最多的就是时间不够用，一有时间就是忙着接送孩子参加各种活动，常常眼睛熬得通红，也来不及补觉。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心有戚戚焉吧？的确，协作培养的教育理念蚕食着家长们的业余生活，但尽管如此，所有的中产家庭家长都心甘情愿地调整自己的工作、家庭生活来适应孩子的活动需要。于是，生活节奏的忙碌、狂乱，就构成了中产家庭的显著标志。
那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们是如何度过他们的课余时间的呢？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们通常并不认为课余活动有多少价值，他们认为这只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而已，虽然安全但性价比不高。在自然成长的教育策略下，一个合格的家长并不认为去培养孩子的多种兴趣有什么意义，他们甚至不认为孩子的活动应该牵扯大人的时间和精力，大人们要为生计忙碌，孩子就该一边玩去。在收入较低的家长心中，大人与孩子之间有一道清晰的界限。家长不会来安排孩子们的娱乐，而孩子们却因此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机会，他们可以自己选择玩伴，琢磨新的娱乐方式，或者干脆自娱自乐。其实，我们对这种教育模式应该也并不陌生，对于出生在70、80，甚至更早的这代人，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家长们，从小接受的正是这种自然成长的教育策略。下课后孩子们呼朋唤友，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打发属于孩子们的悠长时光。
这就是第一个方面的差异，中产家庭采取协作培养的教育逻辑，鼓励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优点在于，这些活动给予了孩子许多从学校教育中无法取得的知识和技能，甚至让他们提前熟悉了成人社会中所必须的一些品质，例如团队合作、时间管理等等。但是缺点在于，协作培养非常花费时间，孩子和家长们常常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甚至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待在一起相处。而且孩子们的时间感完全和活动交织在了一起，很难享受到属于儿童这个阶段的休闲与欢乐。而在自然成长理念下的孩子呢，因为可以有许多自行安排和自我发挥的机会，他们似乎比中产家庭的孩子更童真、更快乐，而且更能发展出一套属于孩子们的社交技能。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差异，不同阶级的家庭在语言运用方面的差异。我们放眼周围，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与几十年前相比，街头巷尾能听到的孩子的哭声变少了。对孩子更少的打骂，强调凡事要与孩子讲道理的教育理念，已经逐渐成为了教育主流。这恰恰是许多中产家庭的选择。
说理和商讨是协作培养所推崇的教育策略。家长们会有意识地在语言和见地上去引导和培养孩子。比起简单粗暴的命令，家长更倾向于给孩子一些选择的余地，引导他们进行思考。另一方面，中产家庭的家长通常非常愿意花时间与孩子探讨一些课外话题，这能够提升他们的词汇量。还会有意识的帮助孩子熟悉一些交际场合所需的特殊技能，例如自我介绍、握手礼仪等等。可以说，经过家长们的不懈努力，美国中产家庭的孩子已经理所当然地把自己放在一个与成年人平等的地位上。有些十岁的孩子，不但能够非常自信地对成年人做出各种评判，甚至能对政府事务发表自己的见解。看到这样的孩子，不用怀疑，几乎都来自中产家庭。他们的语言、见地都是家庭刻意引导后的结果，中产家庭的家长们，也以能教育出这样一个个性出众、能表达自我的孩子为荣。
家长们对这种语言运用的强调能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拉鲁讲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时候，孩子们在一些公共场合下可能会说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甚至对其他成年人作出不太礼貌的语言表达，但有趣的是，许多中产家庭的家长虽然会觉得尴尬，但并不会急于去批评孩子。这种宽容也不能完全说是纵容，只能说在他们的权衡之下，认为鼓励孩子们进行表达的理念最终占据了上风。
而在低收入家庭中，语言要实用得多。他们对孩子的要求是简单的、直接的，要求做什么、不允许做什么、违反会有什么惩罚等等。此外，家长们并不会兴致勃勃地去参与儿童的话题，也不会引导孩子进行有深度的对话。总体而言，低收入家庭的沟通要远远少于中产家庭，语言的丰富性、广泛性和深度也大有不足。
对于两种不同的语言策略，中产家庭的优势自然是非常明显的。在潜移默化中，中产家庭的孩子们完成了更多的语言训练。他们不仅知道怎么和小伙伴们打交道，还提前学习了其他人际交往所需要的语言，这些都将成为他们未来进入社会的资本。在这一点上，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们无疑是处于劣势的。但是中产家庭孩子的缺点也一目了然，几乎每个孩子都觉得自己很特别，觉得自己的意见很重要。强调孩子个性的发展，也妨碍了他们群体观念的形成。
最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差异，家庭与机构的协同策略。事实上，不同阶级的家长们在对待学校和教师的态度上是有着本质差异的。中产家庭的家长，尤其是母亲，通常会非常积极地参与学校事务，从检查家庭作业，到配合或质疑老师的教育理念，再到外界资源的争取。他们的这些行为，也最好地阐释了协作培养这个词的深层含义，家长的深度介入，与学校老师一起，共同参与、塑造孩子的未来。而反观低收入家长，他们对于学校和教师的态度是敬畏的。他们认为老师是教育领域的专家和负责人，所以当孩子们遇到了学业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把决策权移交给专业人士。另一方面，知识上的欠缺，也使得他们只能服从教育工作者的智慧。自然成长这个词并不是指家长们不参与孩子的成长，完全放任，而是说家长们受制于个人的经验、能力、观念，对孩子的教育常常浅度参与，甚至袖手旁观。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根据安妮特·拉鲁的田野调查结果，中产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家庭教养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异，中产家庭家长以深度参与的协作方式培养孩子，低收入阶层的家长则较少介入孩子的教育，主要遵循自然成长的教育理念，让孩子自行发展。
第二部分
在了解了中产家庭与低收入家庭的教育理念分歧后，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不同阶级间的教育理念有优劣之分吗？为什么这些不同的教育逻辑会造成新一轮的不平等？
你可能也发现了，对于家庭内部的时间安排、语言运用而言，协作培养和自然成长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但是一旦到了与外部协作的层面，协作培养模式给中产家庭孩子带来的优势，则是自然成长模式无法比拟的。
时间或许是最有力的证明。在调研结束10年后，中产家庭的孩子全部拿到了大学入学资格；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大多在度过了不如意的高中生活后，结束了自己的求学之路。这些孩子在气质上的转变也令人唏嘘：10年前，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们显得更童真、更活泼，他们无忧无虑地享受童年的快乐，而与他们同龄的中产家庭的孩子，常常在父母的车后座上赶赴不同的课外活动，无聊、疲惫是他们的常态；然而10年后，这种模式却发生了逆转，中产家庭的孩子们显得更年轻，充满可能性的未来让他们兴奋无比，相比之下，低收入家庭的年轻人却显得疲惫苍老，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他们早早就放弃了对未来的憧憬。
这样残酷的差距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中产家庭采用的协作培养，究竟给孩子们带来了什么好处呢？表面看来，在日常生活的安排上，中产家庭的孩子们的确参与了许多有趣的活动，然而，逐渐让孩子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拉开差距的，却并不仅仅是会乐器、懂艺术、体育好这样技能上的差异。
我们可以看到，中产家庭家长选择教授给孩子们的文化技能，常常是有引导性和目的性的。其中一个隐藏的标准，就是这些活动与社会所要求的品质有着很高的相似度。无论是体育比赛、知识性学习还是兴趣爱好，背后常常是对现实生活的某些重要特质的模拟。比如，通过对抗性的比赛，孩子们学会了竞争意识；通过团队活动，孩子们有了团队协作经验；通过公开场合的比赛或表演，他们学会了如何在成年人面前自如地进行表现；通过忙碌的课外活动，他们甚至提前拥有了时间管理的概念。这些在课外活动中学到的技能，会在孩子们的青少年时期持续地发生作用，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优势。而工人阶级或贫困家庭的孩子，却缺少这样的技能学习。他们的确有许多机会与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来往，但很少会与成年人进行互动，而且在与权威人士交流时，他们也缺乏一些必要的社交技能，例如目光的对视、坚定的握手，这些都会在未来的职场竞争中让他们处于劣势。
协作培养模式所强调的语言运用，也带来了明显的优势。通过家长有意识的引导，中产家庭的孩子们拥有了敏捷的表达能力，建立了分析说理的能力，同时也对抽象概念更加熟悉。他们很早就了解到语言能力所带来的好处：如果你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能够以理服人，就有更多的可能让规则为自己服务。作者在书中特别举了两个家庭的例子。两家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学习障碍，中产家庭的母亲努力介入，积极争取、调动学校资源为自己的孩子服务；而低收入家庭的母亲却毫无办法，只能忍受教育机构臃肿缓慢的办事效率。不同家庭的母亲们与机构的协同策略，不仅仅是孩子们的一种经验来源，还是一种可供孩子们直接调用的重要资源。
因此，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协作培养理念下的孩子们逐渐表现出中产阶级所特有的一种优越感。从幼年时期开始，他们的家庭环境、课外活动，无不是在为他们增长自身的文化资本而服务。他们在储备了一定的文化技能之后，自然就相信自己有权去追求自己的爱好，并且有能力去掌控自己的生活。相比之下，自然成长教育理念下的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则会逐渐表现出一种局促感。尽管他们在伙伴们面前轻松自如、足智多谋，他们对待亲戚和兄弟姐妹们真诚而热情，但是在真实社会的价值评判里，这些优点几乎不值一提，没有太多的实际价值。而父母们对于公共机构的无能为力和挫败感，无形中也成为了孩子们成长的天花板。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的内容，为什么不同阶级间持有的教养理念会造成新一轮的不平等。拉鲁的研究用时间在直白地告诉人们，我们每个人从家庭中继承下来的技能，会被社会赋予不同的价值，年幼时细微的差异会慢慢扩大，价值观上的不同之处会被渐渐定义为不足之处，最终，不同的行为就演变成了制度化了的不平等。
第三部分
最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不同阶级的家长会选择不同的教育逻辑呢？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进一步表述为，为什么说父母一代不平等的社会阶级会传递给下一代？
尽管所有的母亲都会说自己很爱孩子，会给予孩子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显然，无微不至的具体表现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有人负责给孩子吃饱穿暖，有人关心孩子的情绪给他抚慰，有人着重智识上的提高，还有人尽可能地提供资源、创造机会。这里既有社会资源的差异，也有价值观的差别。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社会资源和价值观是如何左右家长们的教育选择的。
首先是经济条件。许多课外活动都很花钱，也很花时间。对于中产家庭来说，通常最头痛的是捉襟见肘的时间，但对于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来说，无论是时间还是金钱，都是很大的挑战。就参与活动的花费而言，不仅仅是学费和报名费，还有活动装备、给老师的谢礼、活动后的聚餐等等，样样都得花钱。另外，参与这些活动还需要其他家庭优势，例如有弹性的工作时间，有比较良好的接送条件等等。许多低收入家庭的家长因为没有私家车，所以时间利用极为低效，也让孩子们的活动半径大大缩小，只能在居民区或家里活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参与课余活动是需要许多资源的，而这些资源都很不均衡地集中在中产家庭一侧。
不仅如此，中产家庭的家长受教育程度更高，这让他们有能力去参与孩子的教育，也就是协作培养；但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教育工作者的地位处于他们的上层，因此这些家长对教育根本无从置喙，只能让孩子自然成长。除了教育背景，家长当下工作的复杂性，对孩子的教育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例如一个处于管理岗位的家长，就会有意识地去培养孩子的团队意识、领导能力，他们知道哪些是更有价值的技能，从而有意识地去引导孩子获取这些技能。因此，社会资源的差异不仅仅是经济条件，还包含了家长的社会经历、工作状况、教育背景，这些差异又进一步与特定的价值观互相交织。对于低收入阶层而言，并不是说，我报不起兴趣班，我就少报一些，而是他们根本无法意识到，看似是打发时间的课外活动，是如何与现实社会的评价标准结合在一起的。
最后，社会大环境也会左右家长的教育逻辑。现代生活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向标准化靠拢的过程。我们会发现社会越来越讲求效率，从学校、医院到餐饮，随处可见的是以高效率、高利润为先导的商品化的意识形态，就连孩子的休闲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经济原则的影响。孩子的时间不再由自己随意支配，而是被外包给了各种社会组织，这样才能把有限的时间、精力用在最具有回报性的事情上。这一系列观念的变迁，其实也是协作培养这种教育理念的社会背景。而显然，这些方面中产家庭的转变比低收入家庭更快、也更彻底。所以，有些评论人士谴责中产家庭把孩子的生活排得太满，提倡要还孩子们一个单纯、美好的童年。但是不能不遗憾地说，这只是一种浪漫化的想法，你的社会阶级决定了你的教育方式，阶级始终在默默影响着你的价值输出。
这就是第三部分的内容，为什么不同阶层的人会选择不同的教育方式。拉鲁给出的答案是，一个家庭的教育逻辑，是由一个家庭所掌握的社会资源所决定的。家长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的时间安排、语言使用和与外部机构的协同方式，而这些系统化的差异又进一步影响着孩子的经历和人生成就。
总结
以上就是《不平等的童年》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最后再来一起回顾一下安妮特·拉鲁的几个重要结论：
第一，不同阶级的家庭会采用不同的教育逻辑。中产家庭大多采用协作培养的方式，信奉家长要高浓度地参与孩子的成长，积极培养孩子的天赋与技能，而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则普遍采取自然成长的教育方法。
第二，通过不同的教育逻辑，孩子们事实上获得了不同的文化资本。中产家庭传递给下一代更具有社会优势的技能，让孩子们逐渐生成了阶级优越感；而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则因为获取的技能不具备社会价值，而逐渐生成了一种局促感。
第三，父母们自身的社会资源和价值观，决定了他们会采取怎样的教育逻辑和教育行为，这些观念与行动又进一步塑造了孩子们的未来。至此，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不平等的再生产和循环的过程。
如今，中国大城市的儿童教育多少也在追随西方中产家庭的脚步，《不平等的童年》这本书所描述的美国社会或许可以作为一面镜子，从这些90年代的美国家庭中，我们多少也可以看到自己焦虑、忙碌的身影，也不得不感慨，以前那种单纯、美好的童年，在当今的社会趋势下，已经是回不去的过去了。但作者安妮特·拉鲁也在提醒读者，她写这本书的用意，并不是告诉人们哪一种教育方式更为出色，而是希望人们能够意识到，社会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意识到公共的社会标准是如何让一部分人获得了优势。所有的父母当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最好的教育和照顾，但不同的父母能带到孩子的资源和机会却不尽相同。人生的成败不仅仅是个人的能力，也并不完全归功于努力、勤奋的品质，当人们在强调个人的努力和才华的时候，许多人往往忽略了自己被赋予的阶层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