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魏徵传》中写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其中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就是唐太宗以隋亡之鉴，开创贞观盛世的一面镜子；并在《帝范》中阐释：“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就是为了告诫李治，要吸取历史上治乱兴亡的教训，让国家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
唐太宗李世民的这些话，也同样告诫我们要“知史鉴今，观照未来”。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人能阻挡。可以说，历史既可以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还可以让我们了解社会发展史，有利于我们自身素质和精神品质的培养。历史本就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文学家们如何书写，它都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存在，且不可改变。
好比明清易代之际的那段历史，即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还是有能人贤者，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通过不断地钻研和考证，还这段历史以真相。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明末沈万三的故事，传说他是巨贾大富，家有聚宝盆，甚至在他的老家，江苏省昆山市的周庄声名大噪。可是，经过史学家查证，原来沈万三在元朝末年就已经去世，并未活到明朝建立；还有，史籍中有关他在洪武年间的一些活动，纯属讹传。
而查证这个历史真相的能人贤者，就是当代公认的明清史大家——顾诚教授。顾老著文钩沉史料、严密考证，一度引起学术界瞩目。并于1984年创作了《明末农民战争史》，为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另辟实证蹊径；后于1997年再次创作了姐妹篇《南明史》。
有幸读完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南明史》，被顾老的史学造诣所折服。这部南明史，讲述了从“充满风云突变、波涛迭起”的公元1644年开始，向我们呈现了一卷“明崇祯”、“清顺治”、“李自成之大顺”，三个敌对政权一起逐鹿中原的历史画轴。
这套书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海寇”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将南明朱家朝廷的兴衰贯穿其中。还有一个主要脉络是强调历时二十年汉族和其他民族百姓，共同反抗满洲贵族的野蛮政权。只是遗憾，这场斗争最终以失败告终。
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南明政权内部矛盾重重，行政上倒行逆施，文武官员私心深重；而有才能之辈也是拥兵自重、各自为营；这些现象，严重分散和抵消了抗清力量，致使南明最终沉没在历史长河中。可以说，读这段历史，依然会令人扼腕叹息。
此书为顾老呕心力作，他在书中引用的“地方志”高达237部，以及其他古代典籍和档案资料也多达320多部，考订之细，同类著作无出其右，顾老运用可靠的史实，向我们重新描绘了明清易代的这段令人扼腕叹息的历史。
著名史学家秦晖曾如此评价这本书：“所谓十年磨一剑’，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已不足以形容本书的研著过程。”
那么，南明历史为何会令人扼腕叹息？它又是如何从“复明的希冀”里慢慢陨落？想要找到确切的答案，我们只能从书中一探究竟。
一、大顺军的历史一刻
公元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领导下的大顺军攻克北京，成为“大顺皇帝”。明崇祯帝朱由检自缢身亡，这也标志着明朝的覆亡。
此时的大顺政权和大西军是农民起义中的新兴势力，与明帝国一样为汉族主体。但是，他们在本质上尚未完成从农民思维上的蜕化，仍实行以打击官绅地主、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造成官绅地主与大顺政权势如水火。因此，这种局势，对大顺政权的稳固和发展是极度不利的。
按理说，李自成继承了明王朝的“遗产”，应该要避免重蹈覆辙。首先，要争取汉族各阶层的支持（因为从明中期开始，缙绅势力已成为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势力）；然后，加强对辽东清廷的防务部署。只有把这两方面的事务处理好了，大顺政权才能渐渐稳固。
但是，很可惜李自成并没有意识到这两点的重要性，一味的打击官绅地主，致使部分官绅倒戈叛逃，转投满清。
在军事部署上，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缺乏战略眼光。从万历年末开始，满清贵族军事力量日益崛起，成为明王朝十分棘手的问题，而李自成等农民军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与明清之间的抗战也是交织进行的。李自成本应在推翻明王朝的同时，转身就要迎战清军。
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李自成几乎没有意识到清军视他为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在清廷招降吴三桂后，攻破山海关，直取北京，连喘息的机会都不给李自成。
而山海关战役是明清之际，直接影响全国局势发展的一场关键性战役，对于推翻明朝后，是大顺朝廷还是清朝廷统治全国，关系重大。
因此，这场战役的意义标志着：一、大顺军的历史使命从此由推翻明王朝转变为抗清斗争；二、清廷统治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三、以吴三桂为倡导，在汉族官绅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拥清派。
大顺政权在驾驭明朝降将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从1644年到1645年，归附大顺的明朝旧将几乎毫无例外地叛变投敌，对整个局势的逆转影响巨大。可以说，李自成宽厚有余，警惕不足，任用刚刚投降过来的明将率领兵马独当一面，最终导致大顺政权致土崩瓦解，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但是，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大顺和大西农民军的联明抗清，南明政权绝对延续不了近二十年的时间。
二、弘光朝廷错失良机
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帝自尽的消息，很快传到因逃难泊居于淮安的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周王和恒王耳里，朱由崧和朱常淓也因此想到了这件事带给自己的影响。
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在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的领衔主导下，于1644年4月29日，福王朱由崧乘舟抵达南京城久燕子矶，众官绅皆前往朝见。文武百官朝见后商议立福王就任监国，遂颁谕天下。
朱由崧任监国后，他依照廷臣会推，任命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入阁办事；马士英加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衔，仍任凤阳总督。其他大臣和官员也一一做了安排，按史可法、高弘图、张慎言等人的意向，尽量让“正人”占据要津，从而使朝廷建立之始呈现一派新气象。
同年5月15日，朱由崧正式即皇帝位，改明年为弘光元年。然而，一度掌握拥立大权的史可法没能抓住这个稍纵即逝决定社稷安危大计的机会，定策之功落入军阀之手，弘光虽立，然无论他在朝辅政，还是在外督师，都改变不了武将胁制朝廷、无意进取的局面。
因此，顾老在书中说：“明后期的党争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它贯穿于万历以后整个的生活中，一直延续到南明。”
这种党争和内部矛盾不断激化，最可恨的是史可法“偷安一隅”的想法，妄想以和谈的方式与清廷联手对付大顺军，然后让弘光朝廷继续偷安于江左。所以，对于已降清的吴三桂不敢指斥，反而在给多尔衮的回信中以赞赏的口气说：“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
这封回信通篇流露出苟且偷安的心理，让收到回信的多尔衮打消了此前的试探心理，从而激涨了清廷统一全国的骄狂气焰。这封回信也反映了南明弘光朝廷当权的基本政策，而这种愚不可及的消极避战政策，也是加速弘光朝廷走向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证明，史可法和马士英都是政治庸人。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多尔衮等清廷决策人敢于在几个月时间里把几乎全部主力投入西北一隅，正是源于摸清了弘光朝廷的底细，最终利用汉族内部纷争各个击破的方法，让弘光朝廷就此覆亡。
三、隆武政权和永历朝廷的结束
清廷统治素以凶悍残忍著称，以及惯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极端做法，甚至一遇汉人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为婢。
努尔哈赤在辽东屠戮汉民，皇太极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屠杀抢掠，在许多地方志均有明确记载。就连乾隆时期的御用文人纪昀也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透露了他一家在清军屠刀下的遭遇。
因此，自弘光朝廷覆亡后，随着清廷的屠城惨剧不断上演，加上强迫汉民剃头改用满族衣制等行为；以及多尔衮把汉族官绅百姓的束发和服制，视为“逆命之寇”，并将不愿剃发的官民一律斩杀惩处。这种凶残暴行，在我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尽管清朝统治者一再标榜“满汉一体”，实则以征服者自居，奉行崇满歧汉政策。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此，面对清廷的暴政，各地官民自发组织抗清。
到了1645年6月，唐王朱聿键在一批文官武将的支持下，离开杭州前往福州就任监国，后即皇帝位，纪元从本年七月一日起改称隆武元年，以福州为临时首都，政府名为天兴府，以原福建布政使司作为行宫，这也是南明史上第二个政权，称为“隆武政权”。
隆武朝廷是在国内民族矛盾上升的形势下建立的，主要特点就是抗清复明。所以，与弘光朝廷“镇压农民起义”（平寇）不同，隆武朝廷改为“抗清”（御虏）为主。弘光朝廷让拥明势力终于认识到社稷存亡的主要威胁是满清，只是这个教训是惨痛的。
后来，由于内部官员的背叛行径和清军的战事紧逼，隆武帝被迫逃离福州，后于汀州遇难。时间为1646年八月，即顺治三年八月。
后由大学士何吾驺写信给肇庆当局另立新君，由生性懦弱的桂藩朱由榔任监国，后即皇帝位，改明年为永历元年。
这位新任的南明皇帝，自即位以来，一遇困难便闻风丧胆、自乱阵脚，最终逃亡缅甸以避乱。由于吴三桂向清廷请兵出征缅甸，迫使缅方交出永历皇帝，后被吴三桂用弓弦勒死。
自此，南明最后一帝烟消云散。
四、结语
顾诚教授在《南明史》中，运用可靠的考证，向我们呈现了一段真实的，令人扼腕的南明史，以及明清易代的残酷事实。书中还为我们呈现了诸多抗清名将，在南明这段历史中功败垂成的经过，比如：施琅、郑成功、张献忠、李定国等。
翻开此书，从“南明的灭亡，可以看透人性的荒唐”；以及“内斗就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的惨痛代价——鹬蚌相争，最终让满清坐收渔翁之利。
历史科学的万古长青，就是教导后来者“以古为镜”，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所谓读史明智，这部《南明史》，也让时髦了一阵的“史学危机论”从此休矣。
这部曾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的《南明史》，不仅是告诫后人要“以史为鉴”，同时也是提醒我们要从丰厚的历史遗产中汲取教训，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