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南下路上第一步

（1）

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和以谭平山为首的革命委员会是在八月四日动身的。尽管这两个机构刚成立不久，尽管所设置的岗位有些还得一个人兼任，但依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光工作人员就有六七百，再加上警卫部队和出发时请来的搬运民工，也就上了一两千人了。

八月的江西骄阳似火，特别是在午后。阳光炙烤着大地，白亮亮的一片，没有一丝儿风。除了热，什么感觉也没有。周恩来骑着一匹红棕色大马在队伍中穿行，由于热，他把袖管挽了起来。他的身后跟着两个警卫员，他们也都骑着马。

总部出发时，周恩来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在此之前，他一直很忙，待出发时，还在和周士第、聂荣臻进行交谈，要他们率二十五师在第二天出发作为断后部队，同时又和刚刚上任才两天的南昌市警备司令彭干臣进行交涉，要他负责联络正向南昌奔来的其他部队。

之后，又秘密会见了已转入地下的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要他领导省委在南昌坚持斗争。这样，就耽误了时间。所以，他带着警卫员紧赶慢赶，终于在午后赶上了总部。

警卫营长李鸣珂看见周恩来他们来了，马上迎了上去。李鸣珂叫了一声：“周主任！”周恩来向他点了一下头，问道：“部队怎么样？情绪还好吧？”李鸣珂说：“部队的情绪没有问题，只是……那些雇来的民工不怎么听招呼。”

“老百姓嘛，都自由散漫惯了，这需要我们多向他们解释。对他们说，跟我们一天，工钱会少不了他们的。”周恩来说。

“是的，我们一定遵照你的指示！”李鸣珂说。他是从叶挺部队中刚调过来的，原是叶挺二十四师教导大队警卫中队的中队长。由于他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毕业生，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中担任过政治部主任，所以他叫周恩来为“周主任”。

他们正说着话，周恩来的眼睛却盯向了别处。原来，他发现有个小战士挑着两捆枪，艰难地向他们走来，他马上问李鸣珂：“这是怎么回事？”

李鸣珂也没有搞懂，马上去问那个小战士。小战士看见李鸣珂，知道当官的来了，立刻说不出话来，呜呜地哭了。旁边一个战士替他回答：“他负责的那个民工把担子撂下跑了，他只得把担子挑着……”

“这是怎么搞的，真窝囊！”李鸣珂发火了。小战士一听，哭得更凶了。

李鸣珂对旁边那个战士说：“这件事你们班长知道吗？去把他叫来。”周恩来看见他们在那里说话，也走了过来。这时，那个去叫班长的战士又带来了一个小战士，他向李鸣珂说：“长官，这是我们班长。”

李鸣珂看见被带来的人个子矮矮的，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问道：“你就是班长？”那个小战士精神抖擞，他向李鸣珂敬了一个军礼，然后说：“报告长官，我就是班长。”

“叫什么名字？”李鸣珂像往常一样，习惯问别人的名字，但事后不一定全部记住，只是觉得这是例行公务的一种方式而已。

“我叫粟裕。”小个子班长回答道。

李鸣珂听见“粟裕”二字，觉得有些特别，于是认真地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小个子班长，见他个子虽小，但眼神却很有力量。仔细看来，他的额头和颧骨本不算高，但眼窝却陷得有些深，这就把额头与颧骨凸了出来。尤其刺眼的是那对眉毛，短短的两点，很像毛笔在眼窝上方轻轻地点了一个“八”字。

“你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吗？”李鸣珂问粟裕。

“他负责看管的民工说去方便一下，就没有回来。这件事他报告了我，我和他去找，没有找着，八成是跑了。我只好把他的枪和子弹带背着，让他挑着民工的担子。”粟裕不慌不忙地说，一点没有胆怯的样子。

这时，李鸣珂发现，在粟裕的身上，的确背着两支枪，子弹带也是两副，估计这重量也不轻。这时，周恩来走到粟裕身边，他拍着粟裕的肩膀说：“小同志，警卫班的工作很辛苦嘛，你这样做是不行的，你能多背一个人的枪和子弹，但不能背很多人的呢，还得给战士们说，多和民工们解释，我们不会少了他们的工钱！”

粟裕见说话的这个人很面熟，浓浓的眉毛下有一双明亮的大眼，讲起话来亲切、和善，估计一定是个大官，于是马上立正敬礼：“请长官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不要叫长官，以后官兵平等，应该叫同志。”周恩来笑着说。

李鸣珂介绍道：“这是我们总部的周书记。”

粟裕马上说：“周书记好！”

“我叫周恩来，以后你们有什么困难，就找你们这位李营长，办不到的，我们再共同想办法。”周恩来和善地说。

粟裕恍然大悟，原来是周恩来呀！对啦，他在叶挺部队时听过周恩来作报告，只是距离太远，看不清楚，但声音却是很熟悉的。

“谢谢长官！”粟裕马上立正行礼。

周恩来笑着跨上了马：“看来一时还难改口呀！”

粟裕也笑了，马上说：“谢谢周书记！”

“好了，再见！”周恩来说着，冲粟裕一笑，然后扬鞭而去。瞬间，四匹马奔驰起来，越过了一道土丘，消失在茫茫的世界里。烈日下，马蹄腾起的尘土却久久悬浮在空中，分外耀眼。

（2）

太阳快落山时，总部也该找个地方宿营了。

经过一天的急行军，周恩来感到很疲劳。但是，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沿途所看见的一切，让他触目惊心。他得马上找人开会，研究对策。

原来许多战士因酷暑倒下，生病的不少，这样脱队的就很多。更其重要的是，从南昌带走的那些迫击炮，却被无端地丢在路边，抬炮的人却不知去向。沿途，落在地上的子弹，简直就是不计其数。一挑挑的担子，被放在路边，挑夫也不知去向。

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战端一起，该怎么去应付打仗？这让从来还没有带过兵的周恩来十分忧心。原来以为，离开南昌后，只是走走路，一切都很顺利。哪知天气炎热，就把部队折磨成这样。如果敌人再来个前追后堵，那肯定就是必败无疑了。

此时，随总部的警卫营已进入进贤县境内。暮霭下，在一个小村庄里，许多人就在村边扯起了帐篷。参谋团在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参谋长刘伯承在马灯下正拿着笔在一张地图上画着。他长着一张朴实的面孔，国字脸，小眼睛，本来也算英俊，但右眼却呆滞无光，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假眼。

地图上是密密麻麻的地名，在“抚州、会昌、寻乌、大埔、潮州、汕头”这些地名上，都被刘伯承圈上了。如果把这几个地名连成一根线，那就是一条明晰的路线。

可是，刘伯承没有去连，他在这些圈上好像在预算着什么，同时又有些犹豫不决的样子。他好像在算，暴动部队经过这些地方，会有多少敌军，怎么应战。当然，还有没有其它原因，就只有他知道了。

当看见周恩来进来，刘伯承不自觉地站起来，叫道：“周书记，你来了。我正在想，从寻乌到大埔，基本上没有什么地名，这说明这些地方都是无人区，显然是高山峻岭，大部队能通得过吗？”

“其他还有路吗？”周恩来问了一句。

“如果到了寻乌，就只有翻山了！”刘伯承说，“那时许多淄重怎么带，还有伤员。”

“是的，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周恩来说。

“如果从瑞金往东边的福建走，倒是有一条路，不过路程明显加长，也需要翻山，只是沿途村镇极多，说明人口稠密，并不险峻。”刘伯承说，“但要到潮汕，得经过汀州、上杭，路就更远了。不过……”

“不过什么？”周恩来认真在听，马上被刘伯承突然中断的话题所吸引，以为还有更糟糕的事情。但是刘伯承却说：“不过，这里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利用汀江、韩江到梅江，沿途坐船，时间虽慢，却省了许多力气。”

“这个建议很重要，我们可以作为备选方案！”周恩来马上说，然后他叫警卫员去通知前敌委员会几个领导来开会，他们是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

（3）

参谋团的参谋长刘伯承，原来是从四川转移到武汉的最后一位共产党高级军官。他到达武汉时已经是六月，被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但此时“国共合作”已经快到尽头，对刘伯承的任命只是一个任命而已，并没有让他去带兵。小道的信息是说，让他休息几天就去那个十五军。

此时，周恩来也正在按共产国际的指示组建新的革命军，所以就把刘伯承纳入了带兵的备用名单中。这样，他就无需再到国民党的部队去，于是党组织就把他暗暗“藏”了起来，还向国民政府请了假，并在武汉《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声明。这样，他就在武汉公众的视线中暂时消失了。

刘伯承来到武汉，已经是三十五岁的人了，在这之前，他在川中已经是名将。也就是说，他经历了比较复杂的人生，并干出过惊天动地的事情。在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中，他参加过“讨袁”。

为了接应云南蔡锷的护国军入川，他组织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在攻打酆都城的战斗中，他连中两弹，身负重伤。原来子弹打伤了他的眼睛，险些丧命。这两弹的结果是，一弹擦伤头颅顶部，另一弹从右太阳穴射入，穿透右眼而出。

按理说，这种受伤一般人必死无疑，但刘伯承却奇迹般的活下来了。由于缺医少药，受伤后，他经受了无数次的痛苦。那时，各地又都在悬赏追捕护国军将士，刘伯承只好躲起来养伤，直到风声过了，才去就医。他是四川万县人，几经辗转，才来到医疗条件好的重庆。在临江门外一处德国人开的诊所中，他接受了手术治疗。

医生沃克在动手术时，为了不影响大脑神经，决定不给刘伯承打麻药。刘伯承知道后，不怕疼痛坚决支持。但是，真要做起来，却有些难。沃克的每一刀，都在刘伯承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钻心的疼痛，让他把牙咬得紧紧的，同时也捏紧了两个拳头。每一刀，都像是翻过一座高山。最后手术完了，刘伯承的手心全是汗水，但他很清醒，居然数着，一共七十二刀。

在北伐军进攻武昌时，刘伯承也在四川遥相呼应。在共产党人杨闇公、朱德积极参与下，他们共同策划了由刘伯承任总指挥的泸州起义。但是，泸州很快就被包围，刘伯承实行城市保卫战，坚持了五个多月，最后只得撤离。由于一路被追杀，只得绕道从陕南辗转武汉，这就耽误了时间。

南昌暴动前，共产党人没有独立领导过武装斗争，所以对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来说，是个比较困难的事情。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具有实战经验，又有大规模兵暴作战的指挥者来做他军事上的助手。这样，刘伯承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在南下途中，刘伯承所在的参谋团实际上是整个军事的统帅部。作为参谋长的刘伯承，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军事总谋划人。现在他提出了行军路线的问题，也就不得不引起周恩来的重视。毕竟，周恩来才是最终决策人。

（5）

除革命委员会主席谭平山未到，其他委员全到了。于是，周恩来宣布会议开始。他把自己所看到的现象向会议做了通报，其他几个委员也把自己了解的情况说了出来。保卫局长李立三在做记录。

周恩来说：“自从我们离开南昌后，情况有些不妙，部队在行进中很不理想，这样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接着他把所见到的现象，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恽代英站起来发言，他剃着光头，戴着眼镜，个子不高，声音却很洪亮：“部队造成这种不良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的宣传不力，没有多少人知道我们南下干什么，这样就造成了许多人没有信心！”

“我认为，这是其次。天气炎热，也是一个原因。在烈日下行军，又带那么多辎重，岂有不先顾命再说，这样就造成了我们看见的局面。”这是彭湃在发言，他是著名的广东农民大王，对自然气候很敏感。

恽代英是搞宣传工作的，他继续说：“部队政治宣传与政治动员很重要，我建议，在适当的地方，对部队进行一次整编教育。”

只有保卫局长李立三没发言，但是他写的报告却留到现在，使我们看到了当初革命的第一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它的确是要经风雨，见世面，犹如大浪淘沙，冲走的是泥土，留下的是金子！

关于南下路上的第一步，李立三后来向临时中央写过一个报告，较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李立三的报告所述如下：

“八月三日至五日，军队先后离开南昌，向临川（抚州）前进。时天气极热，沿途多系山路，每日行六十里，实际多至百里。兵士负担极重，每人背二百五十发至三百发子弹，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因无民工）。沿途全无农民支援，加以反动派宣传的影响（杨如轩事先通电各县，说我们是北军实行共妻共产），沿途农民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士兵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军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组织，病者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兵士全不明此次起义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走极多。仅行军数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追击炮几乎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八一革命的意义，不但是没有深入群众，就是两军的士兵亦不明白。”

（6）

一天后，总部已经到了进贤县的李家渡地界，并决定在这里宿营。

这李家渡，与蔡廷锴叛逃的那个地方相距只有十几里。

在一片平坦的河滩上，到处都是人，一时间，人喊马嘶。

许多人坐下来就不想走了，因为太累了，脚上又打起了泡。

有的人抱怨自己的负荷太重，于是就把一些衣服和鞋子甩了出来。瞬间，就堆了一大堆。有的人说，这些东西不能留给反动派，该想个办法，于是就有人提议干脆把它烧了。

主意一出，没人表示反对。于是一股股青烟从衣堆里冒了出来，然后冉冉地升上了天空。

周恩来刚巡视回来，正在寻找总部在那里，有人告诉他，在前面那个高坡上。周恩来一看，高坡上的确坐了很多人。待走近一看，革命委员会主席谭平山正在和一些人聊天，他看见周恩来到了，马上冲他点了点头。

周恩来问：“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到齐了没有？”

此时，谭平山正在给大家讲《水浒》故事，他含糊地回答道：“差不多了吧！”

谭平山是个高个子，有一张正方形的国字脸，看起来还算英武，只是眼睛小了一点，令人不禁遗憾，但浓浓的眉毛和那往上翘的八字胡却弥补了这一不足。

谭平山是一个急性子人，一遇到不顺心的事他就会暴跳如雷。此时他随口应付了周恩来一句，其实他也没搞清楚究竟人到齐了没有，于是他对旁边坐着的秘书长吴玉章说：“老吴同志，你清点一下吧！”

吴玉章也是一个高个子，其长相与谭平山恰恰相反，瓜子脸、大眼睛、高鼻梁。吴玉章是个老同志，此时已经四十多岁，从他随手摸出一个小本子来看，显然这是一个细心的人。不一会儿，他就对周恩来说：“农工委员会主席张国焘还没到。”

（7）

被任命为农工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此时正在贺龙的军帐里逗留。

贺龙的二十军与总部同行，但相距却有好几里路。二十军只有两个师，第一师师长贺炳炎在前开路，第二师师长秦光远在后跟进，而总部就在这两个师的中间。贺龙率领军部人员紧随总部之后，其队伍也很庞大，除了警卫营、特务营，马夫、轿夫就一大群，厨师也有中餐、西餐两个班子。

离开南昌后，张国焘本来是和革命委员会在一起的，但由于身体发胖，长途行军就显得有些吃力，于是走着走着就掉队了。后来遇到了贺龙，贺龙就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而他却坐起轿子来。高级军官坐轿子在当时的军队里很流行，在国民党的北伐军中也不例外，他们一般准备两套交通工具，一套是轿子，一套是战马。闲时坐轿，战时骑马。

贺龙的军营距那个烧衣物的河滩很远，是刚刚搭起的几顶帐篷。帐篷还没有搭完，饭已经做好了。这种速度几乎使张国焘难以预料。但在贺龙的军营里，无论是在湘西还是在北伐前线河南，他们都一直保持这种速度。

既然饭已经好了，张国焘就被贺龙强行留下来一起用饭。

几杯酒下肚，张国焘的话也多起来。以前他对贺龙并不熟悉，在他的眼里，贺龙不过是个小军阀而已。今天一接触，更证实了他的看法。贺龙军部的阵容是，轿子由八个人抬着，其他人紧跟其后，有骑马的，有步行的，就那个前呼后拥的架势，足可以说是个军阀。

张国焘更看不惯贺龙开小灶，连厨师都是中西两班人马。他认为共产党的军队不应该是这样，而应该像苏联红军那样官兵平等，不然我们革命干什么呢？

但是现在大酒大肉端上来了，张国焘却顾不得这些了，因为他的肚子确实饿了，所以就不客气的干起杯来。俗话说，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软，尽管张国焘对贺龙心存芥蒂，在此时此刻，还是得说几句恭维话给贺龙听听。

帐篷里用餐的还有一人，他是一个外国人。蓝眼睛，深眼窝，高鼻梁，白皮肤，亚麻色头发，外国人有的特征，他都有。所不同的是，他有一脸的络腮胡。此时，他正在吃西餐，一手用刀，一手用叉。本来吃饭是很轻松的事，结果被他这一弄，好像是在劳动，而且还有些手忙脚乱。

他就是那个苏联军事顾问库马宁，中国名字叫纪功。由于没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他也就只好呆在贺龙军中，现在和张国焘坐在一起了，张国焘口袋里就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可是要他马上离开部队，已经晚了，到了潮汕再说吧，总不可能把他丢在这荒郊野岭吧。

其实，这只是张国焘一人的感觉。关于纪功走不走的问题，他是没有权力去安排的。这中间还有个国际的问题。按照组织原则，库马宁本人没有接到通知，他是不敢擅离职守的。在贺龙军中，他就只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就是得把军事顾问的担子担起来，该出谋划策时还得出谋划策，至于哪一天接到通知说不干了，他就立马走人。

此时张国焘三杯酒下肚，头有些晕。而贺龙呢倒是很轻松，他不停地给张国焘敬酒。显然，他的心思没有张国焘那么多，他只是觉得，张国焘是共产党中的大领导，来到他这里做客，是一种荣幸，不能怠慢他，以后还得仰仗他呢。

在共产党中，贺龙还不是党员，内部有什么具体的“规矩”他还不清楚。虽然以前他和周逸群接触得多，但共产党内部怎么操作，他是不清楚的。他觉得，可能和他曾经加入的同盟会，或者“袍哥”组织差不多吧，或许这里面的规矩可能更多。因此，他希望能通过张国焘多了解一些，以后也要加入进去。毕竟，张国焘的职位比周逸群高，知道的事情应该很多，所以对张国焘要格外热情些。

张国焘以前到过苏俄，还见过列宁，多少懂得几句俄语。因此，时不时地会和这位军事顾问纪功攀上几句。张国焘用俄语问道：“能喝一杯吗？”

纪功很惊讶地看着他，然后用俄语说：“你居然会我们的话？”

张国焘笑笑，说：“会一点！”然后拿起杯子向纪功比试，问道：“你能不能喝呀！”

纪功却说：“我这里有葡萄酒！”说完，从地上拿起一个酒瓶来。

他们就开始了对饮。这时，卫兵进来报告，说总部来人请张国焘回去。

刚刚喝下的几杯酒还在肚里燃烧，兔子肉还在嘴中咀嚼，就有人来叫走，这使张国焘有些不痛快，但作为领导，这是没办法的事，不痛快还不能表露出来，不痛快还是要去。

张国焘向贺龙打了一个招呼，就算告别了。然后跟着来人走出帐篷。贺龙马上吩咐：“给张主席牵马，就我骑的那匹！”

结果，当张国焘走出帐篷，才发现，还是那个李鸣珂，带着几个人，他们骑着马，背着枪，向张主席敬了一个礼。这时，马夫已经给张国焘牵来了贺龙骑的那头枣红色战马，几个人把他扶了上去。然后，一溜烟就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中。

（8）

随着卫队长李鸣珂的引路，张国焘被带到了一个土坡下面。此时天已经黑了，只见前面有个人影一动不动，原来是周恩来站在那里不停地吸着烟。烟头在嘴边忽明忽暗地闪烁，而他的眼睛却茫然地望着远方，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他听到报告张国焘来了，马上把头转了过来，第一句就很急切：“特立同志，我们可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听说蔡廷锴的部队全部叛逃了！”

“不会吧，那里面有我们的人呢，你是听谁说的，消息可靠吗？”张国焘听后心里也是一惊，但竭力镇定着，不想让自己的惊慌被旁人觉察出。他知道，作为领导，得有大将风度，即使泰山崩于前，也应面不改色心不跳。但是蔡廷锴这个师一走，怎么也不能使心里平静下来，看来这大将不是那么好当的。他俩都知道，蔡廷锴的部队有多么重要，一个响当当硬邦邦的主力师呀！

在此次南下的行动中，或者说在此次暴动中，张国焘和周恩来算是共产党内的最高领导，一切重大决策他都是举过手的，包括收编蔡廷锴的部队。现在听说蔡廷锴的部队集体叛逃，张国焘多少有些吃惊，这也是可以想象的。从决策成败的角度来看，他是多么不希望这种结果发生呀！这就像一个炮手，刚学会打炮，可第一炮就炸膛了，还差点儿把自己炸着，真让他觉得晦气十足。

“是李立三的保卫局来报告的，他们在途中遇见了被蔡廷锴驱逐出来的同志。”周恩来说。他一向是很谨慎的人，力求做事皆尽其所能，尽善尽美，但蔡廷锴的“叛逃”给他的打击很大，使他一时缓不过劲来。

惭愧、悔恨交织在一起，像两根绳索分别缠绕着周恩来，使他透不过气来。他知道，蔡廷锴师一走，部队就少了四分之一。尤其重要的是这个事情所产生的后果，如果消息一旦走漏出去，整个部队会发生什么？这，周恩来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还会出现第二支叛逃，甚至第三支。这样，到不了广东，他们就得散伙，这不成了笑话了吗？

“我早就说过，这蔡廷锴不是和我们一路人，希望谨慎对待，你们却不听。怎么样？出问题了吧。”张国焘在抱怨中有几分幸灾乐祸，他想起中央派他来本是想制止这场暴动，但大家都不听他的，还群起而攻他，使他非常难堪。现在机会来了，他得借助这件事情出出气。当然，蔡廷锴的叛逃他也要承担责任，那是后话，先通过眼前这件事治治这帮家伙再说。

“这事全怪我，太相信叶挺的话了。”周恩来自责道。原来，关于蔡廷锴的问题，有人并不信任他，贺龙就提出过异议，主张把他的军队进行混编，可是叶挺说，这样做反而不好，会逼走蔡廷锴的。这事让周恩来决定，周恩来信任叶挺，也觉得是这么个理，于是就没有做有效的防范。这样，历史就给他们开了一个致命的玩笑。

“看来，革命队伍里是不能讲私情的，该清洗还得清洗！”张国焘在高兴之余，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冒出了这么一句。这句话虽是脱口而出的，好像不算什么数，却也反映了他搞“扩大化”的一贯理念，这在以后的岁月里会得到证实。

（9）

夏天也有凉爽的时候，那是在破晓时分。

此时，烦闷的暑气早已褪尽，而地下的温度却在上升，当它们接近地面时，正遇上一股冷空气，于是，露珠就这样产生了。

东方正在泛白，有人就把牛角冲锋号吹响了，而此时悬挂在军帐前面的那颗灯笼却还亮着，站岗的士兵们正在一个劲地点头，因为他们实在疲倦极了，但又不敢离开自己的岗位，也就身不由己的打起盹来。

一声长长的鸣叫马上把哨兵们从似睡非睡的状态下拉了回来，就像脖子上滴了一点凉水似的，一个机灵马上立正。接着，就听见了杂沓的脚步声，不一会儿，已经是人欢马叫了。

这是贺龙的军营，天刚亮他们就要开拔了。

当牛角冲锋号响第二次的时候，贺龙已经精神焕发地从军帐中走了出来，然后跨上了他的那匹枣红色战马。此马是在湘西就跟定了他的，以前是湘西军阀陈渠珍的坐骑，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之后，就随他南征北战，到过河南，穿过湖北，现在又到了江西。这匹马昨天还被张国焘骑过，今天却又在主人的胯下了。

一阵鸟铳响了，贺龙正要宣布出发，却有一匹快马“得得”地向他奔来。在贺龙的军营里有许多旧俗，这主要源自古老的湘西。队伍出发时，要放一串鸟铳，名曰“辟邪”。快马跑到贺龙面前，贺龙一看，原来是第二师师长秦光远。秦光远虽然是个师长，但比贺龙大六岁，而且还拜过把子，因此他们之间一直以兄弟相称。秦光远奔向贺龙，悄悄对他说：“文常，陈浴新和第五团一直没有跟上来！”

贺龙一听，心里“咯噔”了一下，他知道事情坏了，准是陈浴新这小子把第五团带走了。他愤愤地骂道：“这个龟儿子，他本来就不是和我们在一个灶上供饭的人！”

“又是一个姓陈的背叛了我们！”秦光远不无愤慨地说。他说的这个姓陈的，叫陈图南，是陈浴新的前任参谋长，还是贺龙在湘西时参加孙中山中华革命党的介绍人。但是，后来却背叛了他。

今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贺龙部队也出现了骚动。参谋长陈图南以闹饷为名，准备杀了贺龙后带着部队去投蒋。结果有人提前报告了贺龙，贺龙马上枪毙了陈图南。由此，贺龙军中就一直没了参谋长。

（10）

在第二次北伐河南回到武汉后，独立第十五师被扩编为暂编二十军，作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唐生智，就把陈浴新派到贺龙身边做了军参谋长。其实，这是唐生智安插在贺龙身边的一个耳目。贺龙部有什么异动，陈浴新都是想方设法去报告唐生智。现在，南昌暴动这么大的事，他不可能无动于衷。

陈浴新与贺龙以前并不认识。贺龙的部队最先是在湘西崛起的“土匪”武装，在湘、川、黔各路军阀的角逐中，贺龙一直是被争取的对象。于是，他就从支队长、旅长、师长做到了湘西灃州镇守使。

加入唐生智阵营之前，贺龙不过是角逐于湘、川、黔各军阀间的一个师长，或者说一个不大不小的中间力量。由于他向往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并加入过中华革命党，所以他一直想把自己的队伍发展成为革命的力量，但是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在军阀间“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中，贺龙曾历经艰险，三起三落，后来终于在四川革命党人熊克武的旗帜下站住了脚跟，再后来便被编入了唐生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的序列。

说起这个陈浴新，此时他正在回往南昌的路上。他看见贺龙是铁了心要跟共产党往南边走，知道自己是无力劝阻的，所以就选择了“溜”这条路。他知道，如果去劝阻，搞不好，就和陈图南一样。所以他选择，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陈浴新早年还参加过辛亥革命，并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应该比贺龙的资历还要深。但是，此人城府很深，不多言不多语的，让人感觉他是那种默默无闻埋头做事的老实人。但实际呢，却不是那么回事。他到二十军做参谋长是另有他图，当然不能在贺龙面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因此就只能少说话多做事。

在军阀角逐中成长起来的陈浴新深深地知道，许多人的突然被杀并非是无端的，而是多数都是自己的嘴巴出卖了自己。所以，在贺龙的军队里，他只有“少说话多做事”才能保存自己。只有保存了自己，才能发现贺龙有无异动，然后把情况及时上报给顶头上司唐生智，这样才不辱使命。

南昌暴动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军事行动，用江湖上的话来说，这叫更换门面，但对陈浴新来说，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但是自己作为参谋长，军长贺龙要做的事，他是无能为力的。他所能做的，只有把这一重大行动赶快报告给第四集团军司令唐生智。可一直在贺龙身边，又怎么抽得了身去报告呢？在从九江到南昌的南浔路上不能去报告，在南昌城举事时更是脱不开身不能去报告！看来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就是趁机会“溜”。

从九江到南昌这段日子，特别是南昌暴动这几天，对陈浴新来说是特别难受的。他既要应付贺龙给他安排的工作，还得表现出自己没有意见，还得忍受内心的痛苦，还得装着什么事也没有，甚至有时还得向贺龙表示一下自己对共产党的“敬仰”与“仰慕”。总之，就像戏台上演戏一样，必须得真，否则就会掉脑袋。但是，在骨子里陈浴新却打着随时逃离的准备。

一连串的急行军，加上天气炎热，许多人已疲于奔命，还产生逃亡、疾病与哄抢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陈浴新觉得再待下去，就没有必要了。和蔡廷锴一样，得找个机会溜走。他看见五团情绪波动很大，于是就在贺龙面前主动请缨，说是去做做工作，这样就一去不复返了。

“叛逃”一词是可耻的，但是这对陈浴新来说是一种解脱。在那个战乱不断的年代里，只要能保存自己，什么办法都得用。陈浴新认为，“叛逃”这个词谁都可以用，从贺龙的角度来说，的确是叛逃，但是就陈浴新角度而言，贺龙的行径才是真正的“叛逃”，而他这只能算“归队”，有些像迷途知返。所以，当他把第五团的七百多人枪带回南昌后，还专程去了武汉，向汉口报社公开声明了自己的立场，然后回湖南老家去了。

（11）

部队还没有到达抚州，周恩来就接到了两处大的“叛逃”消息，这让他简直感到猝不及防。第一处是蔡廷锴带着一个师走了，第二处是贺龙的参谋长陈浴新带着一个团走了，其他部队还有没有这种情况，目前还不知道。

至于中暑的、拉稀的、喝水中毒的、买不到食物饿倒路边的、害怕吃苦中途悄悄溜走的，简直就不计其数。特别是那些没有共产党员的连队，就像泥笆墙遇到了洪水，只有土崩瓦解的份。

怎么办呢？只有找个地方进行整顿，这样才能有希望走到潮汕地区。不然，还会出大问题。他找到张国焘、谭平山商议，于是三人决定，在抚州宿营，然后整顿部队。

据后来发现统计，除了蔡廷锴和陈浴新，当时“叛逃”的还有叶挺二十四师一个姓张的参谋处长。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八月就曾登载了有张发奎给武汉政府的八月五日微电称：

本军二十四师张参谋处长由南昌逃回，据称叛军计划五号由南昌开拔完毕，向抚州逃窜，限十六日到寻邬集中，向潮梅入寇，进取广州等语，请即电转知李任潮、黄绍竑，严密防堵。

陈浴新和张参谋处长叛逃后，即分别从南昌到九江，然后到武汉。

北京的《晨报》、《世界日报》和天津《泰晤士报》、大连《满洲报》在那几天里都登载了这些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