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追赶队伍的人

（1）

却说在黄石与武昌警卫团分别的那九艘教导团的船只，八月四日中午刚到九江，就被来自四面八方的枪口控制了起来。

船还没有靠岸，四周全是各式各样的船一拥而来。有一艘船跑得最快，上面有一个人拿着纸筒卷起的喇叭高声警告：“再往前走，就要开枪了”。这时，船上的人才警觉起来，马上向外张望。

一会儿工夫，教导团的一艘轮船八艘木船，全被围了起来，到处都是黑洞洞的枪口，还有机枪也对准了他们。要跑，肯定是跑不掉了。周围拿枪的那么多，而且全在他们的射程之内。

一切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下，谁敢轻举妄动，就是第一个活靶子。控制这几艘船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个一向兵多气粗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此时，他屯兵九江，正在等待汪精卫的下一步命令。是东征讨蒋，还是南下广东，他一味听汪精卫的。

在张发奎的骨子里，一直认为国民革命的成功非汪精卫莫属。张发奎把汪精卫当做心中崇拜的偶像，他认为汪精卫是革命的精英，党国的希望！所以在汪精卫面前，他一向都唯唯诺诺，言听计从。

听说武昌警卫团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船已到九江，张发奎马上下令先扣起来再说。他知道，这两个地方的共产分子，那是很多的。现在共产党在南昌实施“兵变”，与武汉中央分庭抗争，还带走了他那么多人马，他怎么会轻易放过他们？

遗憾的是武昌警卫团没有来，他们在黄石附近就上岸了，这让张发奎有些失望。但没关系，现在教导团却在他手中，他要对教导团中的共产分子开刀，以报被周士第在马回岭对他“缴械”之仇。在他的嘴里，只听见一句地道的广东话：“丢那妈，这班契弟！咸家铲！”这句话的意思是，妈的，这些家伙，都该死！

一想起他的部队被叶挺、贺龙带走了一半，他就憎恨共产党。一憎恨共产党，他就对有共产党嫌疑存在的教导团心存戒惧，所以一定不会放过他们。他认为，这些人一旦在九江再来一次“兵变”，那他张发奎就永远也别想爬起来。所以说，缴他们的枪，那是必须的！

（2）

张发奎在广东出发北伐时，还是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那时，他们的第四军被分成了两股人马。第十师、第十二师参加北伐，第十一师、第十三师留守广州。参加北伐的由副军长陈可钰带着，称为前方第四军，留守广州的，由军长李济深坐镇，称为后方第四军。

第四军的前身是粤军第一师，在孙中山时代被称为建国粤军，师长李济深却是广西苍梧人，但他一直在广东任职，属于典型的粤系军阀。在北伐前夕，李济深已升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广东省主席、第八路军总指挥，但是他还兼着第四军军长，所以在广州他必须留下一半的四军部队，这可是他的嫡系，不能轻易出手。

至于张发奎出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那是后来的事。那是战事越打越大，战果越打越多，部队需要扩编。这样在原来“师”的基础上，就扩充为军，后来又在军的基础上，扩充为方面军。事情正是这样，在攻下汀泗桥和贺胜桥后，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升为第四军，由他任军长。在攻下武昌、汉口、汉阳后，第四军升为第二方面军，由他任总指挥。

一路升迁，让张发奎如上云梯，因此就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这样就养成了一种“养尊处优”的习惯。在战场上，他像一头凶猛的狮子，见谁谁就得倒霉，不是被一口吞掉，就是被咬得遍体鳞伤。在休战时，也是趾高气扬，像一头“为我独尊”的睡狮，谁敢触弄它一下，那是要倒霉的。

当然，只有一个人他不敢怎么样，那就是汪精卫。他认为，没有汪主席的支持，他张发奎什么都不是。其实，张发奎的发迹，不是靠他的汪主席，而是靠他的自身的悟性。他看见共产党人不怕死，能吃苦，就无条件的接纳。他觉得这是一股打不败的力量，他得利用这种力量，这样军队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至于他们信仰什么，那是无关紧要的。

在部队里。他把共产党人像掺沙子似的掺杂在各个连队，让他们只对打仗起骨干作用，而不能聚集起来成为一种力量。他知道，这些共产分子是十分危险的，他们是要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谁压迫他们，就得反抗谁。所以对他们的利用，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否则将惹火烧身。

这一年多来，张发奎对共产党人在他的军队里，是处于一种矛盾心理。不用，军队没有战斗力；用，又有一定风险。为了前程，他张发奎必须建功立业。要建功立业，他必须要到战场上去厮杀。要现场厮杀，就得有不要命的人往前冲。这是一个长长的逻辑链条，缺一环都不行。所以，只有用这些不要命的共产分子，才有建功立业的希望！

在蒋介石大力“清共”时，张发奎还不断在“吸共”，他就像一块“吃水”的海绵，表面上看起来不动声色，但私下里却浸饱了水分。共产党有多少来多少，反正是骨头架子大需要肌肉来充实。但是，有人提醒过他，对共产党要格外小心，他却不以为然，只当耳旁风。他的观点是，只要大家都是“哥佬”，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说的“哥佬”，就是“广东老乡”的意思，相当于四川人说的“哥们儿”。

（3）

但他根本没想到，叶挺这个“哥佬”会背叛他，还有那个蔡廷锴，这也是一个“哥佬”。看来这政治信仰呀，党派组织呀，可能比“哥佬”更邪乎。

此时，张发奎想到他在德安车站的尴尬来。这又是一个“哥佬”背叛了他。这就是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在那个四川人聂荣臻的穿凿下，居然把他的两个团又一个连给带走了。张发奎一得到消息，马上坐火车去追，结果被人家缴了械，连那架望远镜都不放过。如果不是派专人去要，也许就被周士第挂在脖子上了。

现在，被改编成教导团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们送进了他的口中，他怎么会轻易放过呢？根据中国人“一报还一报”的传统观念，这就是他报复的机会到了，于是对教导团也来个“缴械”，那才合情合理。他知道，这里面的共产分子忒多，可以说是“老巢”。如果不缴械，那就是放着一枚炸弹在身边睡觉，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简直不知道。

（4）

以陈毅为首的教导团中共支部，在知道被扣的消息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很想扒开人群，上岸去亲自问张发奎，凭什么要扣我们的船？凭什么要缴我们的枪？但秘密党员的身份迫使他必须放弃这一想法。枪打出头鸟，在这种时候不能去出风头，要镇静，否则会给党带来损失。

九艘船被扣了起来，而且还要缴枪，这让团长侯连瀛也很茫然。他找来一艘小船，带着副团长杨澍松，参谋长季方，还有几个贴身卫士，上岸去与张发奎交涉。

侯连瀛见到张发奎后，算是把陈毅想说的话说了出来。他首先第一句就问：“张总指挥，你为什么不让我们上岸，还要缴我们的枪？”张发奎听见这种质问并不生气，而是很和气地对这位曾是军校教育长的人让了坐，然后大谈共产党的坏处，说如果不缴枪，共产党就要“造反”。并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侯连瀛不是共产党员，他也不知道里面谁是共产党员，而且当这个团长也是迫不得已。既然张发奎要“清共”，他就“借坡下驴”了，于是就提出辞职不干了，还把枪交了出来。季方也提出辞掉参谋长一职，并交出了枪。杨澍松正要掏枪，却被张发奎拦住了。

杨澍松不是共产党员，他要回广东去。他们俩人都不干了，那团长一职肯定落在他身上。他不想惹麻烦。他要去找李济深，以前在黄埔军校干，现在还去干。这个团长要带兵打仗，他没这个本事。何况，这里面还有很多共产党，对他来说，同样是个麻烦。

在江心被困了几个小时的陈毅，派人到处串联，通知各小组注意，不要轻举妄动，一切行动听支部的安排。他和四川老乡叶镛、欧阳毅悄悄商议，看张发奎下一步该怎么走。

现在这么多人，要吃要喝，在船上呆着也不是个事儿。再就是，一旦上岸，得找机会逃出去，这是针对于已经暴露的人，包括他自己。所以，在船上，他也得考虑下一步棋该怎么走的问题。

杨澍松也不干了，谁来当这个团长呢？张发奎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一个适当的人，于是找来参谋长谢膺白，要他暂时兼任一下，待有合适的人时，再来替换。谢膺白是个年龄比张发奎还大的广东人，他在心里也看不惯共产党那一套，但是命令也下，他也就只好接受。

（5）

终于，教导团被带到了岸上。在一个宽敞的操场上，这里早就准备好了缴枪仪式。四周黑洞洞的枪口到处密布，在显眼的地方还修筑了机枪阵地。当大家把枪放到操场上，站回到原位时，就听一个教官似的声音高声喊道：“各就各位，立正，向前看，稍息！”这是刚任团长的谢膺白，他接着说：“下面请张总指挥训话！”

这时，张发奎在几个随从的簇拥下，精神抖擞的来到了操场。台子前面马上也密布了很多荷枪实弹的卫兵，他们立即分距离站开。接着，张发奎和他的随从们都站到了台上。张发奎没有一点笑脸，他开口就是：“南昌那班契弟，带走我许多人，丢那妈，咸家铲！”

张发奎的表情和他的开场白，使当时的气氛很紧张。再看看四周黑洞洞的枪口，的确有些像在大屠杀之前的征兆。这就给台下的陈毅一个初步的判断，他不会轻易放过教导团。按照四川人的说法，不死也得脱三层皮。

此时，张发奎怎么想。他看见下面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心里正在盘算着一笔账。下面可是一千多人，而且许多人都是会玩笔杆子的，如果要把他们捏成粉末，那是一瞬间的事。但是，他不想这样做。他要扩充实力，要“变废为宝”。所以，必须要给这些人一个“下马威”。

在台上，张发奎骂够了贺龙，又开始骂叶挺，骂够了叶挺，又开始骂周士第，接着又骂蔡廷锴那个契弟，再最后，总结为都是“咸家铲”。奇怪的是，他对“共产党”三个字一个也没提。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张发奎的高明之处。他知道，凡事得留后路。共产党可是一大帮子人，他不能在公开场合诋毁。再说，昔日用共产党，现在又公开骂，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骂完之后，张发奎马上说：“教导团是我下的命令通知来的，我就要为你们的安全负责。现在贺龙、叶挺、周士第他们跟着共产党走了，我不勉强。孙先生未尽之事业，我们要继续，革命靠自觉，强迫是没有用的。”

然后他停顿了一下，扫视全场一周：“有谁要跟共产党走，我不勉强，马上就可以站出来，我发给路费！”全场鸦雀无声，也不知道张发奎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所以，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他们不会去上当。

沉默几分钟后，有人却大着胆子叫起来：“凭什么扣留我们！”“凭什么缴我们的枪？”一个声音刚落下，另一个声音骤起，接着就闹哄哄的一大片。这时，谢膺白想干预，却被张发奎拦住了。待大家的情绪慢慢稳定了，四周不再有各种杂音时，张发奎开始了他的耐心解释。

“同学们呀，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就是为说交枪的事。是交，不是缴，以后还会还给大家的！”张发奎终于有了一点笑脸，他把“缴枪”说得很轻松，仿佛是和大家在做游戏。但是马上他就又声色俱厉起来：“交枪，不是为了防备大家，而是为了防备你们中有捣乱分子。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6）

黄昏时分，教导团被带进了九江城里。每走一步，还得有人拿着枪盯着，一个个就像被囚禁的犯人。原来，沿途都实行了戒严，除了三步一哨，五步一岗，还有“护送”的人。这真让陈毅着实担心，一个教导团，值得这样怕吗？是不是另有什么图谋呢？该不会来一个上海宝山路那样的场面，架起机枪横扫一大片吧！

教导团被分散驻扎在了好几个地方，相互之间是搞不清楚谁住哪儿的。这是张发奎的特意安排，他为了取得主动，就先发制人。陈毅、叶镛、欧阳毅和唐维他们被带到了第四陆军医院附近的空房，此时和陈毅形影不离的是一个叫肖劲的小伙子，他曾经是学生队队长，现在是特务连连长。

在一个光线很暗的屋子里，陈毅把叶镛、唐维找来，要肖劲到外面看着。此时，陈毅准备召开由他主持的最后一次支部会。他向叶镛、唐维交代，今天晚上他必须走，党组织继续留在教导团，书记一职，由不显眼的唐维接任，叶镛是营长，不能担任这个职务，只能作为委员，还有那个小同乡陆更夫，也是委员之一。以后有条件，再吸收一些同志，形成一个大的地下组织。支部的任务是长期潜伏，等待时机。最后，他单独把唐维叫到一边，向他透露教导团里有几个党小组的秘密。

然后在夜深人静时，陈毅趁着星光，和肖劲出发了。他们在下半夜哨兵熟睡之时，装着要拉肚子找不到厕所的样子，三步两脚地离开了营地，目标是南昌。其实此时，凡是在教导团中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都在想办法逃离。据后来的史料可查的有，除了陈毅、肖劲，还有许光达、杨实人，还有吕赤，还有徐彦刚、游雪程、陈伯钧等，还有罗瑞卿。

走了一段路后，陈毅和肖劲终于把九江这个港口城市甩在了后面，这时肚里饿了起来，步子也有些沉重了。肖劲建议，找个地方歇一会儿，反正不认识路，待天亮后问问附近的老百姓，才有把握走下去。陈毅觉得有理，就同意了。这样两人就在附近的庄稼地里寻着一个窝棚，倒头便睡。

在这个路上，另外还有一些人，从八月三日起就去追赶南昌暴动的部队。第一批是郭沫若、李一氓和阳翰笙这几个大秀才。当时郭沫若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当八月二日听见南昌暴动成功后他就去找张发奎试探，想借机争取一下张发奎站到革命这边来，哪知这个广东佬不吃这一套，而是解散了政治部，要郭沫若离开他的部队，否则就不客气了。这样，郭沫若就在第二天带着李一氓、阳翰笙坐着手摇车去了南昌。

也就在同一天，在第十一军炮兵营中有一个见习排长叫许德华的，也脱离了张发奎。他后来的名字叫许光达。在他的回忆录中只说他们的组长姓黄，带着他和高安的杨实人等，向南昌奔去。他们没有坐车，而是步行，所以在路上耽误了七八天。

与陈毅几乎是前后脚之分的还有几个青年，他们大都是四川人，是在上半夜就动身的，他们是教导团中的徐彦刚、游雪程、陈伯钧、刘型、王良、邓萍等，共产党员的身份暴露了，也不得不离开。他们也是要到南昌去找自己的部队的，但是在高安遇到了苏先骏他们，后来就去了湘赣边界。

（7）

待陈毅、肖劲醒来，太阳已经老高了。他们在附近找了一点水，洗了把脸，然后又继续上路。这时肚里却饿起来，看来还是要在附近搞点吃的，才能走路，否则就是没有人追，也会倒下。

在附近转了好几家，刚看见有人，待走近时，却马上不见了，开始他们以为是眼睛看花了，但次数越多，就推翻了这一结论。原来，老百姓是怕他们，一看见就躲。这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往前走，到人口集中的地方，就好办了。原来，老百姓看见穿军装的兵，就觉得大祸临头，所以要躲起来，他们是被军阀的部队搞怕了。

终于，他们走到了鄱阳湖边。一打听，是方向搞错了，往南昌应该是往西走，最好是沿南浔铁路走，一准儿到南昌，现在到这里，陆路已经不通，这怎么办呢？当时为了保险起见，没敢去找铁路，这才搞错了方向。他们以为一直往南，就可到南昌了。哪知还有一个鄱阳湖横在中间呢。

肖劲在村边找来一个渔民，看上去四十多岁，陈毅向他了解当地的情况。原来这个村已经在鄱阳湖边上，往西走是没有路的，返回去已经不现实。陈毅向他打听有没有近路，那人说：“我不知道。”

陈毅看他三棍子打不出个响屁来，就笑着问：“你知道什么，可以尽量告诉我。”那人说：“我只熟悉鄱阳湖中哪儿鱼多，哪儿鱼少，什么季节鱼多，什么季节鱼少，其他就不知道了。”

陈毅问：“知道北伐军吗？”那人说：“知道一点。”再问：“你喜欢北伐军吗？”那人说：“北伐军好，不欺负老百姓，拉夫还要给钱，以前的军队可不这样。”

陈毅就向他说自己也是北伐军，要到南昌去执行特殊任务，请他用船送一送，他也给钱。说话间，陈毅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银元来，在那人眼前晃了晃。银元在烈日下闪着亮光，怪诱人的。

陈毅看他有些心动，就把银元重新揣起。那人好像有些失望，却说：“沿途关卡很多，怕是过不去，这不冤枉你花钱了吗？”

陈毅一听，觉得这人怪实诚的，就想事到如今，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于是就向那个船家说：“送到哪里算哪里，我不怨你。”

陈毅答应去南昌，给他两块大洋。那人终于点了点头。之后，陈毅要他回家拿点吃的，他们还没吃饭呢。那人马上准备去了。

两块大洋在今天看来数量不多。但在当时，算是不少了。很多人是用不上这种钱的，用得却是铜板。一枚一文，一个大洋要换一百二十八文，有的地方甚至两百文以上也在换。

两块大洋，可以买一百五十个鸡蛋，或者一百五十根油条。往南昌跑一趟，两天一夜吧，这在平时打鱼，怎么着也不能挣三百个鸡蛋，或者三百根油条吧？所以，那人就答应了。

（8）

正如陈毅所估计的，他们穿着北伐军衣服，沿途关卡一律放行。然后紧赶慢赶，终于到了南昌城边。到此时，已经是八月六日了。张发奎的军队已经从北边坐火车赶到了南昌，真是冤家路窄，又给碰上了。

南昌暴动的部队哪里去了呢？难道张发奎进城后和叶挺、贺龙他们干了一仗，又被张发奎彻底缴械了吗？这种可能不是一点没有，现如今非常时期，哪种可能性都会有的。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很糟糕！这种疑问在陈毅脑海中一掠而过，但是没坚持多久。

从南昌市中的种种迹象来看，好像这种可能不大。因为市容不乱，没看见到处张贴缉拿悬赏中共哪一个领导人的布告，也没有房屋大面积损毁的迹象，也就是说，这里没有发生过大的战役。相反，南昌暴动革命委员会的布告和贺龙二十军的布告却还贴在城楼外面的墙上。革命委员会的名单里还有张发奎、黄琪翔的名字。

其实，以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南昌暴动部队从八月三日开始，就在撤退，直到五日，最后一批才撤完。真是凑巧，共产党前脚一走，张发奎后脚就跟了过来，好像互相有约定似的。这可能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幸喜没有碰上，如果碰上了，肯定得干上一仗，那历史就只有重新写了。

这些，在当时的陈毅和肖劲都不知道。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下榻在哪家旅店里，然后慢慢打听消息。但是情况有些不妙，旅店也进入了盘查的范围。如果没有当地人证明你是干什么的，或者你是外地口音，都不能让你住店。好在陈毅他们穿着军装，陈毅又说着四川话，让老板误认为他是朱培德第三军中的云南人，因此也没敢怠慢，只是要陈毅登记。

登记时陈毅犯难了，怎么写呢？说自己是教导团的，说不定张发奎正在抓捕他呢。突然间，他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曾和他一起在重庆杨森部队里干过的朱玉阶。陈毅想，现在不知玉阶兄还在不在江西哟！他可是这里唯一的老熟人，听说从武汉到南昌，还担任了朱培德的军官教育团团长。

原来，陈毅所想的玉阶兄，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朱德。朱德比他大整整十四岁。在杨森部队里，他们曾代表国民党和共产党去搞“策反”，那时杨森在北洋军阀吴佩孚麾下，结果取得了成功，把杨森动员来加入了国民党。当时朱德是代表广东国民政府从上海来的，而陈毅则代表共产党，是经李大钊所派从北京来的，这样两人在重庆见面，一接触，才知道都是四川老乡，都在法国勤工俭学过。

现在陈毅马上想起了朱德来，于是就写了一个第三军特务团，说他们是出来执行特殊任务的。陈毅杜撰这个特务团的目的，是想在这里混上一夜，再顺便打听一下南昌暴动的部队消息。哪知他这样做，却歪打正着，恰好真有第三军特务团的人，已经在这里住下了，老板问要不要安排在一个房间。陈毅一听，马上拉着肖劲就走。老板一看，有些莫名其妙，然后摆了摆头。

看来，南昌的旅店是不能住了。怎么办呢？陈毅和肖劲来到赣江边，真有一点望江兴叹的意味。这时，他们看见有一艘渔船在江边，撑船人好像刚刚才靠岸，正在收拾渔网。看见船上有一个半圆形的遮雨棚，陈毅的眼睛亮了，他要肖劲去问问，看能否在船上将就一下。

一会儿后，肖劲回来说，渔家没答应，说是官家查得紧，一旦发现窝藏外地人，要人头落地的。陈毅一想，真是倒霉到家了。怎么办？只有他亲自去说一说。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干脆花个大价钱吧。

陈毅走近一看，原来船家是个年轻后生。在讨价还价中，陈毅已经知道南昌暴动的部队是往东边去了。可是怎么过江呢？还是需要乘船呢，于是就对船家说，这艘船，他包下了，可以给两块大洋。那个年轻人好像有些心动，但对官家搜查仍有顾虑。陈毅说，可以把船撑到江心没人的地方过夜。

就这样，那个船家就留下了他们。后来，在船家的嘴里，知道了一个准确消息，南昌暴动的部队，去了抚州方向。抚州，就是临川，那是江西东边往南的一个重要集镇。

（9）

南昌暴动的部队是按计划撤离的。当最后一批撤离后，还专门派了一个叫彭干臣的人负责断后，等待那些陆续前来参加暴动的部队，有目标的是从湘赣边界可能来的贺龙第二十军独立团，也就是平江赤卫队余贲民部和浏阳赤卫队苏先骏部，此外还有武汉的警卫团和教导团。

也就是说，中共举行南昌暴动，原计划还有三个团的兵力可以加入，但由于路途遥远，地形复杂，消息闭塞，敌情不明，总之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了最终没有如愿以偿。

彭干臣是暴动后被中共前敌委员会任命的南昌市卫戍司令兼公安局长。大部队前脚一走，张发奎后脚就到，这让彭干臣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就得转为地下。当听见第一声枪响，他们就知道，张发奎的前锋部队已经进城。这时，那些在西边等那几个团来的人更是没法通知了。

此时，以汪泽楷为书记的中共江西省委也留了下来，但马上隐蔽了起来。所以从湘赣边界那边来的联络员宋韵琴，也就是宋任穷，一直找不到他们，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在中共南昌卫戍司令部的副官长唐天际，以前是贺龙二十军警卫连的副连长，湖南安仁县人，在大军出发后，就是司令彭干臣留下处理善后的重要成员之一。

彭干臣给唐天际留下三项任务：第一，等待在袁州地界的毛泽东他们来南昌；第二，带走南昌市内的警察；了解张发奎、朱培德卷土重来的情况。袁州，还有一个名字叫宜春，当时认为在湖南的毛泽东可能会从那里过来。其实，周恩来他们也只能估计，毕竟没有准确的信息，只知道毛泽东到湘赣边界去动员第六军的那两个团去了。

那是在程潜第六军中倾向于共产党的两个团，团长也是共产党员。哪知等毛泽东回湖南后，那两个团早已开拔，不在湖南了。这才演变成后来毛泽东去安源，经过一番周折后，与武汉警卫团、二十军独立团形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就是和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骏的关系。这些情况，在南昌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是不知道的。

所以，唐天际没有得到袁州那边的消息，而张发奎已经进城的消息却灌进了耳朵。城内已经响起了枪声，到处都在抓人，到处都在报复。

这是当时已成惯例的一种现象。

一座城市的被攻下，这座城市的市民就得听命于进攻者的意志，否则就会被当着敌对分子处决，这是非常时期的一种必然手段，任何一种势力都必然要选择这种手段，共产党也不例外。只是共产党杀的是不合作的有产阶级及其利益维护者。但是，当共产党撤出这座城市后，那些心怀不满者就自然浮出了水面，开始进行反攻倒算的报复行为。

所以，唐天际知道，他的身份已经暴露，如果再待下去可能会出事。他已经来不及带走警察了，他得想办法完成最后一项工作，就是了解敌情，然后出城去追赶大部队。可当他刚赶到联络点附近，即西大街光亚瓷器铺门前，就看见联络点正在被搜查。他灵机一动，就钻进了瓷器铺里。

（10）

老板以为唐天际是来买瓷器的，马上热情地接待他。他只得装着挑货、谈价应付着，心里却在盘算如何摆脱眼前的危机。可是听附近的声音并没有减弱，而且还越来越近。他知道马上出去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被乱抢打死，另一种是被抓起来。这两种结果都不是他愿意的，所以就没敢出去。但是，那些人马上就要进来，该怎么办呢？

唐天际向四周看了看，发现这家有一个楼梯通向上层。他灵机一动，向楼上指了一下，示意老板到楼上去。老板以为他是去楼上看看还有什么货，于是就把他带了上去。此时，楼下已经进来人了，他们进门就大嚷：“我们要搜查共产党，你们这儿有陌生人吗？”老板马上下楼去应付，这时唐天际又紧张起来，马上敏感到如果来人上楼，正好抓住他。他只得到处看哪里可以藏身，发现有一个很大的花瓶倒扣着放在过道上，马上搬开口子钻了进去。

搜查的人下面看后，要到楼上来。老板只得随他上楼，反正他对唐天际并不认识，只认为谈生意给钱，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就很坦然。老板带着搜查的人上楼，楼上连个人影也没有，老板也狐疑，刚才那人哪儿去了呢？那人正待下楼，发现一个大花瓶摆在过道上，也很新奇地摸了摸，然后说：“这个花瓶这么大，乖乖！”

老板马上说：“先生，有空光顾本店，我给你八折！”“算了，算了！五折优惠，我都买不起。这些是那些有钱人的玩物。”来人无可奈何地说。“先生说的是，先生真实惠！”老板应承着。

此时，在花瓶里蹲着的唐天际心都跳到嗓子眼儿里去了，特别是那人摸着花瓶的时候。但是他努力镇定着，希望奇迹能发生。幸好，那人说了一句感慨的话就走了，不然唐天际就成了瓮中之鳖。

待唐天际钻出来，老板也惊讶地看着他，说了一句：“原来你在这里，你不是在躲追捕吧，干嘛躲在这里？”唐天际看他一脸疑惑，就把自己怕被抓的原委说了出来。

老板听后惊慌起来，马上要他走。唐天际估计，已经走不掉了。出去，十有八九会被抓。于是，就请求老板帮忙，看能否逃出城去。老板做出很为难的样子，摆了摆头。

唐天际一时犯难了。逃吧，已经封锁了城门。不逃吧，在这里，完全有可能被抓。他只有想出一个办法来，让老板必须帮他。他对老板说：“我已经被你救了下来，如果你不帮我，被他们抓住了，就有窝藏连带关系，会给你带来麻烦的。要不，你把我交出去吧？”

老板马上意识到，是得负连带责任。至于交出去，他根本没那么想，共产党是一种势力，以后一旦查清是他出卖的，吃不了兜着走。共产党和国民党，两边他都惹不起。

突然，老板精明的眼睛里闪出光来。这让唐天际心里有数了，但是他得再添一把火，把老板烧起来。他说：“现在你已经窝藏了共产党，不是把他交出去邀功，就是帮他逃出城去，其他必无出路。”老板听后，马上点了点头。终于，他想出来一个办法。

老板对唐天际耳语了几句，只见唐天际把眉头马上皱了起来。原来，老板告诉他，只有从一个他知道的下水道出城，其他必无办法。下水道很脏很臭，这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唐天际皱起了眉头。

但是，为了活命，他已顾不得这么多了，何况还有党的任务让他完成。于是，待夜深人静时，在老板的亲自带领下，唐天际终于通过下水道出了城。那臭水脏水，足有半尺多深，有的地方还要爬着走，其难受程度是不可想象的。

（11）

张发奎部队进城后不久，驻扎在吉安一带的朱培德第三军也杀回了南昌。他们是在叶挺、贺龙的部队进驻南昌前就不分散在各地。或者说，叶挺、贺龙就是趁他们不在南昌时才乘虚攻下南昌的。当时，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和张发奎一样，都在庐山听汪精卫主持军事会议，而他的第三军主力却在吉安一带。

朱培德是云南人，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曾与朱德是同学，且二人关系还不错，也有良好的声誉，被称为“模范二朱”。自北伐以来，朱培德的第三军被编进了中路军，直接从韶关进入江西，与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在南昌决战。双方投入的兵力不多，但程度却是一次关系生死存亡的。所以南昌久攻不下，后来还是总司令蒋介石加入了一个师的兵力，才赶走了孙传芳。

对朱培德来说，当共产党占领他的南昌时，就是操了他的老巢，他既愤恨又忧愁。愤恨的是，南昌是他用鲜血换来的地盘，却被别人占了。而这些别人就是他曾经“礼送”的共产分子。忧愁的是，这些共产分子与北洋军阀孙传芳不一祥，是一种新生力量。现在听说共产党走了，他得杀回去，重新占领自己的地盘。

两股势力齐聚南昌，其混乱程度可想而知。虽然都在一杆青天白日旗下，都在国民革命军的军队序列里，但各自的政治靠山与势力范围不同，为了各自的利益，该争的还是要争。哪怕是为了一点小事，就会大打出手，也在所不惜！

在当时，关系虽没有后来那么明朗化，朱培德表面还是在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中，但实际大家都很清楚，张发奎是依靠汪精卫的武汉政府，而朱培德已经暗中投靠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这就决定了他们是不能交心的，只能貌合神离，所以在地盘的问题上，是绝对不可能让步的。

好在张发奎只是路过，他明着是去追击南昌暴动的“叛军”，实则却是回广东去“重整旗鼓”，这些是军事秘密，其意图是不能随便公开的。所以，他的军队到南昌，让朱培德着实吓了一跳。如果不是黄琪翔出面交涉，也许双方又得干一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