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岁的维尔南茨基16写道，他立志“要在智能、知识和才华上尽量取得实力，这样我的智慧便会无比地丰富多彩……”他在另一处写道：“我充分意识到，我可能是致力于错误的、靠不住的东西，误入歧途，但我不能不走这条路。我憎恨对我的思想有任何束缚，我不能也不愿我的思想顺着这一条道路发展下去，它虽然在实际上是重要的，但它不能使我对那些折磨着我的问题有起码的了解……这样一种探索、这样一种企求，正是任何一种学术活动的基础。这只会使我们不致成为在故纸堆中讨生活的书蠹，只会使我们真正地生活，在学术工作中找到喜怒哀乐……追求真理。我完全知道，我可能在追求真理中死去，可能因此而丧生，但我重视的是找到真理，即使不是找到，那也是力求找到，不管这个真理是多么令人苦恼，是多么虚无缥缈，多么卑鄙龌龊。”
这些青年时代的誓言总是激动着人心：赫尔岑、奥加廖夫、克鲁泡特金、梅契尼科夫、贝赫捷列夫17——几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立志献身于追求真理的斗争。每个人都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但某种共同的东西把他们这些如此不同的人联系在一起。这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对科学的忠诚，而且他们之中谁也不是光研究一门科学。他们都是又搞历史，又搞美学，又搞哲学。俄罗斯作家的精神探索史是众所周知的。俄罗斯科学家追求道德的历史也并不逊色，其精彩与深刻不亚于作家。
但，立志忠于科学（哪怕是心爱的科学）是一码事，给自己规定具体的目标又是一码事。
万一特洛伊根本没有存在过呢？万一它是荷马虚构的呢？这样一来，施利曼岂不是白白蹉跎了一生？
万一柳比歇夫确定的目标是不能达到的，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呢？万一过了二十来年，证明创立这样一种生物自然分类法是不可能的呢？或者说，万一现代数学机器不适合于这方面的用途呢？这样一来，虚度了年华，当初的目标原来是虚幻的东西，目标明确变成了漫无目的。
这是冒险吗？不，比冒险更可怕：这是押宝——未来、才华和希望——这些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统统拿来孤注一掷。谁知道有多少这样的幻想家在无声无息中死去，没有达到可望而不可即的目的！
但狂热、偏执、禁欲——科学家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什么代价没有付出过？！
在青年时代，柳比歇夫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是满脑袋虚无主义、唯理主义的巴扎洛夫。在那个年代，柳比歇夫的许多同窗学友都模仿巴扎洛夫。这又是一个例证，说明文学主人公不只是对一代而是对几代俄罗斯知识分子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在青年时期，同巴扎洛夫一个腔调，眼里只有自然科学；什么历史，什么哲学，统统是扯淡。捎带说一句，文不能幸免。柳比歇夫当时只承认文学是学好外语的一种工具：《安娜·卡列尼娜》，他看的是德文版，“因为译文要比原文易懂”。
一切服从于生物学；凡是无助于此的，一概置之不理。他那时憧憬着建功立业，遵循着英雄主义的陈词滥调：首先是工作，一切为了工作；为了事业，不惜牺牲一切。
事业代替了伦理，决定了伦理，它本身就是伦理，把存在和哲学的一切问题一笔抹杀；为了事业，人世间的一切喜悦和乐趣都不值一提。
舍此取彼，他取了自我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