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我对生活如此认真：梁漱溟问答录》有感

摘记：

所谓自己求友即一学校之校长和教职员应当是一班同志向、同气类的,彼此互相取益的私交近友,而不应当是一种官样职务关系硬凑在一起。所谓与青年为友,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帮着他走路,二是此所云走路不单是指知识技能,而是指学生的整个的人生道路。而当时的学校教育,至多是讲习些知识技能而已,并没有顾及到学生的全部人生道路。我认为当时的青年学生,大概包括两类人:一种是堕落不自强的,在学校里就鬼混,毕业后凭一纸文凭谋个差事赚钱挥霍;一种是自尊自强的,而又常不免因人生问题、社会环境而有许多感触,甚而陷于烦闷苦痛之中而不能自拔。我想新的教育,则应与他们为友,堕落的能引导他奋勉,烦闷的能指点他得到安慰、勉励,以至于意气奋发。因此需要新式的私交近友般的校长教职员团体,不断扩大范围—进来一个学生即是这一团体中又添得一个新朋友。我自己走路,同时又引着新进的朋友走路;一个学校亦即是一伙人彼此亲近扶持着走路的团体。故尔我们办学实是有感于亲师取友的必要,而想聚拢一班朋友同处共学,不独造就学生,还要自己造就自己。为了实践我这些对教育问题的新认识,新设想,我决定离开北京大学,自己试办学校。

我随即反问泰戈尔:你为什么不认为儒家是宗教呢?他略加沉思后说,他以为宗教是在人类生命的深处有其根据,尽其人生信仰、寄托、归宿之所在、所以能够影响人。凡宗教伟力之最者,其根植于人类生命者愈深不可拔,其影响更大,其空间传播更广,其时间延续更为久远。

第一次知道这位老者的名字是在大学时读者俱乐部的一名学姐告诉我“梁漱溟“先生。后来我因为准备考研看过高鸿钧先生的《法理学》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从而对这位传奇的先生有所了解。直到这次因缘巧合，从中图网上买了一本关于梁漱溟先生的问答录，才对于这位传奇先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这位先生果然是最具中国儒家气质的君子，对于很多事情都有批判性思维方式，君子和而不同吧。特别是在北大任职期间，因为深感“当时的青年学生,大概包括两类人:一种是堕落不自强的,在学校里就鬼混,毕业后凭一纸文凭谋个差事赚钱挥霍;一种是自尊自强的,而又常不免因人生问题、社会环境而有许多感触,甚而陷于烦闷苦痛之中而不能自拔”，便要离开北大实践自己的想法，在山东农村进行乡村教育。这是多么大的勇气与魄力，可以离开当时万众瞩目的北大，而到一个贫困地区实践自己的想法，这是多么执着与真诚。我觉得梁漱溟先生的感慨对于当下的大学教育也非常受用，一方面是混日子的精致利己主义的精英，一方面是敏感聪明却因为家境社会而烦闷自卑的初生牛犊，教育不仅仅是教授至知识技能，重要的是教授大家如和社会相处，如何与自己的内心相处。特别是出现北大弑母案等丧觉人伦的案子以后，如何与社会会相处，如何面对自己，这样的主题是我们一生不断需要学习的。但是现在教育已经淹没在焦虑之中，丝毫没有人文关怀的存在。

梁先生呀山东乡村的日子对于他来说毕生难忘。虽然我是一个农村里的土娃娃，但是我之前在安徽亳州支教时，半夜去麦田里漫步的经历也是毕生难忘，天地的那种宁静与醇厚，麦田的那种碧绿与无言，让我心灵震撼。后来又在寺庙里住过，但是可能是太多人一起居住，并没那种心灵的震撼。前几年也在天津蓟县盘山村子里住过，只是也感觉不到心灵的触动。或许，我的心飘动了。随着这几年入世颇深，那种纯粹慢慢少了。

梁先生一生经历过很多事情见过很多大风大浪，很大原因可以归责于当时的环境，另一层面的原因归责于梁先生本身太过认真。和苏东坡一样，生活的太认真与太纯粹。梁先生一生吃素，所求不多。在文革中，所有的收藏付之一炬，并且被关在小房子里，竟然有文王囚于you里做周易的精神，竟然随遇而安出了两本书。特别是很多文人雅士在文革中自杀，他却苦中作乐就地创作。这种随遇而安的精神让我敬畏。

梁先生与泰戈尔坐而论道的事情，确实让我深思。什么是宗教？什么是教育？宗教的本质不是统治阶级进行麻痹思想的工具。它的本质在于寻找人的寄托与归宿，特别是对于我们被生活中的苦难所磨砺的时候，能够基于宗教信仰，重燃生活的希望。我记得清华美院的同学告诉我，看待问题要找到本元，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宗教不仅仅教育我们待人接物，最重要的是教育我们找到本元。孔子的“仁”，孟子的“浩然正气”，老子的“道”，释迦牟尼的“如来佛性”，圣经的“神的灵，上帝”等等，都是他们认为的本元。所有的一切问题都是从本元衍生出来的。而本元却未曾变过。

漩复颂- 杜顺大师

若人欲识真空理，身内真如还遍外。

情与无情共一体，处处皆同真法界。

只用一念观一境，一切诸境同时会。

于一境中一切智，一切智中诸法界。

一念照入于多劫，一一念劫收一切。

时处帝网现重重，一切智通无挂碍。

是以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