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偶得同治十年版的《合江县志》，其寺观卷记载了县境内寺观118处，其中对传说中相关几座寺庙都有比较详细的表述。这里为了便于比较年代，特将公元记年标注在年号之后：
“龙顶山寺，县东三十里，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邑人罗锭、罗邦贤等建，嘉庆二年（1797年）黄文瑞、黄文理、赵世远、黄钿、任守仁、赵鍟募众增修，庙设玉帝像。邑人每于此祷雨祈晴。庙外石龙嘴有“山水奇观”四大字。”
“玉积寺，县东二十五里北寨山后寨，淳祐（1241～1252年）年间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罗学同僧寂明募众重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罗文瑞同僧海量增修。”
“北寨山寺，县东二十里，创自汉末（184∽220年间），至开明时（619∽621年间）程姓更建，万历戊午（1598年）及天启（1605年－1627年）年间相继增修，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监生胡晋等募众補葺，乾隆六十四年（1799年）居士张际元募众增修牌楼。”
从记载看来，北寨山寺较玉积寺早建1000余年，而玉积寺较龙顶山寺早建500余年，看来与传说的那棵马桑树关系不大。
不过从实际情况看，寺庙的实际始建时间应该早于县志记载寺年代。凡山中的寺庙总是从“结草为庵”，“三块石头垒庙”开始，所以这几座寺庙的始建时间可以追溯到更早，说不定真与那棵马桑树有关。
这些简陋的寺庙通过一定时期的存续，信徒越来越多，大家就募资修建更大的殿堂，并在官府备案（古时称为入祀典），文字记载由此开始。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民间传说也是一种文化传承。
涉及寺庙的传说更多是一种寺庙文化传播的需要。“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不管那座寺观，或多或少都有相关菩萨显圣的传说，如前面所说的东林观。北寨山寺的石碑也记载有“天干求雨，心愿所成”内容，用以说明其菩萨灵验。
这就构成了过去形形色色的神怪故事。
至于玉积寺称玉积殿，应该是民间习惯称，很多寺庙先有殿后有寺，比如龙顶山寺之前叫玉皇殿，北寨山寺先叫东皇殿。至于龙顶山寺叫龙顶山，北寨山寺叫北寨山，是人们习惯叫法，三个字的名字叫起来朗朗上口。比如高凌山寺叫高凌山，会龙山寺称会龙山，飞鸾坛寺叫飞鸾坛（后人讹称飞龙潭）等。
从该版县志的记录发现，玉积殿与开拓北寨山的罗氏先祖颇有渊源。对照族谱，乾隆二十三年重建玉积寺的罗学为松溉罗氏十一世孙，而乾隆五十四年增修玉积寺的罗文瑞是松溉罗氏十四世孙，也是罗学的直系后人。
据记载，元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松既罗氐始祖祥胜公为了躲避红巾军之乱，带领家人从湖北麻城迁徙至重庆永川的松溉落业，松溉罗氏由此生根繁衍，近年统计其后人有30余万人，分布于云、贵、川、渝等地。现永川松溉仍有云贵川渝等地罗氏的总祠。
到了明嘉靖年中期（约1540年前后），经过近200年的发展，原住地不能容纳罗氏人口增长，六世祖罗仲常迁徙至松溉西南20公里的北寨山落业。从记载看，仲常公初到北寨山发展甚是艰辛，因为六世至十世5代100余年都是单传，人丁不旺说明期间钱粮匮乏。一般的家族随着人口增长，最初的祖业分配到后代手中就会越来越少。也许分家时只得到少许田产拆算的钱粮，所以仲常公初到北寨山或者就是帮工或佃田为生。
至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又一次的改朝换代，天下随之大乱（史称甲申之乱），张献忠部温时阎流串至合江，县志记载合江人员因此逃亡后十不存一，父辈称“张献忠洗川”。十世祖罗龙抛家弃业，携家眷及两个儿子罗厚、罗学，逃往永宁府乐荣里三甲彭家（今叙永县赤水镇）避难。
在19年后的顺治十六年（1659年），政局稳定后，官府颁布公告要求逃难人员回籍，十世祖罗龙携带家口返回北寨山。这时正值第二次湖广填四川（1756～1769年）期间，作为劫后余生的本地人，也和新迁入川的湖广人一样开始插占为业，重新开拓因战乱荒芜土地。传说长子罗厚占前寨即北寨山寺周边那片土地，次子罗学占后寨即玉积殿附近区域。后因罗厚与黄氏争夺前寨地盘失利，遂远走他乡，北寨山坪上就剩罗学一房。因为战乱人口减少，罗学得到的土地应该比前辈多很多。
在北寨后寨站稳脚根后，族人在十一世祖罗学带领下，经过25年的发展，财富得到的积累，国家也到了盛世，温饱满足，祭祖拜神成为了一种需求。便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同僧人寂明一起组织募捐资金，重建因历年战乱损毁的玉积寺，使这座有400多年历史的寺庙重现辉煌。
在此约100年以后的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十四世祖罗文瑞又与僧人海量一起，组织募捐资金对玉积寺进行扩建。
修庙建祠不但是家族财富集累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也是社会繁荣、民众安居乐业的象征，人只有在满足温饱后才有精神上的需求。曾经与人粗略估算，重建玉积殿按现行价没有二三千万元人民币达不到那样的规模。这种情况即使通过多次增修完成，在农耕社会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