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榜》完结后的剧荒期间，不知道大家在三刷四刷的时候有没有抱怨过：为什么苏兄就不拿冰续草解毒，再多演几集呢？当然，苏兄一定不会为了苟活世上而主动剥夺十个人的生命。不过“护殊宝”团队毕竟浩浩荡荡，找到十个甘愿献出性命的人，再对苏兄催眠让他主动换血，应该没有那么困难。然而，就算苏兄使用了冰续草，他就真的能活下去吗？要知道，根据设定，历史上明明只有一个人曾用冰续草解火寒之毒——冰续草的疗效，完全没经过“大规模随机双盲对照测试”啊，蔺少阁主怎么就确定冰续草能救苏兄的命呢？
屠呦呦女士荣获诺奖，中医黑粉之间还未来得及掀起新一轮骂战，就被黄教主的及时豪婚转移了注意力。在关心过科研人员待遇、社会价值标准，见识了Dior订制婚纱、并对比自己的银行存款之后，大家的力比多已所剩不多，索性都洗洗睡了。中医黑转发一下诺奖评审委员会的声明，中医粉回味一番李克强总理的贺词，也就各自相安无事了。毕竟，骂了那么多年都没骂出共识，也不急在一时。
中西医之辩，从大处讲，牵扯到两种不同文明传统的角力；往小处说，反映了哲学教育缺失留下的思维混乱。可不要小看“思维混乱”波及的范围。笛卡尔曾在《方法谈》的开篇中说，“对人而言，理智分配的最为平均。所有人都自认为足够智慧，就连那些其他方面比较匮乏的，也不会认为自己于理智上有所欠缺。”换句话说，“没人觉得自己是傻叉”。不过，就连自信满满的笛卡尔，也曾在他思考许久的形而上学领域陷入不少逻辑困境。相比之下，中西医论战中涉及诸多话题，论战的双方又只有“证伪”、“双盲”、“唯物唯心”这些粗糙的框架，自然更容易导致思维的混乱。在中西医争论的历史上，除了出于国家之昌盛、科学之纯粹、以及谋求个人名利这些动机外，哪怕是为了追求真理，双方也因为观点的飘忽，几乎从未形成过有效的对话。今天，我们仔细梳理一下各自的论点，检验它们的合理性，并用放大镜看看，当彼此的合理性相互碰撞时，驴唇和马嘴上是否曾擦出过半点吻痕。
尽管有人举过“中西医结合”的大旗，喊过“科学发展中医”的口号，“中医/西医”目前仍被笼统的划归在“非科学/科学”的阵营。由于“可证伪性”始终被认作判定科学与否的核心标准，我们将首先从可证伪性谈起，并借此探讨“科学”及“科学标准”在中西医争论中的界限；紧接着，我们会讨论“大规模随机双盲对照测试”的意义，以及比较流行的将中医仅仅看作一门“技术”的观点；最后，我们会考察“内证实验”的认知模型能在何种意义上为中医辩护。
为避免误解，首先澄清：作者热爱科学，也尊重传统，对中医不黑不粉。本文仅仅梳理论证。只有论证，才是哲学家爱做的事——也是健康成熟的公共讨论唯一需要关心的。
1. 科学、可证伪性与认知问题
“科学都是可证伪的，而中医不可证伪！”
这是我们在中西医之辩中最熟悉的论断，从该论断可以直接得出“中医不是科学”的结论。实际上，“中医是不是科学”本身无关痛痒——虽然越来越多的中医放下了火罐、拿起了听诊器，人们还是把中西医视为两种不同知识体系内的医学分支。而如果只有现代西方的知识体系才是正统的“科学”，那么中医自然跟科学无关。
“中医不是科学”的结论，又为什么这么惹人恼火呢？在多数情况下，拥有更多的东西，始终令人愉悦的。“中国有科学”、“中国有哲学”，和“我在二环有套房”、“晚餐有烤鱼”一样，都能带来正面的心理暗示。于是，当有人声称“古代中国没有科学”的时候，听者自然不快，好像故宫博物院被偷了件宝物似的。不过，尽管“有”的渴望深入人心，却不值得我们认真讨论。“人可以有钱，也可以有病”。有无的论断之所以惹人恼怒，是源自相关物品被赋予的价值——科学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它充满智性的愉悦、促进生活的方便、带来国力的强盛。而中医如果不是科学，就很可能缺少这些价值。
对于科学价值的缺失，中医粉往往回应说，中医少了一些优点，但另有长处。你开法拉利，我骑自行车，你是又快又酷炫，但我灵活机动能逛菜场。中医虽然不具备西方现代科学的特征，但“把人看作一个系统”、“不治已病治未病”，还能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价值。一些中医粉更是把科学价值强行划归到中国文化的体系内，认为“中医是超级科学”、“西方早晚向中医学习”、“物理学家们攀登科学高峰的时候，XXX早就站在了山顶”。刨除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祟，我们需要明白，仅仅声称中医价值的独特和优越性，对中西医之争不会有任何推动。中医黑并非看不到“不治已病治未病”和“天人合一”这些送给中医的锦旗，而是认为这些价值根本子虚乌有。中医的价值之所以不被认可，是因为其理论基础——阴阳、五行、气血、经络——无法通过“可证伪性”等科学标准的检验。在科学如日中天的当代，科学被尊为知识的普遍标杆，而当中医的基础理论连知识的一般标准都无法满足时，“天人合一”这些知识体系才有的优势自然也无所依托。
什么是可证伪性呢？简单的说，一个命题可证伪，是说我们从原则上可能找到与之相反的经验证据。你放学回家，扔下书包打网游，妈妈问你为什么不写作业，你心虚的说道，“打网游能够提高学习成绩。”这句话是不是可证伪的呢？一般来说，是可证伪的。你妈妈到处查找数据，如果你撒谎了，她就极可能读到“网游达人挂科退学”的消息。当然，你或许不必撒谎，甚至可以坦坦荡荡的说，“今天老师心情好，没留作业。”这句话又是不是可证伪的呢？尽管它是真的，却仍是可证伪的。你妈妈打电话问老师，如果老师糊涂了、喝多了、或是想特别关照你一下，他就有可能说“怎么会？我留了好多作业呢！”于是，“今天没留作业”这个真命题，就遇到了和它相反的经验证据。
可见，一个命题是否可证伪，跟真假无关，而仅仅取决于它和经验内容的关系。究竟哪些命题是不能证伪的呢？如果你说，“屋里有一个看不见的怪叔叔，他逼我打网游。”那么你妈妈，以及其他所有的人，都没法找到反驳你的证据。你的论断，也就不可证伪。当然，这么荒唐的理由极有可能是你编出来的，你闪烁游移的双眼，完全可以构成反驳这句话的证据。不过，我们谈论的，并不是谁说的某一句话是否可证伪，而是某些理论命题可否证伪，比如“心属火”、“肾属水”、“心肾相交不生病”，等等。
我们方才的例子多少提示出，可证伪之所以被推崇为科学知识的标准，是因它构成了一个命题是否“靠谱”的重要特征。对于“屋里有看不见的怪叔叔”、“上帝创造了一切”，我们没法检测这类命题的真假，也就很难放心的由其推导出其他结论，更不敢将其应用于实践。中医遭受诸多指责，正因为中医的基本理论（阴阳五行）及诊断依据（阴虚阳虚）缺乏上述可证伪性，进而在认知上显得尤其可疑。
针对这一指责，中医粉常常试图抵制“可证伪性”作为科学知识的标准。其中，比较失败的方式是诉诸学术权威：可证伪性主要由波普（Popper）提出，而另外的科学哲学大家——库恩（Kuhn）和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则更加认可科学活动的多样性。其中，库恩提出不同时代科学活动之间存在范式的转换，“可证伪性”也就未必统一适用于所有范式下的科学认知；费耶阿本德则拒绝以任何普遍化的标准来限定科学。中医粉援引两位大家，似乎就排挤了波普，并对死咬住可证伪性不放的反对者们做出“冥顽不化”、“以偏概全”的鉴定。
援引库恩或费耶阿本德来维护中医，其实困难重重。
库恩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西方科学革命。在库恩看来，科学理论在“常规时期”内遵循相同的“范式”，即预设相似的基本实体和基础原则，并统一接纳特定的研究方法。一般情况下，我们无需修改这些假设和共识，就能很好的解释经验现象。然而，许多“转折时期”，我们所观察到的经验，超出了以往知识体系的解释能力。于是，我们就要修改这些基本假设、采纳新的研究范式，以获得对现象的最佳解释。通过范式转换的理论，库恩所解释的，是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牛顿力学、与相对论之间，以及地心说和日心说之间的关系。既然中医并不属于西方科学的历史，也就不能直接安插在库恩的学说中。
将库恩的理论应用于中医，要借用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简要来说，不可通约性，是指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基本实体和基础原则，范式之间很难就彼此的命题做出恰当的判断。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能在不相邻的两个物体间直接发生作用，这在笛卡尔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但牛顿力学的影响日益深远，万有引力的解释问题也就不再被认作致命的缺点。用笛卡尔直接批判牛顿，也就变得不合时宜。类似的，中医的维护者可以声称，中医和西方现代科学遵循着不同的“范式”，相互间不可通约，我们也就不能用现代西方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医。
用“不可通约”来抵制科学沙文主义，的确能为中医争取到些许空间。然而，这点空间却非常有限。凡是稍成体系的认知模式，无论多么荒唐，都可能具有自己独特的范式。这样一来，中医由“不可通约”得到的庇护，并不比巫术获得的更多。费耶阿本德也曾站在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质疑科学高于巫术的合法性。显然，中医粉并不愿把中医跟巫术混为一谈。
遗憾的是，我们一旦开始在“不可通约”之外另寻科学知识的标准，进一步挖掘中医的价值，以试图把中医跟巫术区分开来，就不难发现中医在这场争论中所处的劣势。实际上，虽然不同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但彼此相异的程度各有不同。西方世界的古代、近代和当代科学之间的差别，要远远小于阴阳五行理论和西方科学整体之间的差别。从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西方探求自然真理的态度始终如一，即观察现象，并提出最合乎“理性”的解释。而理性，又天生具有跨越不同文化的普适性。也就是说，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无论生在现代还是古代、东方还是西方，只要他跨越了文字的障碍，就完全可以依靠理性读懂亚里士多德和牛顿的物理学——无论我们提出“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还是“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的原因”，他都能基本明了其含义，并懂得如何以之来说明经验现象。相反，一个现代人基本上无法仅凭理性来搞清阴阳五行的真实含义，更不可能明白这套理论和经验的关联。没错，五行相生相克，如果从字面来看，可以非常粗俗的解释——金克木，因为斧子能砍树。然而，金克木就是斧子能砍树么？斧头确实能砍树，但如果就这么天马行空出一套五行理论，还对应五脏拿来治病，那我们的祖先也太不拿命当回事了吧？而如果事情没这么简单，那阴阳五行到底是什么？该怎么理解？它究竟为什么能对应于经验现象？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是没法用“整体论”、“天人合一”、“综合了天文地理哲学的文化瑰宝”来蒙混过关的。因为如果将各部分连接为“整体”的仅仅是“金克木，斧子能砍树”这种水平的认识，那这“天人合一”的场也就圆的太尴尬了。
中医的支持者或许会辩解说，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许多文明在初期都曾以“元素说”解释世界。我们的祖先之所以提出阴阳五行，是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朴素唯物主义”正是我们贴给古代哲学最常见的标签。然而，我们如果坚持“理性的”看待阴阳五行理论，并以朴素唯物主义来解释它们在理性视角下的欠缺，就会得出非常不利于中医的结论——阴阳五行若是仅仅源自于朴素唯物主义，那么当我们有了更先进的技术、更准确的模型后，就应该完全将其抛诸脑后。中医也就完全应该让位于西医。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中西医之争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医及其理论是否“科学”，或是满足了某种“科学标准”。这类讨伐不仅会招致“科学沙文主义”的谴责，还会错过问题的核心，即“中-医-理-论-根-本-没-法-读-懂！”反对中医的诸多理由中，其实最有力的一条就是“我丫根本看不懂”；而中医粉的回答也基本可以概括为“其实我们也看不懂，可是XXX”。其中，XXX可以替换为“咱们都是中国人”、“中华民族延续了几千年自然有中医的功劳”、“我二姨上周被扎好了”、“费耶阿本德都维护中医”、“万一真有人懂呢”，等等。
后续的讨论中，我们将把这一核心困境概括为中医理论的“认知问题”，即中医理论的基本对象——阴阳、五行、经络、气血——究竟是如何被认知、并获得概念表述的。在梳理中医支持者如何应对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回过头来看看，为什么“可证伪性”是个非常糟糕的反中医标准。
首先，跟其他哲学概念一样，“可证伪性”充满着来自其内部的困扰。这一概念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区分科学和伪科学。然而，它并不能很好的完成这份工作。比如，星相学被认为是伪科学，它和我们熟知的科学大相径庭，却依然声称能做出恰当的预测。然而，星相学却是可证伪的——如果你碰到了一位处女座，他非常大条，从不整理书桌，手机膜贴歪了也无所谓，吃玉米居然从中间开始啃，那么“处女座都是强迫症”的命题就被证伪了。当然，可证伪性标准的提倡者可以做出让步，认为“可证伪性”只是科学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可证伪的不一定是科学，但不可证伪的一定不是科学。这样一来，似乎就把中医和星相学区分开了。然而，“必要条件”却是对事物非常粗浅的刻画——人不吃东西就会死，蚂蚱不吃东西也会死，而想说明两者的差别，就必须找出比“不吃就会死”更加精确的参照。可惜的是，如果“可证伪性”都不够精确，其他标准就更勉为其难：逻辑自洽？中医的逻辑很自洽。需要量化？把“少许”替换成“XX毫克”，也未必就更科学。可重复性？中医涉及的相关条件非常复杂，诊断和药方极少能精确重复，但这和原则上的可重复性并不抵触。总之，“可证伪性”一旦失守，就少有其他标准能恰当的补充说明中医为何是伪科学。
其次，中医黑要求满足“可证伪性”的对象始终非常模糊。所谓的中医不可证伪，是指哪些内容不可证伪呢？
-是指中医的诊断和药方吗？显然不是。给出一个诊断，配好药方，如果按要求服用后却病情恶化，那么诊断和药方有效性就被证伪。中医的反对者可以质疑说，中医的诊断都太模糊了，药方也往往不够详细，所以就算病情恶化，他们仍然可以辩解说诊断其另实有“弦外之音”，药的熬制也不够严格。然而，对于此类回答，我们其实可以要求把所有的弦外之音和完整的熬制方法都明确列出。比如，大家关爱的苏兄，要恰当的服用冰续草，还要清醒的、主动的吸取十个的生命。如果这样还没续到55集，而中医粉们还敢声称“蔺少阁主其实另有弦外之音”，岂不是与15亿观众为敌么？
-那么，不可证伪的，是作为中医基础的阴阳五行理论吗？然而，这个要求却未必合理。阴阳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非常确定，与其说经验观察，他们更像是数学和定义。“金克木”对于整个中医理论，也就和数学真理对于自然科学的意义非常相似。然而，数学真理却是不可证伪的：当我们验证一个物理表达式，测得数据之后发现等式不成立，比如说，得出“1=3”时，我们要么重新测试，要么改进物理表达式，却不会为保留等式而强行修改数学关系，即声称“1=3”。阴阳五行理论也是一样。根据中医理论给出了诊断和药方，如果病情不见好转，就应当反思诊断是否准确、用药是否得当。我们甚至可以从原则上尝试修改五行和五脏之间的对应关系，比如将“肺属金”改为“肺属水”。然而我们却不必修改五行生克关系，正如我们不会修改数学关系以拯救物理表达式。诚然，数学和五行生克在各自学科体系中的功能未必果真如此相似，中医的支持者也很可能拒绝我们刚刚提出的解释。不过，鉴于数学对现代科学的基础性意义极为典型，中医黑们在提出“可证伪性”标准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这一模型。也就是说，哪怕中医们拒绝以“数学-物理”的模型来理解阴阳五行理论和中医实践的关系，提出可证伪性的中医黑也有义务澄清，为什么“阴阳五行-中医”和“数学-物理”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而既然他们“根本读不懂中医理论”，也就很难对这种区分做出恰当的说明。
可见，无论“可证伪性”能在何种程度上普遍的分辨科学和伪科学，用它来反对中医都是一场误会——中医的具体诊断可证伪，中医的基础理论又很可能无需满足可证伪性。
2. 双盲、废医验药、技术
面对“认知问题”，中医粉的态度可概括为三种：
-中医的理论不可知，实践也无法理解，但是有疗效；
-中医的理论不可知，实践却可以理解，也有疗效；
-中医的理论可知，实践也可以理解，自然也有疗效。
第一种态度最谦卑，认为中医理论和实践都无法理解，仅有疗效而已。第二种态度认为，中医至少在实践层面构成一种“技术”、一门“手艺”。钢琴演奏家可以不懂物理，不懂生理学，但他知道如何（know-how）弹出美妙的音乐；第三种态度最强，它认为中医的基础理论也能被恰当的认知。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前两种态度，看看它们能为中医提供多少辩护。
第一种态度仅仅关注“疗效”。一副药、一套针，能治病就好。一般而言，中医的反对者同样接受“能治病的就是好药”的观点。毕竟求医本为治病，有了疗效，还要苛求什么呢？不过，中医黑可以提出两点质疑：中医是否真有疗效？中医的疗效是否真的属于“中医”？
针对中医疗效的主要疑问在于，中医流传的药方和诊治手段，都没有经过大规模随机双盲对照测试的检验。曾有人以冰续草治好了火寒之毒，但这并足以证明冰续草的疗效，因为此人很可能体质独特，是万中无一的高手，不服冰续草也能痊愈。就算他的服药和治愈之间真的存在因果关系，也未必是恰当的因果关系：一个厌食症患者吃中药把病治好了，可能仅仅因为这药跟“撒尿牛丸”一样好吃。为了避免这些干扰，现代医学界普遍采用大规模随机双盲对照测试。针对同样的病症，给一组病人服用某种药物，另一组不接受治疗，第三组服用其他不相干药物。其中，三组病人随机分配。为了排除安慰剂效应，实验者和病人都不知道自己处于哪组。并且，被试的人数足够多。在这样的安排下，如果第一组病人境况明显优于后两组，那么基本可以判定该药有效。
对于中医是否真的需要通过大规模双盲测试，双方各执一词。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理清中医在何种意义上遵循“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以及该原则是否真的和大规模双盲测试相抵触。如果确实抵触，就还要补充说明，当现代医学的某些疗法和双盲测试抵触的时候，通常采用哪些替代标准。
此处我们所要关注的，是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即便中医在双方都认可的规则下通过了大规模双盲测试，反对者们依然能提出的进一步质疑：大规模双盲测试所证实的“效用”，是在西方现代科学体系下获得认可的，早已跟中医理论脱离了关系。没错，药方是祖传的，是从典籍里挖掘的，但它之所以被承认“确实有效”，是“因为”它通过了大规模双盲测试，而并非“因为”它是祖传秘方或医圣之言。这一责难将中医置于两难的境地：要么中医的疗效未知，因其尚未通过大规模双盲测试；要么其疗效通过“现代医学的方法”被证实，却已和中医无关。
这一两难境地似乎让中医粉感到尴尬。他们试图力证中医疗效可靠，却又无法说明这是“中医”的疗效。然而，那些仍然乐此不疲的通过疗效为中医辩护的支持者们，难道真的看不出其中的悖谬？未必如此。用现代检验方法为中医辩护的背后，并非逻辑的错乱，而是立场的混淆：实际上，当他们采用第一种面对“认知问题”的态度，即不管中医理论与实践的机理，而只重疗效的时候，他们依然假定了所检测的药方和“中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背后的预设是，如果中医传统下的某一疗法有效，那么其传统下的其他疗法也很可能有效。无论这里“传统”的延续方式是经典、祖传、还是师徒手艺，“中医”及其疗效之间都应当存在着恰当的因果关联。正是借由这一默认的因果链条，中医疗法的效果才可以恰当的归功于“中医”。然而，这样一来，我们就很难继续声称中医理论及实践机理是完全不可知的——如果中医理论荒谬绝伦，其实践也完全不可知，中医疗效和中医之间的因果关联又如何保证呢？由此，中医的支持者很难前后一致的采纳第一种面对“认知问题”的态度。要么，我们只看疗效并放弃中医，要么，我们通过疗效为中医辩护，而不只看疗效。事实上，许多中医黑恰恰是通过第一种态度提出了“废医验药”的主张。
围绕屠呦呦女士获奖而起的许多争吵，也都与这些问题有关。一方认为青蒿素疗效的确认完全取决于现代医学的方法，而另一方希望将其成果遵循某种因果链条赋予中医。让后者失望的是，屠呦呦女士所称的“从中医典籍中获取灵感”不能独立支撑起这一因果链条。中医粉需要的，是中医实践及其疗效之间的可靠关联。而灵感仅仅是想法的源泉，它并不能保证想法的正确性。数学灵感的确可靠，理论物理的灵感也基本可靠，可一旦到了涉及复杂经验现象的分子生物学层次，灵感就必须由大量的实验予以证实。
需要指出的是，中医粉在疗效问题上体现出的立场混淆，中医黑也未能幸免。后者在主张用科学的认知方法验药的同时，也悄悄引入了额外的假设。之所以采用“大规模随机双盲对照测试”这么拗口的检测方法，是因为我们假定了病理现象背后的因果链条过于复杂，并非我们的直觉观察所能了解。采用双盲测试的方法，也就意味着放弃日常直觉的成见。然而，中医黑在用双盲测试的标准挑衅中医的时候，却往往凭借自己的日常直觉，预先对测试的范围做出限定：草药值得一试，针灸荒诞不经，《肘后备急方》里的“清晨抱公鸡”只配当段子。的确，无论中医的支持者或反对者，如今大都会认为“清晨抱公鸡”来治疟疾的疗法不值一测。这种不屑来自于我们对世界背后因果关系的基本理解。可是，之所以提出“大规模双盲测试”，不恰恰是因为这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往往超出了我们的掌握么？从双盲测试的角度看，青蒿和公鸡之间并无本质差别，“科学的态度”是一视同仁，并投入相同的时间和金钱用于检验。当然，出于经济的考虑，一个健康的现代心灵不该大规模验证公鸡疗法的效果。这背后的原因有许多。我们想指出的，仅仅是双方围绕“大规模随机模双盲测试”所产生的误解——在中医粉试图借青蒿素挽回颜面的同时，中医黑是否也借用了“科学标准”之外的前提？
既然仅仅诉诸疗效难以为中医辩护，我们就看看中医粉就“认知问题”的第二种态度。
“中医基础理论不可知，中医实践却可以理解，中医疗法也自然有效”，是许多中医及其辩护者所采取的立场。根据这一立场，阴阳五行虽然没法观测，现象上也少有直接的体现，但是通过中医理论进行诊治，会像一门手艺或技术那样摸出“门道”。而当一位中医的手艺越来越纯属，他面对病症时也就自然愈发“懂得”如何下药。这种态度的优点是回避了阴阳五行的认知问题，却又为中医疗效的可靠性提供了解释：
——“我们不懂阴阳五行，那为什么某些中药能治病呢？”
——“撞大运发现的。”
——“可这样一来，中医就根本不算是一门学科啊。”
——“嗯，大概中医们运用他们也搞不太懂的理论，会熟能生巧的治病吧？”
——“这还多少能接受。”
“多少还能接受”，因为这多少能说明医书里那些治病救人的药方，是如何通过“中医”的方法得出的。葛洪虽然注定与诺奖无缘，但那个首先发现青蒿疗效的人，可能真的通过自己的技术——而不是大运——认识到青蒿的价值。这样一来，尽管屠呦呦女士本人仅仅把中医经典作为灵感的来源，但青蒿素疗效的最终确认，将始终有着中医们作为医者——而不是中彩者——的一份功劳。
将中医视为手艺的观点相对安全。毕竟，无论中医的基础是否可靠，它的确具有某些手艺和技术的特征。而手艺并不指向“真理”或“科学”这些外在价值，人们也就很难向其发起攻击。
可惜的是，将中医仅仅视作一门手艺，并认定其理论基础不可知，本身是不自洽的。
多数情况下，手艺人除了懂得如何运用自己的工具之外，还应当对这些工具有基本的理解。木匠懂得如何用锤子钉钉子。他可能不擅长固体力学，也不知道如何制造一把锤子，但他起码应该理解什么是锤子，以及它为什么能钉钉子。随着分工细化，我们或许对自己熟练掌握的技能背后的知识越来越不了解。对算法一窍不通，仍然会上网搜索。对机械毫无兴趣，一样能以车代步。可是，我们之所以能上网搜索、能以车代步，是因为这些网络和驾驶技能的背后，有着整个世界的实在性、及其相应运行规律的支撑。相反，“给不存在的叔叔催眠，让他帮你打怪练级”，就不是一项可靠的技能。你对着空气说段子，说着说着，就练成了99级。你惊讶不已，让你的队友们也跟着说，居然屡试不爽。如果真的存在一个隐形的叔叔，他技术高超很会打怪，那么你确实掌握了一项“技能”。否则，这就不是真正的技能，你和队友们也只是撞大运碰上了系统bug。
以此看来，如果中医实践的确是一门手艺，那就必须默认它的基础理论对应某种实在性。而中医支持者面对“认知问题”的第二种态度之所以不自洽，是因为它在不得不假设阴阳五行理论对应某种实在性的同时，又声称其理论对象完全不可认知。的确，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常需要假设一些“理论实体”或“理论模型”，它们尚不能被直接认知，却能恰当的解释经验现象。但这却并不妨碍我们在获得新的技术后，能对其进行进一步观测。比如，在道尔顿的时代，原子仅仅是理论实体，它们无法被直接观测，却能很好的解释化学反应中的种种现象。而随着成像技术的发展，我们已能看到单个原子的图片。当观察存在限度的时候（比如无法同时获知微观粒子的位置和速度），我们也能在理论上予以说明（测不准原理）。与之相反，中医的支持者所承认的阴阳五行的不可知，是指我们在任何技术条件下，都不能对其它们进行更基本的观测。我们有的，仅仅是望闻问切的判断和辨证而治的结果。而阴阳、五行、气血、经络，这些中医基本概念的所指，将永远留在病症和结果之间的黑箱子里。对于它们为何被锁进黑箱子的原因，中医理论也没有做出很好的说明。
当然，和自然科学中“不可知”的这些差异，尚不是中医的死穴。可进一步的问题在于：这种绝对的、不加解释的不可知，意味着我们同样无法“认识到”中医何以是一门手艺。随着分工细化，我们的确对越来越多的技能缺乏基本的了解。可是，如果有人问我究竟为什么能上网搜索，我至少可以跟搞IT的朋友们学习算法。也就是说，当我“声称”某些活动构成一门手艺时，就等于声称其背后的运行机制在原则上可知。否则，我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声称自己掌握了一门技术。这样一来，哪怕中医的基础理论“实际上”确有所指，哪怕中医实践的背后“确实”有着客观规律的依托，中医的支持者也无法自洽的声称“中医是一门技术，尽管其理论不可知。”在此，有人也许会反驳说“不必纠结于理论，能治病的就是技术”。这就退回到面对“认知问题”的第一种态度。而根据之前的讨论，第一种态度是很难独立为中医辩护的。
3. 认知问题与内证实验
前文指出，我们既不能只从疗效为中医辩护，也无法自洽的把中医仅仅看作一门“技术”。真正为中医辩护，就必须回答那个棘手的认知问题：究竟什么是阴阳五行？我们该怎样认识阴阳五行？
认识阴阳、五行、气血和经络，大致有三种可能的途径：朴素唯物主义、来自科学的证据、以及内证实验。
我们曾经讲到，朴素唯物主义不能很好的为中医辩护。如果阴阳五行仅仅是我们基于有限观察而构造的理智模型，那么不仅中医应当完全让位于现代西医，我们也很难合理的解释中医实践的效果——金克木，为什么斧头能砍树，肺气盛肝气就要衰呢？
中医的支持者能否期待来自科学的证明？会不会分子生物学家们在勇攀科学高峰之后，发现张仲景已在山顶恭候多时？尽管充斥着鸡汤和神棍的味道，这种可能性不该事先排除掉。的确，我们很难沿着现代科学的发展方向预见这种可能性。科学和中医重叠的部分，目前也仅限于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对中药的疗效做出说明。至于“阴虚阳虚”、“心肾相交”等状态，还无法在西方科学的体系内得到恰当的表述。不过，在科学发展的某一阶段，发现这些状态的恰当表述、理清其运行机制、并把中医理论完全镶嵌进来，这并非完全不可能。到那时，中医的支持者们就可以扬眉吐气道“你看你看，我们果然站在山顶”。需要注意的是，从科学的角度重述中医的理论，和通过大规模双盲测试验证中药的疗效，有着本质不同。大规模双盲测试之所以能让中医陷入上文提到的“两难处境”，是因为它自身并不对治病的机理做任何说明。也就是说，让中医的治疗方法通过双盲测试，仅仅是现代科学测试方法的胜利。相反，在科学体系内恰当的重述中医理论，则意味着认可中医治疗方法的可靠性。
期待着通过科学来认识中医的基本理论，其困境非常明显：我们目前尚不能通过科学认识中医理论。依照现代科学的发展方向，以科学来认识中医是一种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借由一种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很难为中医提供恰当的辩护。此为其一。其二，即便我们在几十年、几百年后终于能通过科学重述整个中医理论，也无法为几千年来的中医实践提供合适的说明。如果中医理论仅仅通过长足发展后的现代科学才能被理解，那么以往的中医们都在想什么？当他们谈论阴阳五行的时候，是否仅仅是朴素唯物主义者？他们的实践技巧，是否“碰巧”依托于他们自己也完全无法理解的实体之上？这样的结论，中医粉并不会接受。当他们声称中医为“超科学”的时候，已经假定了那个站在山顶的人对其中的理论有了足够的认识。
除朴素唯物主义和科学证明之外，中医支持者们对认知问题的一个最为核心的主张，是内证实验。
内证实验，即通过站桩、冥想等修行积累，在自身体内直接主观经验到阴阳五行及气血经络的运行。对于内证实验，最有代表性的论述为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中写到的：
“丹书论及阳精河车，皆往往以任、冲、督脉、命门、三焦为说，未有专指阴跷者。而紫阳八脉经所载经脉，稍与医家之说不同。然内景隧道，惟返观者能照察之，其言必不谬也。”
也就是说，气血和经络，并不是我们的祖先在临床实践中把自己扎的千疮百孔提炼出来的，而是通过特殊的方法，获得异于常人的认知能力之后，直接观察总结到的。五脏的运转，及其与五行理论的对应关系，据道教的传统也是以类似的方式被发现的。《黄庭内景经》集中记述了内观腑脏的方法，《圣济总录》中则写道：“闭目内视，五脏历历分明，知其所处，然后五脏可安。”
在进一步讨论内证实验的意义之前，需要澄清两点。
首先，不要急于给内证实验扣上“神秘主义”的帽子。不假思索的鄙视神秘主义，的确是现代社会对人类的基本馈赠。无论多么傻叉的，多么潦倒的，都可以肆无忌惮的在“神秘主义”的标签上踩几脚，并获得强烈的存在和归属感。“观察经络，你当是《火影忍者》里的向日一族呢？”“还奇经八脉，你仙侠玩多了吧？”“中医就中医，扯什么道家修行？”内证实验背后的逻辑问题稍微复杂，我们会逐一剥离。此处仅仅指出，“不假思索鄙视链”对于这个问题的论毫无益处。一般而言，鄙视链要在公共讨论中发挥作用，需要获得双方的共同认可，例如：
——“你居然认为A，可是A会导致B，而B又这么傻叉，所以你不该认为A。”
——“哦，没错，B很傻叉，那我不坚持A了。”
相反，如果后者不承认B傻叉，那么整个讨论就陷入僵局。要么劈柴生火把对方烧死，要么各自回家洗洗睡了。内证实验就属于这种情况：反对者斥责神秘主义，骂的不亦乐乎，支持者却可以抬出“下士闻道大笑之”，直接把对方贬为“下士”。所以呢，在缺乏进一步论证的情况下鄙视对方为傻叉，这或许情有可原，但如果就此认为自己真的赢了辩论，那就真的傻叉了。
其次，诉诸内证实验，在中医传统中是完全合法的。自古医道同源，从治病救人到长生久视，期间并没有明显的分割线。医学和宗教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分离，其历史原因很多，我们不打算深究。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即便目前大多数中医并不从事道家修行，即便国家拨给中医研究的经费都拿来“验药”了，也并不构成反对内证实验的有效论据。根据中医的传统，返观内照是修行达到较高层次后的体验。手握听诊器学了几年中医后感觉不到任督二脉，并不意味着中医不过如此——我们的XX家总拿不到XX奖，还都冲击一下呢。至于“返观内照”究竟让人想起仙侠还是《黄庭经》，取决于我们平时读的是起点中文还是道藏。
内证实验，究竟能在什么意义上为中医提供辩护呢？
在公共讨论的范围内，通过内证实验为中医辩护的最为糟糕的策略，就是声称中医“事实上原本如此”。要求对方相信历史上真的存在过能返观内照的医圣、真的是他们奠定了中医理论，无异于逼对方相信“这世上有鬼”。针对这类论断，对方用三个字就能轻易回击，“我-不-信”。
相比之下，把内证实验作为中医合理性的“最佳解释”，是相对安全的策略。跟“信吧信吧，李时珍都这么写了”不同，中医的支持者可以认为“阴阳五行这么黑箱子的理论，以及那些复杂的经络和拗口的穴位，一定是在返观内照的状态下总结出来的，不然，谁会临床总结出这种东西？”这个策略的优点是，它不再直接诉诸返观内照这样的小概率事件，而是诉诸中医的合理性。只要对方认为“中医应该有其内在合理性”，我们就可以把内证实验作为其合理性唯一的来源——毕竟朴素唯物主义和临床实践很难解释阴阳五行理论和经络学说的产生——并由此为中医辩护。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策略的前提是对方并不否认中医的合理性，它仅仅对中医可能具有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说明。相反，它不能用来说服那些一开始就言之凿凿反对中医的人。在中医黑看来，中医原本就是荒唐的，我们又怎么能用看起来更荒唐的“内证实验”来说服他们接纳中医呢？
前文提及的那些对中医的辩护，都是针对反对者们具体论证的回击。比如，针对“可证伪性”搬出费耶阿本德、质问“双盲测试”为何歧视公鸡疗法，等等。同样的，凭古籍段落提出一套中医认知理论，就直接要求别人相信，是非常鲁莽的举动。内证实验的讨论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对中医的认知难题——阴阳五行理论根本读不懂——给予的回应。任何过界的主张，都会遭遇一轮又一轮的“我不信”，而中医粉们就算援引再多的文献，于争执也是毫无益处的。
能进一步推动讨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医的反对者们认为返观内照极其荒唐，可他们又如何能证明其为假呢？
证有易，证无难。无论揭露多少庸医，戳穿多少大师，也不能证明不存在返观内照的可能性，中医传统的认知基础，也就不能被动摇。许多中医的支持者所主张的“不修行就没资格谈论内证实验”，也有正此意。
尽管这个论点为中医的合理性守住了最后的阵脚，它也要付出不少代价。首先，它放弃了我们此前针对“可证伪性”做出的辩护。我们曾经指出，鉴于数学在现代认知体系中的典型意义，如果想指责中医理论不具备可证伪性，就必须要说明为什么阴阳五行的确定性和数学不同。而根据内证实验的模型，阴阳五行和气血经络都只是“知觉”的对象，它们并不具有数学那样定义般的确定性。我可能内观到金生水，也可能内观到金生木。无论五行背后的运行规律如何避免了后一种情形，在知觉的范围内，金生木都很难被事先排除。无论怎样，这次轮到中医粉们来说明，为什么五行生克在“返观内照”的知觉领域内具有定义般的确定性。“它们就是那样运行的”是个糟糕的理由，因为就算它们那样运行着，未必就一定要那样运行。
中医粉们或许反问道：为什么要求五行生克具有定义般的确定性呢？之所以提出“可证伪性”这么糊涂的标准，不正是因为不理解阴阳五行理论吗？而当我们找到了恰当的认知模型，也就无需回应“可证伪性”了啊。可问题在于，当我们声称“不修行就没资格谈”的时候，中医的认知基础和神棍的骗术已然无法辨别。“我于内观中看到了肺部的童子”不可证伪，中医粉尚且觉得无伤大雅，然而“我用意念飞跃到千里之外的深山，抓了几条蛇回来”，也不可证伪。如果我们认可了由“证有易证无难”、“不修行就没资格”等理由获得辩护的中医的合法性，是否同样就没有资格判定王大师的“隔空取蛇”是骗术呢？要知道，将“隔空取蛇”归为天桥把戏完全于事无补：就算确实有人在天桥上玩过这个把戏，你又怎么知道王大师自己没用念力穿越千里呢？反之，如果我们借“天桥把戏”的缘由认定王大师为骗子，那么当有庸医打着内证实验的旗号行骗的时候，我们是否就要认定所有关于内证实验的说法都是谎言呢？
这样一来，当内证实验的认知模型为中医的合理性守住最后防线的时候，也将该合理性置于异常尴尬的境地：在绝大多数人都不具备“内观”能力的公共讨论空间里，我们没有任何手段来鉴别真实的内观和虚假的内观。
不过，对于中医支持者而言，这种尴尬却未必是绝境。实际上，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着太多的元素，其真伪没有客观的评鉴标准。对于道家的修命，佛家的悟性，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判断标准，往往只能诉诸道德。然而，开着宝马的花和尚，就一定未曾顿悟吗？嗜酒如命的道士，就一定没结圣胎吗？儒家也不例外。百善孝为先的礼仪表演或许庸俗，新儒家们忧国忧民的宏大叙事也空洞无物，可你真能确定儒家的“致中和”和“致良知”也仅仅是高级心灵鸡汤？和“内证实验”一样，和“自由”与“民主”不同，儒释道的核心价值原本就不是公共讨论的话题。三教的经典意在引导和教化，而不是通过理性来描述终极实在。
难以鉴别内证实验的真伪之所以让人不安，在于它和神棍逻辑的相似，而我们又非常非常渴望“一眼”就能认出王大师的骗术。人们嘲笑跟王大师合影的明星，多少折射出这种心理：“连这种骗子都认不出来，要是我才不会上当呢。”然而，如果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恰恰不对公众讨论开放，我们就应该心安理得的接纳“无力辨别”这一事实，并对神棍门的受害者也予以更多的宽容。当然，中医黑可以依附于官方意识形态塑造出的“唯物主义”来拒绝一切神秘主义（咦，你确定唯物主义和神秘主义是不容的吗？）。但即便如此，即便官方的唯物主义有助于国富民强，你也只是“相信”不存在返观内照，“相信”不存在圣胎神佛——至于事实究竟怎样，你并不“知道”。马云对于合影问题的回答非常朴素的表达了这一点：接触王林，是出于对神秘未知的好奇（当然，是否有其他目的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在为中医的合理性划出最后这道防线的同时，也指明了中医黑所能攻击的范围。由于外人无从辨别内证实验的真伪，而其为真的可能性又太低，我们就很难恰当的把它接纳到现代社会的共同体当中。这种拒绝，并不是基于对事实的了解，而是源于社会的规范——我们“不应该”信其为真，“不应该”把我们的知识体系和社会生活奠基于神秘主义的说法之上。只有这样，才“有助于”科学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国家的繁荣，等等。对内证实验等神秘主义进行不假思索的排挤，恰好体现了这一社会规范的要求。
由此，我们能比较自洽的说明中医基础可能存在的合理性（内证实验），并同时接纳针对中医的诸多指责（不科学、不可证伪、神秘主义）。中医黑粉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断，源于双方对公共讨论、理性、以及社会规范性的混淆：中医粉主动将中医的基础理论建立在内证实验上，还要求对方相信；中医黑则借由社会规范的力量试图在理性和事实的层面对内证实验也予以否决。前者高估了现代社会对非常规认知模式的容忍，后者则体现出意识形态的宣传成果，并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拿忧国忧民来代替思考的恶习。鲁迅笔下的国人在袖子和私生子之间尚且联想一番，中国文人却一思辨就急着从政策层面支持或打击。先天下之忧而忧，本属于人的精神气度，却偏偏用成了省略思考步骤的心法。
4. 小结
我们讨论了中西医之争中的几个话题：可证伪性、大规模随机双盲对照测试、作为手艺的中医、以及内证实验。我们指出，关于可证伪性和伪科学的讨论基本错失了中医的核心困境——基础理论的认知；双盲测试也从未构成独立的议题，因为争论的双方都诉诸检测标准之外的预设；将中医仅仅视为手艺的观点看似安全，却不自洽；而内证实验只有退居于公共讨论的边缘才能为中医提供辩护。那么，到底应该相信中医，还是反对中医？要知道，支持和反对的最终决定很少基于确切的理由。如果你准备深究理由，就可以继续想想，你支持或反对的理由是否在前文提到过。如果提到过，你能否就我们针对这个理由所提出的困境，给出更好的解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