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杂院还是平面大杂院的时候，小罗锅就已经占据了一个小小的角落。
那时的大杂院其实还不算是大杂院，居民基本都是附近煤矿的矿工和他们的家属。那时的小罗锅却是名副其实的小罗锅，十五六岁，说不清是因为小小个子驼着背，还是因为初来城里害羞，总是低着头。饶是贫嘴的街坊逗他，也只见他红着脸笑笑。也许是因为这份腼腆，大家更不好意思去逗他了。偶尔有调皮孩子学着大人私下里的叫法喊“小罗锅”，也马上会被家长红着脸踹走。
我模糊地记得，小罗锅是有个师傅的，花白的头发胡子，蓝色工作服上罩着黑色围裙，被一堆鞋子皮革包围着。手里锤子在垫板上叮叮咣咣，间或缝纫机扭动的吱吱呀呀。当年的工人最光荣，但是再光荣也不能当鞋穿。于是小小的摊子却忙得很，不停地有人拿着鞋子来钉钉补补，希望一双鞋子能多穿几年。
刚开始大伙儿都是奔着师傅去的，小罗锅只能打打下手。那时候的小罗锅存在感很低，要不是因为罗锅，估计就溶化在鞋子和皮革堆成的背景里。最开始注意到他，还是听大人们说，这个小罗锅极有眼色。自己手里的活不停，还要时刻关注着师傅，以便在师傅伸手的时候第一时间递上胶水、锤子或者锥子。这么个省心的徒弟，师傅应该也是满意的，很快，小罗锅慢慢成了小摊子的主力。
不记得小罗锅确切是什么时候继承了师傅的衣钵。作为那个年代双职工家庭的独生女，我是没有什么机会去修鞋的，基本上是新鞋穿到穿不下。只是偶然去陪妈妈修鞋。只记得那双鞋修起来很麻烦，邻居推荐了小罗锅，说他干活细心。那是我记忆里最清楚的一次修鞋。坐在摊子的小板凳上，小罗锅继承了老师傅的蓝色工作服和黑色围裙，却扩展了修鞋摊的业务，新增加了配钥匙、刻章。他娴熟地钉鞋、缝皮子、沾鞋底。他一双手和那些工具一样，黑乎乎地却磨得发亮，裁剪缝纫的是厚厚的皮革，看起来却觉得行云流水。妈妈的那双鞋确实不好修，他想了几个办法，都觉得不够好，于是腾开了脚下的工具，慢慢挪步到那一堆废鞋子山里去寻宝。终于找到了几个配件，比划了半天，小心翼翼地把坏掉的配件拆下来，再把新的装上去，端详一下，觉得满意了，才递给我们。修这双鞋很费了他不少功夫，妈妈不大好意思，但是他还是坚持把多的钱找回给我们。
后来大杂院拆迁了，原住民们各奔东西，我家也搬走了。进入新世纪，楼房盖了起来，居民们陆续搬回来，大杂院变成了立体大杂院。这一回，大杂院真的成了大杂院。煤矿、工人阶级的风光似乎也在拆拆盖盖中发生了磨损。小罗锅又在小区里一个繁忙的路口找到了一席之地。说也奇怪，能在小区里堂而皇之摆摊的，他是独一份。毕竟，当年被家长踹的孩子现在是小区管理，哪好意思驱赶看着自己长大的长辈。
小罗锅架上了老花镜，身边也有了打下手的人。不过不是徒弟，而是他老婆。据说是在农村找的。跟当年的他一样话不多，默默地在旁边找配件、递工具。不同的是，她会在特定的时间离开，回来的时候带着饭菜。
小罗锅的摊子旁边依然热闹，退休的老人们喜欢坐在他旁边聊天，说着当年有意思的事。小罗锅的话似乎多了一些，也会和他们说说笑笑。他的生意也不差，老主顾依然精打细算，省下来退休金帮忙贴补孩子；矿上的年轻人工资不高，也愿意把鞋子拿来，用几块钱拯救一下好几百的鞋子，这样也逐渐有了不少新主顾。
前不久的一天，遛弯的老爸回来说，小罗锅死了。再路过他的摊子，不见了成堆的鞋子，零散的小板凳，和他那安静忙碌的老婆。只剩下路边的那棵树。
二零一九年八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