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米饭
离开我下乡当农民的生产队很多年了，一直怀揣个情节，喜欢去乡村购买农民自己种的大米、菜籽油，用现在的话说是追求原生态。其实，走过路过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人，这里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
农村人的日子总是与庄稼联系在一起。他们说掰苞谷的时候，正是秋天；挖红薯，则是到了冬天的季节；至于青黄不接，说的是从栽秧苗到打谷子，横跨春天、夏天、初秋三个季节，集体经济以公社模式表现的那些年，一说到青黄不接四个字，肚子会“咕咕”空响，那是饥饿产生的条件反射。
谷子由青转黄，颗粒一天天鼓起来。田埂上时不时走来面黄肌瘦的人，他们用贪婪的目光扫过稻田，纳一串谷粒，放入掌心，用粗糙的双手使劲搓揉，不用吹去谷壳，从小与谷子打交道的农民，一看谷穗便知有几分熟。但是饥饿往往让人丧失判断能力。
遇上红火大太阳，去看谷子成色的农民会很高兴，阳光、温度会让谷粒熟的更快。有从大队小学放学回来的孩子，说三队的人都在打谷子了。回答是，三队的田都在坝上，阳光足。
我所在生产队的队长，还兼任大队的贫下中农协会的主任，简称贫协主任。那是1950后出现在农村的一个新职务，表示出生在一穷二白的家庭，属于最好的阶级，是新社会最值得信赖和依靠的。队长姓宋，在生产队属于大姓。全队不算下乡知青有二十七户，一百几十人口，户主只有两个姓氏，一宋一代。
自打人民公社成立，宋队长一直担任队长。这似乎是我们的传统，如果没有出什么事，诸如站错队或者被查出来贪腐，许多职务可以干一辈子。当然，想做不倒翁，有几条原则，话不可多说，事情不可冒进，就像排队走路，排在中间是最佳选择。宋队长是老实人，对很多事情拿捏得稳。
谷子黄了，生产队的大人小孩都这样说，宋队长仍然不喊开镰收割。他在看，看本大队有哪些生产队开镰收割了。具体说来，宋队长主要是看旁边七队，七队的地理环境与我们六队一般。
七队开镰收割的消息是由万儿的继父带来的。
万儿的父亲去世后，经媒人说合，与七队的一个秃头男人成了亲，双方都有几个儿女，便各自住在原地。男的十天半月过来找万儿的妈，四十多岁的年龄，生了个老幺儿。
说起生孩子，万儿的妈有经验。那天上午，万儿妈背着竹筐，挺着肚子，手里拿着割草的镰刀，打我们知青点去后山。后山坡上，周年长着旺盛的野草，放牛的、割猪草的都喜欢去。人才过去不久，又见万儿的母亲掉头往回走，我和她打招呼，直觉有点怪怪的，她先前穿的衣服脱了放在竹筐里，下面垫了不多的青草，她说有点事要先回去。后来才听说，她在割猪草的时候孩子出生了，一个人用镰刀割断脐带，脱下外衣把孩子裹了放在猪草上。
万儿的母亲和继父有了自己的孩子，来往时候多了。头天他们生产队打谷子，每人分了点湿谷子，便提了十来斤过来，那天晚上，万儿家热闹的很，灯火一直亮到深夜。
第二天我们生产队开始割谷子，选了靠近河边坝子上的几块田。打下的谷子挑去倒在队上的晒坝，傍晚时分，没人通知，生产队几乎所有能走动的人都来了，像过节一样热闹。队上的保管拿出称，会计照着账薄喊着名字，每人分二十斤湿谷子。人多的家庭，比如万儿，本来就有六兄妹，加上母亲又生了个小弟，八口人，分了一百六十斤湿谷子。
我听从生产队另一个知青的建议，把湿谷子交给队长，我们去他家吃新米饭。同房子的知青姓陈，下乡近五年，属于老知青，在大队开手扶式拖拉机，工分和口粮都记在我们生产队。老知青吃过几年的新米饭，有经验，去之前去地里摘了一把青辣椒，细细剁了伴上盐巴。
湿谷子挑回家，老队长屋里人早早把煮猪食的大铁锅洗干净，灶下烧几把谷草，湿谷子就在铁锅里慢慢的炕，火不能大，微火正好。老队长年轻时家穷，三十多岁才有人说媒，娶了白马场死了男人带着三个孩子的二婚嫂，进门后一连生了四个千斤。
湿谷子炕了约两个小时，铲在石对窝里用木棒冲。米和谷壳渐渐分离，再放在竹簸箕里把米和谷糠分选出来。接着开始煮新米饭，这时候天色已黑尽了。出门站在竹林边，但见整个湾里的住户，家家都在椿米，户户冒着炊烟。
老队长家吃新米饭没下饭菜，用老队长的话说，新米饭自带香味。幸亏同房子的知青早有准备，拿出自已腌的青椒。许是我们的肠胃没那么枯渴，看着他们一家老小不用吃菜，就白米饭，吃的那么爽口，还给吃快了添第三碗的提个醒，说有过这样的悲剧，“粮食关”后，湾里有人家好长时间饿得饥肠辘辘，分了谷子煮新米饭，结果吃多了把胃撑破了。
二、忆苦思甜
我下乡的那些年，好像每个大队都有一所小学。学校有一个保留节目，经常邀请苦大仇深的农民去控诉旧社会的万恶。邀请的对象由各个生产队派代表轮流出场，演讲一次算十二个工分，比在生产队干活強。
我们生产队有位七十来岁的老农，出生在光绪年间，是老队长的表哥，也姓宋，从小苦大仇深的一拨。平时上山干活，喜欢吹牛，于是老队长就叫他去大队学校忆苦思甜，也算是照顾表哥吃点“革命工分”，并让我陪他一起去，顺便也给他提个话。
大队小学在山头上，每个年级一个班，两三百个小学生、七八个老师。学生排队站在操场，一色的阴丹蓝衣服，偶尔有几个穿军绿色的，显得突兀。我带着老宋走到台前，找了根板凳让他坐下，他望望台下的学生，又望望老师，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觉他太紧张了，就给他递话，“干脆从吃开始说，刚才在路上，你不是说大战钢铁一天吃了八顿饭。”
这下点醒了老宋。他开口说，“新社会好，58年大战钢铁我们从阴阳湾过土主场，去剑丰砍树子炼铁巴，一路上见村都有公社食堂冒烟，吃饭不收钱，坐拢八个人一桌就上菜。虽说沒几个菜，但是干饭随便舀，敞开肚皮吃。那日子安逸，地头的谷子黄了、倒了都没人去割。后来就遭报应了，食堂垮了，家家户户屋头冷火秋烟，饿死了好多人哦。老表屋头是从白马场嫁过来的，带来的娃儿，饿的遭不住，半夜去地头把刚栽下去的红苕母儿掏出来吃了。结果被队上的人抓住打了个半死。为了找点吃的活条命，树皮磨成粉，山上的石谷子都挖来吃，吃了又拉不出屎，我堂屋头的人就这样涨死了。”
大队学校的负责人听到这里，赶紧告诉老宋，说偏了，回到正题。老宋一时半会没回过神，看看我，我说，那就说旧社会的吃。老宋一下来了精神。“旧社会太万恶了，我每年栽秧打谷都要过河帮地主干活。我人老实舍得干，狗日的地主年年都要请我。栽秧子的时候天气还冷，吃干盘子喝烧酒。”
我在旁边没听清楚，就问啥子叫干盘子。“你们城里人啥子都不懂，干盘子就是冬腊月间做的腊肉香肠，狗日的地主屋头的婆娘会整，还有腌猪头肉，腌排骨，等我们吃的二麻二麻，浑身燥热就下田插秧。等太阳升到竹林上，地主婆又喊我们打幺台，每个人一碗荷包蛋，甜的腻人。吃人嘴软，就拼命的干活。
到了打谷子，干盘子没了，吃正席。”我在一旁听起兴趣，又问啥子叫正席？老宋很是得意。“正席就是九大碗，打谷子庆丰收，吃杀猪饭。甜烧白、咸烧白，酥肉、粉蒸肉，耳巴子大块的肉，一口一包油，管饱。”
估计饿着肚子的老师学生都被油荤支昏了，也不管新旧，听得津津有味。
三、生产队开会
那个时候的生产队喜欢开会，开会的主要内容就是读报纸。报上隔三差五有很长的文章，读什么不读什么，全凭队长去公社开会回来后决定。队长识字不多，他会做记号。毎个生产队都订有一份四川日报，平时就堆在青龙场上邮电代办所，由一位姓姚的老姑娘分发。到了开会的日子，老队长先去把报纸领了，然后坐在会场上听公社干部读报。
报纸长得一个样，日期不同，老队长请识字的人把上面干部正在读的报纸做了记号，然后抽出来单放。回到生产队便通知全体社员晚上开大会，不参加的扣工分。
生产队经常开会，社员们都疲了，说好晩上八点半开，十点钟人还没到齐。先到的人，如果精神好三五成群吹烂牛，也有疲惫的人，找个堆谷草的地方睡觉。那些年辰，经常发生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一级级传达下来，很多细节走了样。有回生产队一个叫万儿的青年农民认真向我打听，说是一个姓林的大官，带了一群老婆，吃了瘟猪肉死了。万儿说的是当时的一位身体永远健康的副统帅，带着姓叶的老婆，飞到一个叫做温都尔汗的地方堕机失事。
这件事至今都是一个迷，连农民万儿都不相信。他说在生产队当个副队长，让他下台都会争得面红耳赤。
好不容易等到生产队的人基本到齐，队长喊开会了。然后拿出做了记号的报纸让我读。文章总是很长，占了两个或者三个版面，一两万字，上面说的事都与我们的生活隔了十万八千里。我读着报纸经常走神。于是便跳着读，眼睛落在什么位置，随意选择一些句子读，反正也没人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