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秋风
“诗人”这个词基本上在90年代后就成了骂人酸腐不入世的词汇，后经辗转变迁，更有“湿人”等说法用来讽刺那些纸上谈兵，空想主义，幻想不切实际的人群。
毕竟这是个现世主意流行的世界，人们更为关注的是物质的表象，以及各种成功学所带来的迫切心态，而浪漫主义也仅仅用来表示用金钱堆积讨好帅哥美女的俗世概念。
其实，真正的诗人是浪漫的，浪漫的根基在于他们的心灵深处是一度奔突、冲撞着由生命的热爱、执着与死亡的敬畏、疑惑的巨大张力支撑起的深沉悲痛的宇宙意识，这种对人类生存根本性问题的追问才是“真正的浪漫”。
但目前这种整个社会无诗状态也并非不好，毕竟某些诗人的的卧轨自杀（某人曾是北京大学法律系学生）就足以告诫所有的青少年父母，诗人是带有贬义色彩的，无法在现实立足的荒诞角色。于是一代by一代，我们所需要的建立在真正的对生命的尊重与理解基础上的“诗性”和“浪漫主义”，早已变味。
其实我要挖掘的所谓“诗性智慧”，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原始思维，根据维柯在他著名的《新科学》中的解释来看，原始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是本能的、独特的，并不是如我们理性智慧下人类所想象的那样幼稚无知野蛮愚昧，是“富有诗意的”。它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可以描述，即一个是想象性的“类概念”，一个是拟人化的“隐喻”。诗性智慧的产生显然是那个财产公有制时代的必然产物，在人类自我意识完全独立出来以前，原始人类的思维方式必然是集体表象，同时是一种“身体语言”或“动作思维”。
维柯关于诗性智慧的经典论述至少告诉我们生活在理性智慧下的人类两点注意事项：一、先于理性智慧的形态是诗性智慧，并且诗性智慧是人类文化的第一个形态；二、既然人类在早期都共同拥有过诗性智慧，那么，不同民族、国度、地域的人具有共通性，虽然由于地域的差别、民族的特性而导致共通性越来越少，但是至少在某些方面仍然遗留着相同以及相似的地方。由此我们可以进入第二个命题的讨论，就是虽然人类都拥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心理起点，但是，中国的诗性智慧与西方的诗性智慧又有着显著的不同，对于生命本体精神的继承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
正如刘士林先生所说：中国的诗性智慧在本质上是一种不死的智，“中国的诗性智慧在本质上是一种不死的智慧。”他对此曾有过精辟而详细的论述，“与古希腊的哲学方式不同，它不是采用理性思维的反思方式，而是以一种诗性智慧的直觉方式把死亡融为生命的一部分；与古印度的宗教实践不同，它不是采取非理性的宗教迷狂来超越感性之躯的畏死情结，而是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以人伦义务为人生意义来贬低个体生死的重要性；与古埃及的死亡伦理学更是截然相反，它以群体的延续为第一义，从而把个人的生死消解在族类生生不息的历史绵延之中，从而使生命获得精神上的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