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9 世纪，很多欧洲思想家依然继续在笛卡尔所开创的大陆哲学传统之内很好地进行着工作。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 年）便是这些思想家中最重要的一位。他是其称之为“现象学”（来自希腊语 phainomenon，这个词意思是“显象”，因而，现象学就是对显象的研究）的一种哲学的奠基人。和笛卡尔一样，胡塞尔将意识置于哲学思考的中心，但胡塞尔从康德那里认识到，关于意识的理论必须既关注意识的形式，又关心意识的内容（笛卡尔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发展出了一种方法，既展示心灵的结构，也展示其内容。这个方法将会是纯粹描述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也就是说，它将不借助任何来自其他哲学、科学或社会传统的理论建制，而是通过世界实际上向意识显示其自身的方式来描述世界。这种方法将胡塞尔称之为“自然态度”的世界揭示出来，这个世界就是人们不受理论观点和历史观点覆盖阻碍所经验到的日常世界。关于“自然态度”，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纯粹现象学通论》中这样写道：

我意识到一个在空间中无限伸展的世界，它在时间中无限地生成和变化着。我意识到它，这首先意味着，我直接地、直观地发现它，我经验到它。通过我的视、触、听等等……有形体的事物……就直接对我存在，……“在场”，无论我是否特别去注意它们。

自然态度的世界是一切哲学和科学的绝对起点。它就是实际上生活着的世界。其他诸世界可以建立在生活世界之上，但永远不可能取代它或损害它。对人类而言，最终只有这样一个自然态度的生活世界才存在。但是胡塞尔想要走到自然态度内容的背后来揭示它的结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运用了一个类似于笛卡尔彻底怀疑的方法，这个方法即胡塞尔所谓的“现象学还原”（或 epochê［悬搁］，这是个希腊词，意思是“悬搁信念”，正如我们对古代怀疑主义的研究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个方法将任何经验都放到括号里，把通常关于这个经验所做的一切假定和预设都悬搁起来，以对它进行描述。比如，把看到咖啡杯这一经验放到括号里，就要求把“杯子是用来盛咖啡的，而它的把手是用来把握的”这样的信念悬搁起来。杯子会将其自身作为许多可能结构呈现给意识，而加括号揭示了其中呈现的方式。（我既不能同时看到正面和背面，也不能同时看到顶部和底部，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刻，我都无法同时看到它超过一面的可能展示。）

如果我们把悬搁应用于一个更具有哲学意义的例子，即对时间的经验，那么我们就必须把所有对时钟、对列车时刻表以及对日历的信念都悬搁起来。然后，我们就会发现生活时间总是被经验为一个永恒的现在，现在则被对早先的现在（过去的当下）的记忆所调和，而又总是冲入半可经验但最终来说不可经验的未来的当下。从现象学意义上来说，时间总是“现在”。做任何事情都是现在去做。你永远不可能在（过去或将来的某个）那时去做。

与此类似，对空间经验的现象学还原也显示了生活空间与地图空间的不同。生活空间总是按照这儿-那儿的二分法被经验，在生活空间中我总是在这儿，而所有其他事物总是在不同程度的那儿。（让-保罗·萨特，胡塞尔的一个偏离师门的学生，后来从这个发现中得出了非常悲观的结论。）因此，对此时此地的经验就是时间和空间经验的原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自我的所在地。

胡塞尔的一个主要洞见（实际上来源于他的老师弗兰茨·冯·布伦塔诺）是他对所有意识的意向性（即意识的指涉性）的处理，这个洞见被后来的现象学传统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被分析传统所吸收。胡塞尔在这儿的格言是“一切意识都是关于……的意识”。这个格言意味着不存在像自我封闭的思想这样的东西；人们总是思考着某物。你不可能只是意识着——你必定是意识到某物，害怕某物，关注某物。不存在不及物的心理状态，即使是克尔凯郭尔的“恐惧”——对绝对虚无的恐惧。它依然是对虚无的恐惧。正是这个意向性（或指涉性）将意识与宇宙中的所有其他事物区别开来。

胡塞尔认为现象学悬搁可以运用在意向性的对象（比如咖啡杯）或意识本身的活动上。因此，他认为从通常意识返回到一种纯粹意识是可能的，这种纯粹意识是先验自我，是自我背后的自我，像笛卡尔的“我在”（但具有更深的实在性），会成为所有知识的起点。这儿胡塞尔的思想变得非常复杂，而他的学生也几乎没有人跟随他进入这些虚无缥缈之境。

如今，胡塞尔因其方法而备受推崇。这个方法有着一些杰出的追随者，其中包括马丁·海德格尔、莫里斯·梅洛-庞蒂以及萨特。海德格尔和萨特，他们是胡塞尔最为知名，也是最率性不羁的学生。我们认为，他们代表着从现象学向存在主义的演变所带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