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李可老中医这本书已有一段时间了，每每回想起李老书中的谆谆教诲都使我有一种对中医的冲动，但每次冷静下来又深感任重道远。这本书是我在本科实习期间买的，当时读完李老的自序，顿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我想仲景所言的大悲恻隐之心就是如此吧。中医人要是都有李可老中医的坚韧与胆识，又何愁中医不兴。

        通过拜读李可老中医的书有这么几点体会。首先，大家都知道李老是现代中医火神派代表人物，扶阳派领军人物。我认为这样评价李老不够全面也太过狭隘。因为李老在自己唯一的一本著作中从没提到自己是什么火神派，扶阳派。讲得都是博采众长，兼容并序。讲得都是仲景学说，内经经典，还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年轻一辈要摒弃门户之见。其言之切，情之深，无不令我们青年一代动容。可我们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只知到人云亦云。难道我们就因为李可老中医善用附子就说人家是火神派吗？如果仔细看看李老的书可以发现。李可老中医治了很多危重病人，很多都是少阴病厥阴病这种阴寒很重的病症，非用附子不可，而且量一定要足，否则难能立起沉珂。但是这些对于药物的使用都是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之上应用的。如果见病就用附子的话那不是中医，也肯定会出问题。这更是李可老中医所极力反对的。李老就怕后人误解，才在书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辨证论治是临床解决问题的基础也是根本手段。药物该用则用，不该用则全然不用。如果这个病不适合用热药，李老是一克附子也不会加。

        其次，在李老的治疗过程中无不体现着治则与治法，每一张方子都有其深刻的理论指导。尤其在治疗危急重症方面中医治疗原则的准确性尤为重要，可能稍有偏差便会酿成大祸。辨证论治辨的是方向是治疗思路。也许疗效有快慢，但如果方向错了，只会越行越远。这也是为什么《伤寒杂病论》中讲了很多误治，仲景也就是在提醒我们一定要把握正确的原则确定正确的治法。比如：李老在书中对于先解表后攻里这一点是反复强调。尤其在急危重症治疗上更是尤为重要，因为这类病人经不起折腾。为什么讲《伤寒论》397条条文是397法呢？因为法是理法方药的中间环节也是关键环节。《内经》讲得是理，讲得人是怎样一个存在，是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参考资料的。中医讲究理法方药，理法是灵魂是基础，有了这个也就有了思路可以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这也是为什么《伤寒论》条文中总是以“发汗后，下之后，发汗吐下后”这些为前提，这些都是法，它体现你的治疗思路。治法错了，方药也错了。就像我们做数学题，公式用错了，结果肯定不会正确。所以李老在书中很是强调这一点。

      再一个，人们都说李可老中医善用附子，敢用附子，量大。有没有思考过他为什么敢用？为什么用了效果还这么好呢？古今名医都是用毒高手，但同时又都是解毒高手！李老在书中就毫无保留的将他的绝活公诸于世。如下“一、凡乌、附类方（附子汤除外）炙甘草为乌、附之两倍，甘草善解百毒，甘缓以制其辛燥；二、蜜制川乌，蜜为百花之精华，芳香甘醇凉润，善解百毒，并制其燥烈；三、余药另煎，取汁与蜜再煎，中和毒性，使乌头之毒性降到最低点，而治疗效能不变。按上法应用川乌安全稳妥。为确保万无一失，余从60年代起，又加三条措施：1.凡用乌头剂，必加两倍量之炙甘草，蜂蜜150克，黑小豆、防风各30克；凡用附子超过30克时，不论原方有无，皆加炙甘草60克，即可有效监制。2.凡剂量超过30克时，乌头剂，加冷水2500毫升，文火煮取500毫升，日分3次服，煎煮时间3小时左右，已可有效破坏乌头碱之剧毒。附子剂用于慢性心衰，加冷水1500毫升，文火煮取500毫升，日分2~3次服。危急濒死心衰病人，使用大剂破格救心汤时，则开水武火急煎、随煎随灌，不循常规，以救生死于顷刻。此时，附子的毒性正是心衰病人的救命仙丹，不必多虑。3.余凡用乌头剂，必亲临病家，亲为示范煎药。病人服药后，必守护观察，详询服后唇舌感觉。待病人安然无事，方才离去。”从李可老中医上述经验来看，李老无不时刻把握着病情的走势，从制定方药用量，解毒，再到煎服法，随煎随灌，亲临病家，了解服药反应。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医治疗方案与过程。而李老的治疗思路就体现在这一个个治疗细节上。中国有句老话叫“医者父母心”。李老在遇到急危重症病人时，莫不是在身边细心照看，陪在病人身边密切观察病人病情，把握病情走势。千叮万嘱病人家属煎药方法喂服方法及注意事项。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怎能不叫人感动。待到病人病情平稳后才交与家属照管并将问题交代清楚后方才离去。试问要是碰到这种医生，谁会去捅，谁又下得去手？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身为年轻一代要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才是。

      在此写下这篇文章，以表晚辈的深深敬意。李老谦逊的治学态度，治病救人的胆识与责任和其用生命谱写的坚韧的精神莫不值得吾辈学习。李老用自己一生的经历诠释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医之路任重而道远，愿我们青年一辈能够振兴中医，造福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