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十五年前的二零零三年，兰登书屋在并未有很多期待的情况下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作者丹•布朗当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作家，之前的三部长篇也没有引起读者的多少注意。然而，正是这样一部当时难以在市场营销方面找出噱头的小说却创造了奇迹，成为“现象级经典”，以750万本的成绩打破了美国小说销售的记录。三年后，汤姆•汉克斯主演了同名电影，北美票房累计2亿1754万美元，位列当年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第4，全球票房收入7亿5670万美元，位列当年全球电影票房排行榜第2。这部小说就是《达芬奇密码》。
某种意义上，《达芬奇密码》开拓甚至开创了新派历史悬疑小说的新纪元，此后欧美文坛和影坛此类题材的作品不胜枚举。《达芬奇密码》的热潮同样席卷了中国，一批类似的本土作品也收获了不错的成绩，然而我们仍然感到意犹未尽，觉得以中国历史之源远流长，应该出现格局更宏大、主题更深沉、关系更复杂、情节更曲折的大部头作品才算过瘾。当冶文彪的《清明上河图密码》第一部在2015年面世的时候，人们不由感到一丝欣喜，因为单从开局来说，《清明上河图密码》基本符合了人们的上述期待。而接下来陆续推出的第二部至第五部延续了第一部的风格，在内容上笔力弥坚，这里不妨比对《达芬奇密码》的某些文本特征，对整套《清明上河图密码》做一些探讨和分析，以便对这一场《达芬奇密码》的中式实验进行更深层的了解。
从文本体例的角度看，以《达芬奇密码》为代表的新派历史悬疑小说说到底还是对历史的一种多维演绎。这种演绎糅合了历史、艺术、侦探、惊悚和阴谋论等多种风格，特别能够激起大众对某些历史和宗教故事的普遍兴趣，造成强烈的轰动效应和更加深远的影响。故而，承载这种演绎的本体需要有足够厚重的纵深和广度，所以，《达芬奇密码》取材于圣血、圣杯、抹大拉马利亚等著名的宗教历史故事，对圣血和圣杯的下落、法国王朝的神圣起源、古埃及圣贤，特别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达•芬奇自画像》、《最后的晚餐》等都进行了“颠覆性”的多维演绎。
而《清明上河图密码》这套计划由六部书组成的大部头系列小说，规模足够庞大，其以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为故事缘起，将画中824个人物逐一复活，构架了一个关乎北宋国运气数和当时经济社会民俗等各个方面的复杂棋局，环环相扣，悬念丛生。之所以冶文彪可以通过《清明上河图密码》实现这种对历史的多维演绎，根本原因还在于其故事的核心支点《清明上河图》具备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达•芬奇自画像》和《最后的晚餐》那样的高度。
宋徽宗时代的著名画家张择端，按照史书上说，自幼好学，曾游学于京师，后因画艺出众，才华横溢，被徽宗赵佶召进翰林画院，其《清明上河图》为我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这幅长528.7厘米、宽24.8厘米的巨幅长卷描绘人物824位，牲畜60多匹、木船20多艘……此外还有拱桥、原野、大河、商廊、摊铺、酒家等各类事物令人目不暇接。特别是张择端画作构图极为严谨，尤其是采用了大笔和工笔结合的技法，远山原野都是我们熟悉的中国画写意画法，但在具体建筑和人物上都是工笔处理，所以不论状物写人，还是画动描静，都精确入微，一丝不苟。
这样的笔法配合着鸟瞰俯视和散点透视相结合的视角，让观者如入画中世界，而那些众多人物并非木偶般呆立画中，其有着某种故事情节，他们或交谈，或拉车，或买卖，或玩耍，神态各异。这就为冶文彪的演绎提供了足够广阔的施展空间，单就《清明上河图》中码头和市区两个部分的画面故事便可勾画许多精彩的故事，所以全书第一部直接以一艘消失的梅船为引子，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的梅船，神秘出现的二十多具尸体直接引出无尽的悬疑情节。
更重要的是，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后不久北宋覆亡，盛世繁华转眼灰飞烟灭，历史传言在北宋覆亡之前，张择端专门创作该图呈献徽宗，本欲单独面圣，怎奈人微言轻和权贵阻拦一直没有成功。甚至另有传说，《清明上河图》本有两幅，呈献徽宗的第一幅和北宋皇室六千多件艺术珍品都被运往北方，张择端则又创作一幅，竟然丝毫不差，该画呈献高宗皇帝后，却被退了回来，张择端一怒之下烧毁画作，当时只被家人抢救回半幅画。这种种传说，正好符合新派历史悬疑小说的素材期盼，冶文彪索性就此全面展开，引入画中士、农、工、商、兵五个群体，汇合当时宋、高丽、辽、金、西夏、方腊六方势力，用梅船案、飞钱案、化灰案、变身案、萝卜案等80多起大小案件，实际上多维演绎了《清明上河图》画里画外的无尽悬疑。
而这种多维演绎最直接的观感，则是以一种近乎解构的方式重估了小说的历史范本。《清明上河图密码》关注的时间段是北宋覆亡前的那段岁月，以往相关历史小说的切入点往往是家仇国恨，以宏大背景抢先渲染艺术效果。而冶文彪显然是在反其道而行之，他并未从当时北宋与金、辽、西夏、高丽等国复杂关系正面入手，不走“从上至下”的惯常顺序，而是“自下而上”地从汴河两岸的民俗生活写起，一点点牵出更高层的私密，最终指向天下大事。解构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便是“去中心化、去权威化”，是奉尼采“重估一切价值”衣钵的，在文学方面则要么在形式上打破常规，要么在故事上不走老路，要么在人物上塑造异类，而《清明上河图密码》则是在时代关注点和小说创作意志上的重新洗牌。
于是，我们看到《清明上河图密码》在这种解构思维下建构了一种历史悬疑小说的新形式。一方面，是打破小说中心人物的传统，力求还原《清明上河图》的八百余人物，以庞大的人物群像取代文本人物中心。虽然前五部貌似以汴京五绝为核心，但不管是“讼绝”赵不尤、“斗绝”梁兴还是“相绝”陆青等人更多是以一种线索人物的身份参与故事组织，真正的核心人物仍然是一个群体，即北宋末年庞大的士、农、工、商、兵群体。另一方面，《清明上河图密码》有着鲜明的文本陌生化特点，这其实与《达芬奇密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冶文彪的多维演绎显然最终实现的是一种宏大题材陌生化的建构。在《达芬奇密码》中，宗教历史被陌生化了，耶稣被描写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拥有皇室血脉，有妻子，有后代，并且其血脉一直延续至今。
而在《清明上河图密码》中，这种重新建构则是讲北宋的灭亡早在战争展开之前就开始了。第一部中，梅船案连带出二十多条人命，白衣白袍形似仙人的神秘人物带着两名童子招摇过市，留下“天地清明，道君神圣”的条幅，却又被篡改为“天地不清明，道君欺神圣”。而当时南方方腊已经攻占二十余郡县，北方、西北群雄虎视眈眈，神秘事件折射出在战场之外，当时世人之心其实早已显出亡国之兆。但如果顺着第一部的这种基调，则《清明上河图密码》和《达芬奇密码》就过于相似了，因为丹•布朗借着1099年成立的秘密组织“郇山隐修会”，最终将《达芬奇密码》升级为了典范的“阴谋论”，之后的情况则是神秘组织和神秘人物几乎成了相关类型小说的标配。
恰恰需要指出的是，冶文彪的聪明就在于从第二部开始，并未将第一部中的神秘开场演变为一股神秘势力，而是仿佛做了一个关于北宋灭亡的调查报告。第二部以飞钱案作为贯穿全局的主体案件，辅以一起绑架案和几起金融案件，侧重讲述北宋经济基础方面的现实情况，这是冶文彪“士、农、工、商、兵”五大群体布局中的“商”的部分。以至到第五部讲述“农”这个阶层的故事时，本着一种乡土调查般的基调，其不仅讲普通农民的艰辛生活，更主要记录了“本朝第一故家”三槐王家的家道中落——王家最终不得不举族从京城迁徙到拱州这一过程。这实际上就已经是在阐述北宋末年的阶层嬗变了，在市民经济的冲击和政治腐化的交合作用下，维系北宋政权的阶层基础已经在崩塌，这一部六十四个人物展示的，其实正是这种崩塌在人们心中的回响。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清明上河图密码》作为近年大陆新派历史悬疑小说的突出者，冶文彪却并未被当代此文体的里程碑《达芬奇密码》绑住手脚，相反，我们看到一种新派历史悬疑小说的中国味道，那是一种对于文化内核的传承。冶文彪显然要将《清明上河图密码》写成一部北宋末年的社会史，但这并不妨碍其新派历史悬疑小说的体裁定位，借助着对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传承，其将公案小说的精髓发挥地淋漓尽致。中国传统公案小说讲究的是布局谋篇的匠心独运，往往以案中案为最大特征，人物彼此牵连，情节环环相扣，主案发展的线性叙事和附案并进的环式结构相互交融，给人以较为强烈的悬疑牵扯感。冶文彪不但每一部都以“案”为分章标题，以一个主案串联全书，甚至直接以第一部的梅船案串联整个系列，比如第五部中钥匙人物王小槐以假死案串联整本书，竟然又是第一部中开篇“白衣仙人”身后的两名童子之一。
需要承认的是，冶文彪用了整整五年时间布局谋篇的成果之一，就是读者大多会震撼于这种充满着中国传统文本情节和结构设定的形式美。比如第五部就是整套《清明上河图密码》在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形式上这一部按照易经六十四卦布局，每一卦就是一个小节。同时，冶文彪将每一卦的卦象对应一个人物的身世经历和内心最深处的隐秘，通过“相绝”陆青之口一针见血地刺穿该人物的往事和心事，让读者不由产生一种冥冥之中的神秘感和玄幻感。更为妙处还在于，第五部的这种八卦的布局又有其内在的层次，冶文彪在谈自己创作的时候说比较喜欢“涟漪式扩展”的方法，这种“涟漪”表现在文本架构的形式上就是一种鲜明整齐的层次感。老实本分的王盉在全族迁徙中获得新生，但之前却早已深种了心魔，他和王盅、王盆等人的故事属于一个宗族范畴的恩怨，及至每天笑呵呵但内心难以放下一段情愫的刘呵呵等人登场，故事圈层则由宗族扩展至外村，由此一路“涟漪”至最终牵扯到整部《清明上河图密码》的核心主题——一个王朝的兴亡史就是它的社会史。
如果说情节上传承于古代公案小说的跌宕和形式上传承于古代章回小说的玄妙，让《清明上河图密码》显示了风采卓著的文本表象，那么冶文彪在创作中对于中国古代劝惩类笔记小说的传承，则让这套架构和布局都极为宏大的小说获取了一种微观的直指人心的内核。中国古代小说最为讲究的两点就是“世道”与“人心”，它们描绘世道的嬗变和炎凉，描摹人心的复杂和纠结，《金瓶梅》、《红楼梦》等世俗小说之所以将古代小说推向了巅峰，就是因为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写的极为透彻深刻。劝善惩恶是我国古代小说的重要主题，其围绕着果报天定、孝善为本等核心逻辑，这实际上建构了我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底层民众的价值体系。《清明上河图密码》写“世道”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冶文彪的整体布局就是要写北宋社会的巨变，而其之所以要按照“自下而上”的文本逻辑顺序组织情节和故事，就在于其要完成“世道”与“人心”的有机结合。
正因此，《清明上河图密码》最让读者震撼的除了情节和形式之外，更在于其对人心的解剖式描画和分析。第三部中关于“兵”这个阶层的群像描写十分精彩，坚韧担当的梁兴、勤恳缜密的洪山、懦弱怕事的尹植、颇有魏晋风骨的石守威……而最犀利的却是对于人心嬗变过程的记叙，内心默念“我宁愿被人活着骂，也不要被人死了念”的邓紫玉之所以放纵自己、苛待旁人，盖因小时候凡事都不如姐姐，成长过程中又遭遇了家族的巨变。第四部中“艮岳案”很有阿加莎•克里斯蒂《无人生还》的味道，黄富贵、云野逸、白岗三人接了宋徽宗的艮岳设计任务，然后就是类似封闭工作的空间设定，在封闭的空间、利益的诱惑面前，人心深处的“恶之花”悄悄绽放了：关在一起的八个人每个人都想在清明当晚下毒杀人，而最终应了古代劝惩类笔记小说的结局——八人最终全部中毒身亡。
正是这种对于人心的深入剖析，《清明上河图密码》不断地拉近着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这种趋势到了第五部达到了巅峰，如果前四部借助“世道”的宏大背景揭示了人心的复杂，那么第五部则直接用近现代西方心理小说的技法，将这种人心的刻画上升到了心理学的高度。第五部中暗合六十四卦的六十四个人物实际上都是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扭曲的“小人物”：那王盆是标准的欺软怕硬，从小在严苛宗族秩序中挣扎成长的王盆最终人如其名——“时日久了，他真的成了一只盆子，朝上时，仰脸虚受，多少嘲辱都能盛纳；朝下时，翻盆盖死，一丝光都不肯漏”；悦他型人格的刘呵呵从小就是乖孩子，他总是微笑着对人，从来难以将那个“不”字说出口，从来都将委屈在无人的地方悄悄咽下，这像极了《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让人不由掩卷长叹。
显然，《清明上河图密码》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承并非是僵化的继承，而是一种结合着现代小说创作新意的建构，就像其对于历史题材的建构，是建立在对传统历史小说观的解构之上的，而其对《清明上河图》及相关时代背景和故事的多维演绎，又是建立在对北宋经济社会史实和传统文化内核传承的前提之下的。至此，《清明上河图密码》从主题、情节和人物三个方面完成了演绎、建构和传承的闭环，整体的艺术水准也相应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在《达芬奇密码》点燃欧美新派历史悬疑小说烽火十余年后的今天，这火种正在我们的土地上延续和兴旺。虽然《达芬奇密码》的情节跌宕紧凑、经典桥段很多，但印象最深的却是这样一段貌似闲笔的描写：“车外，城市结束一天的繁忙,街头小贩推着车沿街叫卖杏仁糖，服务生正提着垃圾袋往路边放，一对恋人在溢满茉莉花香的微风里拥抱在一起，留住最后的温存”。也许，这就是文学批评家们所说的：优秀作品在升华为经典时的偶然一瞥，总带着充满尘世味道的万种风情。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当代文学一定会孕育出这样风华绝代的佳作，毕竟这片土地上曾经诞生过《清明上河图》那样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传世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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