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字少伯，生卒年不详，春秋楚宛三户人。与文种同事越王勾践二十余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卒以灭吴。勾践称霸，受尊为上将军，但范却深知有功于越王，难以久居，只因“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遂乘舟浮海而去齐，变名易姓为鸱夷子皮，率子与徒在海边结庐而居，垦荒耕作，兼营副业，未几积累万贯家财，拜为齐相。此时，范蠡二次选择急流勇退：“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归还相印，散尽家财，再迁到陶，自称陶朱公。

      陶地居天下中（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与各诸侯国四通八达，是货物的交易地。范蠡从耕畜起家，继而经商，逐什一之利，短短几年，再成巨富。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并夸他“富好行其德”。

        范蠡事见于《国语》之《吴语》、《越语上》、《越语下》等，其中又以《越语下》一篇最详。《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当中除了勾践复国的事迹以外，太史公也花了相当大的篇幅介绍范蠡离开越国后之事。除此而外，在《货殖列传》中亦有范蠡“三致千金”之语。

        范蠡被后世人尊为财神和“商圣”，乃中国商人之鼻祖。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 “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这样一位战略家、军事家、智者与实干家，不惟有超凡智慧，更兼有干练之才。综而观之，范蠡的过人之处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盱衡大局、判断时机的政治特质。

        范蠡长于谋略的能力，直接影响了吴越两国的命运，决定了两国的兴亡盛衰。在越王勾践复国的过程中，范蠡是最重要的参谋，其运筹帷幄的能力，可与张良媲美。苏轼曾言：“范蠡、留侯虽非汤武之佐，然亦可谓刚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为者。观吴王困于姑苏之上，而求哀请命于勾践。勾践欲赦之，彼范蠡者，独以为不可，援桴进兵，卒刎其颈；项籍之解而东，高祖亦欲罢兵归国，留侯谏曰：‘此天亡也，急击勿失。’此二人者，以为区区之仁义，不足以易吾之大计也。”

        范蠡这种盱衡大局、判断时机的特质，在史书中多有描画。例如，《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三年，勾践闻吴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报越。越欲先吴未发往伐之。范蠡谏曰：‘不可。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决之矣。’遂兴师。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越王乃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勾践不纳范议，遭致大败，足见当时范蠡对于整个局势的掌握相当精到。

        勾践仅剩五千兵卒，被围会稽山。范蠡劝勾践暂时投降吴国，因处危机时，最重要的是先保全生命，哪怕是卑辞厚礼，哪怕是屈身以臣。他的“乞吴存越”之策为勾践许之，这才有后来复国称霸的可能性。他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的道理，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砺坚”。三年后归国，与文种拟定兴越灭吴九术，谱写了一段历史的传奇篇章。

        其二， 洞察世情、 通晓人性的心理特长。

        范蠡除了是一位足智多谋的能臣之外，还对人性有透彻的理解，以现代的眼光来看，称其为心理学家毫不为过。他对人性的洞察，为他免去杀身之祸，赢得功成身退的美名。前文曾说，后世评论家尝将范蠡与留侯相提并论。除了雄才伟略之外，这两位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居功，知进退。陈仁锡说：“从古功成身退于主眷方深之际者，独有范蠡子房，其余诸人，欲去而不能者，只是心上不超脱，便于世上不勇决。英雄到此，便难说大话矣。”

        范蠡有此大智慧，缘于他认识到，侍君之道，可共苦而不可同甘。苏轼评曰：“范蠡知勾践可与共患难，则为之灭吴以致其功；知其不可与同安乐，则弃之浮江湖如去仇雠。”不得不承认，范蠡对君王心理有着精准的把握；试看后世，历代君王杀功臣者何其多。《战国策》云：“成功而不去，祸至于此。此所谓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长为陶朱。”

        其三，不舍不得、为富而仁的商业眼光。

        范蠡三迁，最后选择陶地，这说明他深谙交易通路的重要性，经商首先要占据地利优势。范蠡认为在陶地，“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按现代的说法，他实际从事的是国际贸易。在陶地这个最佳经商之地，范蠡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他的商业思维和经营技巧被后世称作“陶朱术”，主要表现在：

        * 道德经商。陶朱公经商仅“逐什一之利”，薄利多销，不损人利己。

        * “农末俱利”。在中国古代，社会生产以农为本，称商为末，社会普遍重农轻商。陶朱公提出“农末俱利”的经济理论，采取“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的经营策略，其农牧商结合的模式，确保了经营的成功。

        * “随时以行”。范蠡说过：“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他善于预测发展趋势，捕捉成功的先机。为此他提出过很多著名的商理，如“夏则资皮、冬则资遌、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得时无待，时不再来”等，至今仍是经商的至理名言。

        *“积贮之理”。即货币周转流通的原则。范蠡主张加快资金周转，使手中“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他揭示了“贵极必贱”的价格变化规律，“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要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及时果断地买进卖出。

        * 重视人才。陶朱公提出“择人”和“不责于人”的人才思想，“择人”就是要善于选择经营人才，唯才是用，司马迁称他为“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不责于人”就是用人不能求全责备，应用其所长，避其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