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舅叫赵干青，是位当了三十几年支书的老干部，今年己经八十八岁的他，耳不聋眼不花，红光满脸精神矍铄，虽然这么大的年纪了，但对于过往的事情，只要一提起来就如数家珍。
外公共有四个子女，大舅、二舅、妈妈和三舅。大舅是家中老大，大舅很小的时候就肯学习，认了不少字，据他讲那时能读到《孟子》的人就不错了，而舅舅从《三字经》《百家姓》读到《四书》《五经》，在村上也算是个识字断文的人了。十七八岁时，大舅己经长成了一个帅小伙子，十九岁时外公就给大舅张罗着结了婚。
二十岁时，也就是1955年，上级看大舅真诚憨厚、精明利索，还是个有文化的人，就让他做了村上的会计。在当了五年的会计期间，帐目一清二楚，虽然当了干部，他一点也不像干部的样子，早上是钉钯一扛跟社员们一起上工，跟他们干一样的活，帐目全是起早带夜做，不多吃多占，不多拿一分工分，深得全村人的喜欢。1960年，上级看他表现好，把他调至农工部原裴马乡工作组任大队长。在工作组工作期间，他一点没有干部的样子，整天与老百姓打交道，一起下地干活，一起拉呱吃饭，亲密无间，在裴马村和他差不多年纪的老人，一谈起赵干青这个人，他们都会竖起大拇起，也得到了上级的表彰。
1962年上级把他调回藕池任村支书，那时候当干部并不是什么好差使，家家户户穷得要死，家家户户粮食不够吃，只能靠荒田长些山芋当辅食，可山芋容易坏，存放的时间不长。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山芋窖子存放山芋好，大舅就偷偷地在家里挖了个山芋窖子搞试验，当真到第二年开春山芋还好好的。为了改变村上的贫穷面貌，他动员村上人家，家家户户挖起了山芋窖子。到现在我都记得到山芋窖子里取山芋时的情景，一手抓住绳索，一手提着个马灯，脚小心翼翼地摸着坑窝，我弯着腰，嗅着潮温的泥土气息，在昏暗的灯光下摸索着将一个个山芋放到蓝子里，等装满后，就对着上头的人大喊“好了”，上面的人把蓝子晃悠悠地吊上去。山芋保管得好，开春了，十里八乡的人都闻名到我们藕池买山芋种，记得爸爸和几个邻居，把山芋种挑好的，装到搭有蓬子的水泥船上，带了些锅碗瓢勺，摇着船出发了，过了十天半个月回来时，一船的山芋已经变成了一船的粮食。那几年，附近邻村都有饿死人的，唯独我们藕池村没有。剩下的山芋，家家户户育苗，山芋苗一茬又一茬，一共能剪六、七茬，周围邻村的人来买，连东台的小贩子也被吸引过来。那时，小小的藕池靠出芋窖子出了名，靠山芋换粮食不挨饿，靠卖山芋苗挣钱补贴家用，这全是大舅的功劳，到现在上了岁数的藕池人都记着呢。
大舅虽然生在哪个时代，可他的思想却很新潮，带领村里人养河蚌育珍珠、漂鱼花，由于当时干得出色，上面特意把我们村上会漂鱼花的两个人调到公社，专门成立“养管会”，带动了当时整个公社的养殖业。
大舅不但对工作兢兢业业，对村上的人家也是见谁家有困难就帮，对我们更是关怀备至。村上的一户胡姓人家，四十多一点老婆就去世了，丢下三个孩子，家中没有女人的日子不好过，特别那是个“新老大、旧老二、补补搭搭是老三”的年代，孩子衣服破了，他在家笨手笨脚的补，补起来的补丁不是纠着就是歪着，舅舅知道后，给他下了死命令：以后家里不管谁的衣服破了，一定要送给兰英补（我大舅母的名字叫兰英）。直到他的大儿子娶了媳妇以前，全家人每年崭新的两双布鞋，都是我大舅母做好，赶在过年前送到他家。
记得在我小的时候，爸爸外出炸炒米挣钱，妈妈一个人在家带着我们姐弟仨，妈妈做的工分根本不够分口粮，大舅总关照舅母，隔三差五的送上几斤米过来接济我们。他们自己也4个孩子，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粮食，妈妈说那也是他们一家掐紧裤带子省下来的。
后来，大舅先后又被调到农修厂和家俱厂担任党支部书记，直到退休。
退休后的大舅，本该颐养天年，可他却不顾住在集镇上3个儿子的挽留，执意回到了老家藕池，和舅母在老家种了三亩多田，他说：我们从小苦出生，习惯了劳动。考虑到他们年事己高，晚辈们坚决不让他们种地，但他还是闲不住，把家前屋后的空地都种上蔬菜，送给孩子们，说是没有农药吃了放心。
舅舅还有一个爱好，每天中午晚上都要喝点小酒，他说他酒量小，每次只能喝一两，可以舒筋活血。现在，大舅和舅妈整天形影不离，依然住在老家的房子里，他们早上到村头的田间走动走动，下午舅妈会找人陪大舅下下棋，隔五差五的几个儿子接他们来住几天，可时间一长就又吵着要回去了。他们过着平常的日子，相互搀扶着照应着，但在我们的眼中，他们相互搀扶的情景，是那么的温馨浪漫，是多少人对晚年的向往。现在舅舅家己是四世同堂，重孙辈己经有6个了，家人们不求别的，最大的心愿就是大舅和舅妈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