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余莉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专家简介：刘余莉，女，1973年1月生，内蒙古赤峰人。汉族。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士、硕士毕业，英国赫尔大学博士毕业。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客座教授。1990年9月被保送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1994年9月被保送攻读本系伦理学硕士学位；1997年8月硕士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党校哲学部工作；1999年被评为讲师；1999年9月因荣获英国政府的“海外研究生奖学金”英国赫尔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2002年获哲学博士；2003年因荣获“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奖学金”，到享誉中西的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哲学系作博士后研究员；2004年初返回到哲学部伦理学教研室工作，并成为北京市伦理学会理事；2005年12月从讲师晋升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伦理学，特别是儒家伦理与美德伦理。

刘余莉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编者按 ：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传承弘扬和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引了方向。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为此，人民网理论频道邀请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伦理学博士生导师刘余莉作客视频访谈节目，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性、理论性、实践性、创新性问题进行了解读。以下为访谈实录：

　　主持人：我们知道，刘教授近年来一直在大力提倡“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华文化”“从治国理政的高度重视道德教育”等等。您怎么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刘余莉：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久弥新。中华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为中华民族的盛世缔造和发展繁荣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我们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一下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两个字就是“道德”。我们经常说“你知道了吗”，很多人说“我知道了”，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个“道”是什么呢？是恒常不变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中国古人都喜欢简单，常用“天道”来体现这种恒常不变的、本来如此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比如《论语》记载，孔老夫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意思是，这个天说什么话了吗？天并没有像我这样用语言的方式和大家交流，但是，我们可以从四季的变化中，从万物的生长中观察到一种规律的存在。我们从四季的变化中，观察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从万物的自然生长中也看到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规律，发现这个“道”其实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规律。什么是“德”呢？中国人说“德者，得也”。《说文解字》把这个“德”解释为获得的“得”，两者是相通的。究竟得到了什么呢？其实就是得到了“道”。中国人所经常说的“得道之人”，他所表现出来的品质是“有德”。“有德”的人有什么表现呢？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从外在的方面看，他获得了众人的支持与帮助，从内在的方面看，他获得的是一种心灵的安宁。《论语》上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是什么人？君子就是求道之人，他还在学道的过程中，虽然没有像圣人成为“得道之人”，但是他能体会到一种坦荡的状态了。

　　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有助于安身立命，让我们过一个坦荡的人生，过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对于国家来说，它又是经世致用之学。也就是说我们把传统文化运用于治国理政，就会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现在我们看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明承传至今，生生不息，那是和古圣先贤的智慧密切相关的。我们说到传统文化，不能认为它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蒙蔽被统治阶级的“精神鸦片”。当我们打开四书五经，真正深入经典的时候，可以发现，其实没有几句话是对被统治阶级的要求，大多是对统治者的要求，告诉统治者要怎样爱民如子、视民如伤。《大学》上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首先要求的是天子，是最高的领导者，如果领导者不做，只要求人民群众、老百姓去做，这才是愚民政策。而中国的经典恰恰告诉我们，领导者要身体力行。《说文解字》把“教”字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也”。这个“上”，在家就是家长，在学校就是老师，在国家就是领导者。我们看到，十八大以来，为什么我们提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深入人心？就是因为我们的习总书记身体力行，推动弘扬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他本身也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家教中成长起来的。而且，他自己能够率先力行传统美德。所以，他再倡导，才产生这么大的效果。

　　《礼记》上说，下级侍奉上级，并不是简单服从他的命令，而是服从他的行为。上级领导喜欢某一个东西，下级、属下一定有比他更加喜欢的。这样，上级领导所喜好和厌恶的东西就不能够不谨慎了，因为他是人民的表率。所以，我们今天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从哪里做起呢？就是首先要深入经典，中国人讲“文以载道”，这个“道”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经典之中。我们现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难题在哪里？就是我们很多人已经不能很好地认识中国字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的古字，我们的汉字文言文，我们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对很多字已经不认识了。比如说我们打开《说文解字》，这个《说文解字》有540个部首，能够把这540个部首的字、形、意都能够了解的，正确读出来的人，都不太多了，包括我们一些学习传统文化的人在内。这是我们今天弘扬传统文化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已经不能完全正确认识自己的中国字了。

　　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古圣先贤发明了文言文这个标准化的书写工具。我们现在说学“语文”，其实这个“语”和“文”是两码事。“语”就是我们的日常用语，而 “文”就是我们写文章的文字。中国古人发现，如果我们怎么说就怎么写，就是对 “语”和“文”不加区分的话，那会有什么弊端呢？再过五十年、上百年，如果我们怎么说就怎么写，后人看前人的东西，就完全看不懂了。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我在国外去留学了四年半，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外来词、新的词语，就不认识了。比如什么叫“粉丝”，什么叫顶，什么叫PK……当时我回来的时候，面对这些词就不知道什么意思。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日常用语过上四年、五年就有一个小的变化。如果我们怎么说就怎么写，再过十年、八年，再过上百年、上千年，后人再看前人所写的东西，就像读天书一样，完全不认识了。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智慧、文化传承下去呢？中国古圣先贤很聪明、智慧，他们发现了这一点。所以，就发明了文言文这个标准化的书写工具。也就是说，我们的日常用语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丰富、不断地扩展，但是，一旦你要写文章，表达你的思想，传达你的智慧的时候，都采取统一的文言文的方式。这有什么好处呢？也就是说后代子孙一旦学习了文言文，掌握了这个标准化的书写工具，他就可以“回到”几千年前和孔老夫子、孟老夫子直接“对话”，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文化就可以代代承传。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明承传至今，那绝不是偶然的，说明什么呢？说明有我们古圣先贤的智慧在其中。所以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古圣先贤要生起一种恭敬之心、感恩之心，如果没有这种恭敬和感恩之心，是没有办法深入传统文化的。有一句话说：“江河若断流，吾辈何以对子孙。文化若断流，吾辈何以见祖先。”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出台，我们感到非常欣慰，我们确实不能够把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一代手上断掉，否则我们无法面对我们的祖先，我们也愧对我们的子孙。

　　主持人：您刚刚也提到了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中提到了7项重点任务。在您看来，中央为什么要锁定这7项重点任务？在实践当中，各地各部门又怎样落实这些任务？

　　刘余莉：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各方面齐心协力、齐抓共管。这7个方面可以说涵盖了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各个部门都需要传承弘扬传统文化。比如说我们看“贯穿国民教育始终”这个重点任务。传统文化为什么遇上承传难题呢？就是因为没有人再愿意学习了。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学习了呢？因为我们考试不考这些了，评职称、高考，也都把英语看得很重。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去花很大的精力、很多的时间去学习英语了，而对自己的文言文反而忽视了。“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对于改变这种状况，让我们的学生从小开始深入学习传统文化，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再比如，《意见》提出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文艺创作”。这一点也抓住了文化的本质。因为文化的本质就是“以文化人”，这个“文”就是文字、文章、文艺、礼乐、曲调等等。包括古代的建筑物，也有文化的意义在其中。现在有人供财神，很多都供范蠡。为什么供财神呢？其实并不是迷信，而是有着教育的含义。因为范蠡曾经随越王勾践打败了吴国，收复了失地，但是在庆功的时候，发现越王可以共患难不可同富贵，所以，就悄悄地逃离了越国，来到了当时的齐国之地。他到了齐国之后就隐姓埋名开始做生意，因为他很会做生意，赚了很多的钱。他没有拿着这些钱去骄奢淫逸，反而把这些钱都散了出去，帮助穷亲戚、旧邻居，乃至一切需要救济的人。然后又从小本生意做起，结果又发了一笔财。在历史上记载，他是“三散财、三聚财”。人们认为他很会赚钱，所以才把他供为财神。我们到财神面前如果给他供上一些钱，希望他保佑我们发财，这就把传统文化变成了迷信了。这个“财神像”提醒我们怎样才能赚钱呢？中国人讲舍得舍得，要舍才能够得。“千金散尽还复来”，拿着你的钱去帮助别人，这样你才能够再赚更多的钱。“财神像”这个雕塑起到的是教育的作用，但是我们现在对很多的教育含义不知道了，把它当成神明去顶礼膜拜。但是我们想想，世间正人君子都不会接受别人的贿赂，那么神明又怎么可能接受人的贿赂呢。如果你供养他，给他香蕉水果，他就保佑你，我没有给他香蕉水果他就不保佑我，这就把这些神明看得连世间的正人君子都不如，这就是亵渎，怎么会得到保佑呢？我们学习传统文化一定要抓住它的精神，抓住它的本质。其实这些雕塑、建筑，包括歌剧、小说、快板、相声，这些都是文。它们起到什么作用呢？以文化人，变化人的气质，也就是说你听了这首歌，看了这篇文章，读了这一句诗，听了这个戏剧，看了这个电影，最后把你的孝心提起来了，把感恩之心提起来了，让你变得更加宽容了，这个才叫变化人的气质。所以，文化的本质是以文化人，所以，我们要用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文艺创作，让我们的文艺作品都能够起到宣讲中华传统美德的作用。

　　比如我们看古代的妇女，多数也没有学过四书五经，但是她做人懂得忠孝节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观赏戏剧等民间艺术。现在我们所说的“俗文化”，这个“俗文化”不是内容低俗，而是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传达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内容，这才起到了“以文化人”的作用。

　　主持人：我们创作文艺作品的时候要善于“润物细无声”，点点点滴滋养我们内心的传统文化种子，让它发芽、成长。您刚刚说到了，文化的作用是以文化人。我们再上升到国家的层面来看，习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这其实就说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传承发展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分不开的。

　　刘余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盛，总是以文化的兴盛为前提。马丁·路德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人民是不是具有开明的品格和高尚的道德，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英国思想家塞缪尔·斯迈尔斯也说：“哪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品格的支撑，就可以认为它是下一个要灭亡的民族。哪一个民族如果不再崇尚和奉行忠诚、诚实、正直和公正的美德，它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一旦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此热衷于对财富的追求、对感官快乐的追求和如此热衷于宗派活动，以至于荣誉、秩序、忠诚、美德和服从都成了过去的东西，那么，在这种堕落的社会风气之中，就只有等到那些诚实的人到处摸索，并让每一个人都有了深刻的认识之后，这个民族仅存的希望还仅在于使失去的品格得以恢复，使每一个个体的品格得到升华。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能够得到拯救。”

　　这些论述告诉我们，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如果一个国家只有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盛，还有军事的强盛，但是没有文化的滋养，那就像一个人只有钱，但是他没有礼一样，并不会得到世人的尊敬。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特别强盛的时期，比如说汉唐盛世，它不仅仅是经济的强大，更重要的是文化特别有魅力，特别吸引人。当时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朝拜，看到中国的人与人之间相处彬彬有礼，人与人之间关系非常和谐，这个国家也是治理得井井有条。所以，他们才回去向自己的国君禀告，结果这些国君把中国的皇帝推为“天可汗”，就是天底下公认的领导者，这个“天可汗”的称号，不是中国的皇帝凭着武力的强盛充当“国际警察”到处干涉别国内政所导致的，而是这些国家看到中国治理得如此之好，心甘情愿、心悦诚服地要把他推举为天下共同的领导人。

　　中国在历史上讲 “王道”，什么叫“王道”呢？就是把自己的国家治好，给世界各国都做一个榜样，让大家来学习。而现在的西方，如美国等等，它推行的是霸道。什么是霸道呢？就是凭着自己武力的强大，四处干涉别国内政，充当“世界警察”。这两种文化导致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中国在历史上，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他带领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走过了很多的国家和地区，他带给那里人们的是茶叶、丝绸、瓷器、先进的造船术和造纸术，而没有抢占别的国家一尺、一寸土地，直到现在我们看到，像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仍然有郑和庙，就是来尊敬纪念郑和给他们这些地区人们所带来的利益。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体现。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军事的强盛，还包括文化的复兴。

　　主持人：您刚刚也提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是要有所借鉴的，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吸取“营养成份”。比如，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简政放权、大道至简。这个“大道至简”，像您刚刚说到的什么是道德、什么是道义一样，这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运用，把它投射到我们的治国理政当中。

　　刘余莉：中国人在历史上不强调复杂。道理虽然很深奥，但是，一定要用非常简单易行的语言表达出来。把复杂问题简化，目的是让听众都能够受益。而西方人做学问的方法是恰恰相反，他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明明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他非要借用一些非常抽象的概念、术语，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炫耀自己的学问。好像我们不说一点别人听不懂的东西，就不能够显示自己的高明。所以，从这个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就可以看出，中国古圣先贤的那种存心。老子说了一句话：“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意思是说上等的人听到这个“道”，他很有悟性，他一听就能够领略，他就能够身体力行，所以，他“勤而行之”。中等的人听到这个“道”，他想相信，但又有点犹豫，是半信半疑。下等的人听到这个“道”，他觉得这个和生活太远了，谈玄说妙，他就大笑之，哈哈地大笑。后面这句话说得更好，他说：“不笑不足以为道”，意思是，如果你讲的这个“道”没有人去笑话它，肯定也不足以称为“道”。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古圣先贤所体会的“道”，其实是很深奥的，可能不是为平常人所容易知道和领略的。孔老夫子就采取了一个非常平实的方法，他给你讲道，你听不懂，他就给你讲德。讲德，还听不懂，他就给你讲仁，讲仁你还听不懂，他就跟你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直到你能够听懂，并且有利于你的生活为止。孔老夫子从来不谈玄说妙，他都是针对听众的水平，给他们讲不同层次的话。怎么样把这种深奥的道理深入浅出地给人揭示出来，这是我们古圣先贤最擅长的地方。

　　刚才谈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滋养、营养？实际上，说到这个现代化，我们马上想到的就是西方化，其实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因为西方治理理念有一些看似很先进、很合理，但是深究起来它是有问题的。比如西方突出民主，我们是既讲民主也讲法治，讲依法治国。而依法治国本身又必须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个才是没有弊端的。因为法律再怎么完善，如果没有正义美德的人去执行，这个法律也不能够起到有效的作用。所以，古人说：“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只有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制定出正义的法律制度，才能够去使好的制度推行到位。所以，要强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再比如，很多人说，中国虽然历史漫长，但是没有提出人权的概念，这是不是就比西方文化落后呢？其实当我们深入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没有提出人权的概念。因为它有更先进的理念，已经把人的权利维护得很好了，所以老百姓也没有必要拿着“人权”去和统治者讨价还价。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讲君仁臣忠，很多人一看到君臣就以为是封建专制的产物，实际上这个“君”就是指的领导者，这个“臣”就是指的被领导者。中国古人认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不是矛盾的、冲突的、对立的关系。恰恰相反，他们是“一体”的关系。什么是“一体”的关系呢？就是谁也离不开谁，是互相感恩、团结互助的关系。所以，领导者要仁慈，要关爱属下，要起到君、亲、师的作用，不仅要领导他、管理他，还要像父母慈爱儿女一样去关心他、爱护他，还要起到师的作用，去教导他做人的道理。一个领导者起到君、亲、师的作用，被领导者对他感恩戴德还来不及，他一定是鞠躬尽瘁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怎么还需要拿着“人权”去和领导者讨价还价呢。所以，中国古代没有人权的概念，不是说没有保护人权，而是已经有更先进的理念把人权保护得很好了。

　　再比如，我们说民主的概念。我们看西方的选举都是民主选举，西方的民主特点就是选举的民主。而我们中国结合传统文化提出了人民当家做主、协商民主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民主选举或者说选举民主，它是有一定弊端的。有哪些弊端呢？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就更明显了。第一个弊端就是以言取人，因为在民主选举中我们都是听候选人的演说来选举他，但是，孔老夫子告诉我们，“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有言者不必有德”。所以不能以言取人，习总书记也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但是民主选举就避免不了以言取人的倾向。

　　第二个弊端，会导致结党营私。因为民主选举是依靠多数人的意志来决定候选人是否当选。《论语》怎么说呢？《论语》告诉我们，“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有很多人都喜欢他，说他好，你要认真地去考察，他们为什么说他好，可能这些人都是他的党羽，他提上去了之后，这些人都同样地收到利益。“众恶之，必察焉”，很多人都说他不好，甚至厌恶他，你也要去认真考察，他为什么被人厌恶，可能这个人廉洁有守，这些人都是贪污腐败，他不愿意和别人同流合污。所以，你不能依靠众人的意思，来决定这个人是否当选。

　　在《史记》当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说齐威王刚刚继位的时候，九年之间，各个诸侯都来讨伐他，齐威王就招来了即墨的大夫，就是即墨的地方官，对他说，自从你到了即墨之后，我每一天都能听到诽谤你的言语，但是我派人到即墨一考察，发现这个田地都开垦得很好，社会治理得井井有条，说明你治理即墨是有功的，这是因为你不会讨好我的左右，所以，才让诽谤的言语传到我的耳朵里。于是，他就重赏了这个即墨的大夫。随后又把阿城这个地方的大夫招来了，对他来说，自从你当了阿地的大夫之后，每一天我都能听到赞叹你的言语，但是我派人到阿地一看，这个田地荒芜，政事都办得不好，而且边境有战争的时候，他一点都不知道，人民也是非常抱怨。为什么我还听到这么多赞叹你的声音呢？就是因为你会讨好谄媚、巴结我的左右，所以他们才说你的好话。所以他就把这个阿地的大夫杀掉了。而且同时，把那些曾经说阿地大夫好话的那些臣子全都杀掉了。这样做之后，齐国上下都感觉到恐惧，人人都不敢文过饰非，做事都力求真实，尽自己的本份，最后齐国得到了大治。

　　《六韬》上说，如果我们简单把社会大众所赞叹的人称为是贤德的人，简单把社会大众所毁谤的人当作是不贤德的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那些喜欢结党营私的人，就会被举荐出来，没有很多党羽的人就会被罢黜。而那些结党营私、邪曲不正的臣子，把真正贤德的人蒙蔽了，忠臣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死刑，而这些邪曲不正的臣子以虚有的声誉取得了领导的位置，这个国家就免不了危亡了。我们看中国古人，他其实早都看到了民主选举的弊端，所以，他不采取这种方式，是有深刻的道理的。对民主的认识和实践，并不意味着我们比西方人不够深刻，看得没有他们远。

　　当然，民主选举还会遗漏最上等的人才。比如说我们看诸葛亮，刘备要三顾茅庐才能够请出来，因为这样的人才他不图名、不图利。君主如果不是真正地爱才，为百姓做事，他是不出来辅佐你的。但是民主选举，往往把最高等的人才给遗漏了。

　　我们再看所谓民主国家的竞选，提倡的就是一种竞争的风气。在竞选的过程中，候选人都是互相攻击的，中国人讲“家和万事兴”，国家的和睦也是需要团结一致的。但是，如果上行下效，最高领导者都是互相攻击，揭发人的隐私，这个社会也就很难和谐了，从而引发对立。

　　我们中国古人看到了这种民主选举的弊端，才没有采取西方民主的形式。这些都需要我们去认真深入地思考，不能够说西方的东西就是现代化的标准。实际上中华传统文化深刻之处，也不是容易领略的。不能够盲目地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

　　主持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而且也是历久弥新、常提常新的。习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您觉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应该做到怎样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刘余莉：这个问题也提得很好。就是我们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继承的是什么，我们发展的是什么，哪些地方可以创新？其实在《易经》这本书中，通过“易”字的三个含义我们就可以掌握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易”字有三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变易”的意思，告诉我们世间的现象，人、事、物都是变化莫测的，所以你要懂得与时俱进，你要知道要创新。

　　但是，“易”的第二个含义就是“不易”的意思，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谈创新呢？只有掌握了那个“不易”的、不变的规律的人，他才有资格谈创新。谈创新并不是打着创新的旗帜去胡作非为，走了很多的弯路，交了很多的学费，又给自己找借口说，既然要创新，我们就要交一点学费，这都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而“易”的第三个含义，就是“简易”的意思。刚才我们讲了大道至简，也就是我们创新的结果一定要简单、易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表达出来。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价值观，我们给它概括为八个字，称为八德，那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每一个德目只有一个字，是简到了一个字，所以易记易行，容易在社会上普遍推行。再比如我们中国人讲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几乎小孩也都能够记住。所以，它才容易在社会上推行。

　　我们从《易经》这个“一名三易”之中就知道了，“不易”的是那个“道”、那个规律，变易的是那个形式，是表现的方式。比如说《易经》上有一句话，“一阴一阳之谓道”。什么意思呢？有日就有夜，有寒就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这个规律是不变的。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一样，自古至今都是不变的。我们要继承的是这种规律，这种“道”。什么是可变的呢？我们说“富不过三代”，在古代“富不过三代”，体现了“一阴一阳之为道”的规律，但是在现代社会，可能是“富不过当代”“富不过两代”，这也仍然体现了“一阴一阳之为道”的规律。虽然它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了，但是它没有超出“一阴一阳之为道”的规律。所以，这个规律是不变的，表现形式是可变的。我们要继承的是这种规律性的东西。而我们要创新的是它的形式。

　　我们简单作一个比喻，比如说这个月饼是我们传统的食品，月饼这种传统食品一直延续到今天，月饼是没有变的，但是，月饼的馅可以随着西方人的口味，新增添一些巧克力味的月饼，还有咖啡味的月饼，这个口味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推陈出新，但是，月饼仍然是月饼，如果你把月饼变成了蛋糕，那就不成为传统食品了。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知道了，它的精神实质，它的规律是不变的，但是，它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是可以变化的。

　　《论语》上也记载：“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用麻做帽子，这是属于礼，这是符合礼的规定的。现在改成了用丝帛制作帽子，这是为了节俭，因为节俭，我可以从众，可以把麻制的礼帽，改成丝帛来制。还有一句话说：“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这是说，以前臣子去见君主的时候都是在堂下就礼拜了，结果现在到了堂上才礼拜，为什么变成这样了呢？这是一种骄慢的表现，虽然大众都已经到堂上礼拜了，但是我不能够依从众人的意思，我依然是在堂下礼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礼，它的内涵就是表示恭敬。如果我们把这个恭敬心没有了，虽然众人都这样做，我也不是一味地去顺从。所以我们该弘扬什么，不该弘扬什么，分辨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一定要能够分得清楚。

　　我们说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一句话从一般意义上说没有错误。但是当在实践中辨别谁有资格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时候，就有问题了。比如说，我对这个经典没有认识深刻，如果我认为它是糟粕，实际上是没有看懂，把没有看懂的东西当成是糟粕去批判，去删改，这就错了。其实在很多的时候，很多人对经典的批判，都是因为没有读懂，把精华的东西，当成了糟粕给抛弃了。所以，我们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不要轻言批判，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真正地理解了古圣先贤的深意了吗？

　　主持人：我们要去继承经典的，要去不断地创新发展，但是创新发展的过程一定是要保留其精华的本质。最后一个问题是，怎么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去解决人类目前面临的一些难题？

　　刘余莉：习总书记提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这些有识之士，包括英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先生，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了历史，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的一本书名字就是《未来属于中国》，这里说不是属于中国的经济、军事，而是属于中国的文化，是中国文化能够统一的时代。在1988年，有一批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开会，面对世界的环境危机、恐怖主义、道德危机，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吁：“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汲取孔夫子的智慧。”这些人都是某一个领域中顶尖的科学家，或者是思想家、哲学家，他们提出这样的论断，都不是偶然的，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为解决当代难题提供哪些启示呢？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弟子规》上有一句话说，“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我们都要像中华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那样，要协和万邦，要和而不同。这个和而不同是什么意思呢？就像一个大花园，有五颜六色的花，他们共同配合在一起，我们觉得五彩缤纷，美不胜收，但是如果只有一种花，一个色彩，我们就会觉得很单调，这个就叫“同”。而中国文化恰恰强调和而不同。所以，中国历史上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能够完美地组合成一个大家庭。大家在一起荣辱与共，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相处得和睦。怎么把这么复杂的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处理得如此之好呢？这就是得益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中国文化确实能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难题提供启示。在历史上，有明证，在现实中也可以看到。

　　我们看习总书记在发表2015年元旦贺词的时候，他的办公室的书架显著位置上就摆着一套大部头的书，这部书就是《群书治要》。这部书是唐朝李世民的时候，他派魏征、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大臣，把唐朝以前经、史、子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髓都概括出来，汇编成的。这部书奠定了唐朝“贞观之治”的思想理论基础，后来传到了日本，日本的天皇把它奉为至宝，让太子、大臣都学习，帮助日本创下了两代盛世。这确实是一部治世宝典。习总书记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在2001年的时候曾经为这套书题词——“古镜今鉴”，意思是说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可以为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从政作参考。我相信，习总书记把这一套书摆在书架的显要位置，说明他希望广大领导干部也都能够从经典之中汲取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和教训。这也是我们对习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方针、战略非常有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主持人：今天刘教授作客人民网，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些内涵，我今天也是以非常崇拜的心情一直在聆听刘教授的话语，我觉得说得很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不能忘，尤其是在当今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牢铭记在心里面，让它能够一直传承，灿烂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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