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下狱

>> 反对派大有人在，下狱的为什么只有苏轼？因为韩琦也好，富弼也罢，还有文彦博和司马光，都是公开反对。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光明磊落，让皇帝觉得动机纯正，精神可嘉。苏轼当然也不鬼鬼祟祟，所以神宗对他一直怀有好感。可惜，他不但上书，还要写诗。写诗又有什么不对呢？上书是对皇帝讲，写诗是对民众讲。对皇帝讲，话再难听也是忠君爱国。对民众讲，就有居心不良之嫌。何况诗是很容易煽动情绪的，苏轼的读者和粉丝又多。如果李定他们以颠覆政权的罪名起诉，请问谁能替他辩护？也只有皇帝本人。此刻神宗却正火冒三丈，因为苏轼写的是讽刺诗。比如朝廷要禁私盐，他就写诗说：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这当然是讥讽，因为《论语·述而》说，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以后，三个月不知道肉味。现在大宋的小民也忘记味道了，但不是因为音乐美妙，而是吃不到盐。还有一首是讽刺兴修水利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翻译过来就是：东海龙王如果了解我们英明领袖的好主意，应该自动将沧海变成桑田，怎么还不变呢？[插图]这就几乎是指名道姓地在讥讽神宗。换了别人，恐怕也忍无可忍。难怪苏轼会被关押在御史台的监狱里，与犯人和狱卒为伍了。御史台又叫柏台或乌台，因为西汉在御史府种了很多柏树，树上常有乌鸦栖息，早出晚归。本案由诗而起，又由御史告发、御史台审理，所以也叫“乌台诗案”。[插图]

皇权本是钟摆

>> 传统的说法，是有人救了苏轼。第一位重要人物是王安石。早在三年前，他就已经离开相位闲居江宁不问朝政。但听说苏轼危在旦夕，却立即上书皇帝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这句话很关键。因为当时营救苏轼的人虽然也有，比如张方平和范镇，结果却是自己也变成了同案犯。所以时事评论员们便认为，苏轼的案子是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的命也只有他救得了。[插图]再就是仁宗的皇后曹氏了。这时她是太皇太后，正重病在身，将离人世。老太太把神宗叫到床前对他说：当年苏轼兄弟进士及第，仁宗皇帝喜出望外，说是为子孙发现了两个宰相。现在苏轼写几首诗也算有罪，过分了吧！[插图]神宗皇帝不说话，只是流眼泪。两位重量级人物伸出援手，苏轼终于死里逃生，哲宗继位后又入朝为官。

>>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 据说，苏轼写桧树的那两句诗，在狱中也曾被问起。苏轼回答，王安石有诗云：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这个龙也就是他那个龙。办案人员听了，不禁为之一笑。[插图]

>> 因为皇权本是钟摆，往左摆到底就是专制，往右摆到底就是动乱，正好停在当中就是开明。但，能不能停在当中，能够停多久，只有天知道。

改革与道德无关

>> 听说苏轼来了，王安石十分高兴，穿着便服骑着毛驴前往码头见他。东坡也不戴帽子出船迎接，笑着说：苏轼今天胆敢以野人的模样参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说：繁文缛节岂为我辈所设？东坡说：苏轼也有自知之明，相公门下用我不着。王安石并不正面回答，只是请他同游蒋山。这一游就是好几天，两人谈古论今，说诗参禅。事后，王安石叹息着对其他人说：不知还得几百年才会再有如此人物！[插图]这是实话。而且，苏轼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又何尝不是。现在看来，从仁宗到神宗，真是群星璀璨的时代，这三人则是群星中的巨星。司马光有《资治通鉴》传世，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更是以其在文学和艺术各个领域中的卓越成就，成为两宋文明的骄傲、标志和象征。更难得的是，他们不但才华横溢，而且人品极佳。元祐元年（1086）四月初六，王安石病逝江宁。当朝宰相司马光重病在床不能上朝，便写信给副宰相吕公著说：介甫道德和文章都有过人之处，只是性格有点问题。如今仙逝，朝廷又在拨乱反正，那些无耻之徒必定趁机诋毁。因此，拜托仁兄奏请天子对介甫优加厚礼，以彰节义，以正世风。[插图]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接受了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苏轼则利用执笔起草制书之便，给他的这位老对手兼老朋友，以极高的评价：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插图]有如此朋友和政敌，王安石可以含笑于九泉。耐人寻味的是，死后赢得司马光和苏轼如此敬重和好评的王安石，得势时对他们俩却极尽排挤之能事，甚至视司马光为害群之马，苏轼为乱政之人。比如熙宁二年八月神宗问起对苏轼兄弟的看法，王安石的回答便是：那两个人啊，不过会些诡辩术，善于摇唇鼓舌、纵横捭阖罢了。[插图]王安石为什么会这样？嫉贤妒能吗？

>> 不，政治挂帅。的确，在王安石那里，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政治路线是第一位的，甚至可以决定对一个人的道德判断。

>> 政治讲的是立场，道德讲的是品质。品质好的可以有不同立场，比如王安石和司马光。那些立场坚定的人尽管会被骂作奸臣，却其实大多没有道德问题，比如章惇。可见除见风使舵者外，立场的选择其实无关乎道德。[插图]

>> 改革也一样。改革与政治有关，与经济有关，甚至与技术有关，唯独与道德无关。比如司马光认为，国民经济是个常量，理财就是与民争利。王安石却认为财富是变量，理财是要把蛋糕做大。那么，究竟是常量还是变量呢？这当然是学术问题，跟道德风马牛不相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 又比如，苏轼认为，免役和差役各有利弊。差役法的问题是，农民和市民要到官府服劳役，势必影响生产。免役法用劳役货币化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却给了官吏横征暴敛的机会，害得民众没有钱用。前一个问题是根本性的，后面这个是技术性的，因此苏轼不建议废免役、行差役。[插图]显然，这是科学的分析。解决办法则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商量讨论，实事求是地进行修正和改良。司马光却偏要做道德判断，还执迷不悟，便只能坐失良机，让人扼腕。

>> 泛道德论和唯道德论，是不是很害人？

>> 实际上，改革有稳健和鲁莽，聪明和失策，也有得力和懈怠，因此有成功和失败，却没有道德不道德。为改革措施贴上道德标签，只会断了听取意见进行调整的后路。

执政岂能大无畏

>> 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 不惧天变的，当然更不惧人言。

事实上，并非没人劝过神宗他们。富弼就曾在喜降春雨的某天提醒皇帝：愿陛下不以今日雨泽为喜，常以累年灾变为惧。苏轼也曾当面批评皇帝：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据说，神宗当时闻言悚然。但是结果呢？苏轼被打发到开封去做法官，富弼也在半年后离开了相位。[插图]

这时是熙宁二年的上半年，变法刚刚开始。

>> 道德，是王安石的鸡血针，甚至海洛因。司马光也一样。实际上，历史给了他机会，环境和条件也比王安石好得多。在他的阵营里，能对差役法一分为二的苏轼已经要算头脑清醒，范纯仁更是客观公正。这时，哪怕他稍微冷静一点，事情也不至于像后来那么糟。可惜，司马光比王安石还要意气用事和只争朝夕，一门心思沉醉于反攻倒算，凡是王安石主张的他就推翻，凡是王安石废除的他就恢复。至于这样做是否当真利国利民，是否有道理和可操作，全都不管，因为他身上流淌着一心为公的道德血液，眼中饱含着忧国忧民的真诚泪水。悲剧就这样酿成。

>> 看来，恐怕要对道德唯一和理想至上的文化传统做出深刻反省了。道德当然是必需的，却不是唯一和首要的。真正好的政府还要科学、民主和法治，这些都比清廉重要。政治家就更是必须审时度势，不能因为动机纯正而一意孤行。

>> 人是要有敬畏之心的，掌握了公权力的就更是如此。你可以不信上帝，也可以不信天命，但总得有所敬畏有所不为。什么都不怕，那才可怕。

>> 有敬畏才有底线。所以，司马光终其一生，都只会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不会进行人身攻击。到宰相变成连自己性命都不在乎的章惇，情况就开始急转直下。再到胆大包天底线全无的蔡京，则不可收拾。这一切，王安石可曾想到？恐怕想不到，他已经完全被自己的大公无私和无所畏惧陶醉了。这当然是我们无可奈何的事情。问题在于，王安石变法的动机，就当真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目的是个问题

>> 因为王安石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在他心目中，国家利益是高于人民利益的，更高于个人利益。因此，即便其新法确有利民和富民的考虑，那也是次要的。民众就算得了方便和好处，也是搭便车。首要目的，是富国强兵。

>> 既然如此，王安石当然不会在乎民众的满意度了。保甲法试行时，开封知府韩维报告，农民为了逃避做保丁，竟有自己砍断手指甚至手腕的。皇帝大吃一惊，王安石却轻描淡写地表示，这种事就算有，也不足为奇。他还说，如果什么事情都听老百姓的，君主和官员的存在还有何意义？[插图]这就简直近于冷血。

>> 看来，通过做大蛋糕来丰盈国库，至少一时半会是不予考虑了，因为那来得太慢。立竿见影的办法，还是重新切分蛋糕。被王安石一眼看中和死死盯住的，是民间的贷款利息和商业利润。

谁主沉浮

>> 可惜，苏轼并未能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王安石的梦实在太宏伟也太美好，为国为民，堪称菩萨心肠。为此，他不惜霹雳手段，哪怕哀鸿遍野，地主富农和中小企业破产。现在，似乎已经可以总结出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国家主义、政府万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由此造成之最严重后果，则是北宋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才建设起来的政治文明、商业文明和社会文明不同程度受到冲击，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徽宗的乱政和亡国。事实上，从熙宁变法到靖康之难不过五六十年，顷刻间便山河破碎，可谓惨不忍睹。

>> 毫无疑问，王安石是改革家，他的变法也是改革，而且是必要的改革。这让他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和许多同情，尽管某些同情不但可笑，还很廉价。幸运的是，王安石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以为改革就好，还要看为何改革，为谁改革，怎样改革。如果没有想清楚这三个问题，那就只能算盲动；如果像王安石那样弄错了答案，更得咽下苦果。

>> 另一个教训便是应该怎样看待理想，看待道德。有理想的人无疑值得尊敬，尤其是同时还有道德。但，如果他掌握了公权力，还要用这公权力来实现理想，就有可能变得恐怖和必须警惕。要知道，道德是用来自律的，道德高尚不等于认识科学决策正确，社会理想的实现更是只能靠全民的共识和践行。一旦动用公权力强制推出，就一定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