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婆婆
我国绝大数地方把祖母叫“奶奶”，有些叫“婆婆”，而叫熟了就是“婆啊”，婆婆在孙子孙女面前自称“婆”，跟我们那地的“婆婆”不一样，我们那里所说的婆婆有两种，一、年迈的女士可以称为“婆婆”；二、公婆家，叫“婆婆”时带了儿化韵的，当着“婆婆儿”必须叫“妈”——都懂的。
惠贤所在的地方对祖母的称谓就是“婆婆”。
笔者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四川中部的一个小乡镇。县人口基数大，有156万人，相当于半个新加坡、半个多卡塔尔、两个多卢森堡。
甚至也不偏远，也从来不是孤岛。从嘴巴说出来的话也不落后。
所以，有的先进思想也能混进去，可是政策却难落实下去，比如都知道“男女早该平等了”，却仍然像阿三哥那边的种姓一样；再比如，虽然知道“时间就是金钱”却不知道金钱买不来时间（当然这种情形全国也普遍）；再比如，他们都知道教育很重要，但是绝大多数孩子都是留守儿童，被老师严加管教是一种幸福……诸如此类。
别小看了这个地方。北宋初年，这个镇的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三兄弟，相继中进士，尧叟、尧咨还是状元，一些有情怀的酸人津津乐道，其实有多少人知道呢？临县还有一所保存完好的、全国知名的明清贡院，据说是当年乡试考点；从科举考试的层面来讲，绝不亚于眉山的苏门三父子。至于人才嘛，第一个章节已经粗略讲过了。
该县自古以来都有重教育的传统和基因，至于学生幸不幸福、健康不健康，不是很清楚。估计也只有央视才有实力提供有力的参考。
所以，若要问学生，“你们在李老师的班里感到幸福快乐吗？”读者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不过，幸不幸福也不是故事的核心。
言归正传，咱讲故事。
婆婆（奶奶）买菜回来了，见孙儿躺在床上，问：“欸！惠贤，你在干啥子？咋不去上课哩？”
“老师打我了，”惠贤断断续续地、嗫嗫嚅嚅地说，“……他叫我不要去读书了……他说他不教我了。”
“你是不是不听话了？”婆婆说，“打两下又有啥了不起，哪里有学生不挨老师打的，去上课！”婆婆推了孙儿一下。
“哎呦！”惠贤大叫一声，额头渗汗，两行泪水夺眶而出，婆婆推的地方正是皮带抽打的手臂。
婆婆先前还以为孩子装疯卖傻，随后感觉有点不大对劲，打开灯，敞开门……
婆婆六十七岁，眼睛虽还好使，可还是看傻了眼——，那张淤青的脸肿成肉堆，耳朵血红，孩子不愿翻身，疼。
孙儿抽抽嗒嗒地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最后他说，“我没有讲话。”
也许他讲了话而不敢承认。他认为，如果在自习的时候讲了话，那么，被打是“合情合理”的，一点“不冤”，谁叫你讲话？至于讲话该不该被扇耳光，或者即使不承认错误而被胖揍，合不合理，应不应该。这些，不是惠贤要考虑的事情。
在老师看来，不低头承认错误比自习课讲话不知严重多少倍。所以，撒谎、欺骗老师就该重打。惠贤不愿老师认为他该打，索性做实“冤情”，抗成“铁案”。他宁愿被踢，被扇，被抽也绝不能承认自己讲了话；还有一种可能：他没有讲话。如果讲话的话，同学们一定知道，也一定能证明他说了谎，这个同样很丢人。老实说，以孩子的心理，笔者似乎更相信后者，即他没有讲话。据说这个孩子继承了家族优良的传统——诚实，这孩子几乎从不撒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虽然小气，但不怎么记仇记恨，当然得分好歹情况。
原因还是有一点的，他生活在没有必要说谎的环境，也没有什么虚荣的内需。
最好的办法是找几个学生指证，问题是，学生说的话会考虑自身安危。学生的话也不可信，他们可能会说，“不知道”，“不清楚”，“没注意”。那么，老师就不能酣畅淋漓地贯彻自己即兴教育，疑罪从无嘛。所以，凭我当过多年学生的经验和经历，性格强硬的老师一般不会找学生来指证。尤其是打了以后，就更没可能了。
再说了，区区小事而已。
如此这般，学生怎么敢说惠贤没有讲话呢，除非有上级部门来调查取证，把李老师当作路人甲乙丙丁。尽管如此，也不排除学生为了报复老师而诬陷他。
在婆婆看来，如果孙儿因自习课讲话而被打，是情理之中的；可是遭到毒打，就另当别论了。
笔者之所以纠结讲话没讲话的问题，是因为，其造成的心理后果是不一样的。讲话遭毒打，还拒不承认，那么对孩子心理负面影响要小于屈打所造成的伤害。你想，规规矩矩的，突然被一道貌岸然的谦谦君子胖揍一顿，还指责你“不规矩！”你会怎么看？如果你真的不规矩，还不承认，挨打了，至少心里会平衡些。你会说，“早知道规矩一点呀。”
大多数老师都觉得现在孩子确实不好管教，父母不在身边，有时候父母自己舍不得打，就无私地“授权”给老师；老师们呢，反正打的再厉害家长也不怎么知道，孩子也不好意思跟家长讲。讲了也许还会遭致家长的二次打击。再说了，打孩子确实利于管理，会少说很多话，能有效的整肃课堂纪律。当打孩子成为一种习惯后，就如“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了。因此呢，他们的动作幅度不断的、不由自主的、无节制的加大升级；最后成了情绪发泄、保卫权威，甚至达到犯罪。如果这些孩子未来混出名堂，老师还可以认为自己功不可没，或是居功至伟。这是不是有些近乎“高尚”，我当然一点都不知道。
惠贤就成了李老师所抓的典型。令人意外的是，老师可能没怎么在意这次“常规的教育”或许能影响自己的职业。
所以，婆婆丢下孩子去找李老师。笔者前面说过，婆婆这一家人。她的女儿们落户全国各地，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孩子受不了生养他们的家庭——奶奶的公公极端霸气，并厌倦女孩。三代单传，恰好呢，婆婆又生育了四个女孩。婆婆落户她公公家后就没少遭罪（笔者突然想起来自己爷爷，据说也是一特别霸气的古人，他是特别偏爱孙女，二十一个孙子孙女，却有十四个孙子）。尽管婆婆的公公婆婆死去了很多年，但她的儿女们没一个想待家里。这些儿女个个都有坚强的个性，不惹事但都不好惹。
因此，婆婆也不好惹，她甚至顶撞公公——扬言跟他儿子离婚。据说有一年她来成都女儿家，坐公交车时，因一个乘客被女儿挤了一下，发生了轻微口角。婆婆护犊情深便与乘客顶起嘴来，哪怕对方听不懂一句方言——我管你是谁呢？婆婆生在落魄地主家庭，父亲教过书，做过干部，都认为知书达理。婆婆也明点事理，善谈吐，在当地也能受点尊敬。
所以，婆婆决定找老师去。
李老师恰好在教室门口，翘着二郎腿，仰躺在一个椅子上看手机。据婆婆后来说，“我最反感老师看手机，带坏娃娃。”
“李老师，你打惠贤了？”这位媳妇熬成婆的老人很多年就不肯忍气吞声了。
李老师抬起眼皮，打量“兴师问罪”的婆婆，他也没觉得来者不善，也很快就知道这位老人是惠贤的婆婆，和所有带孙儿孙女的婆婆没什么不一样。所以，他还是端着二郎腿，头也没多扭一下，至多辛苦一下眼皮。
“嗯，”李老师慢条斯理地说，“打了。”
“你为啥子打他呢？”婆婆问李老师，并说，“你不能赶他走哈。”
“上课讲话啊，你回去问他呀，影响太坏了。”
“你打重了哈，”婆婆保持克制，但语气一点也不轻。
“重了？他该打，”李老师一如既往地，轻蔑的语气和语调。在他看来，这是正当教育，外人不得干预，他打了那么多年的学生还没有一个家长胆敢对他说三道四——
这个婆婆真能搞笑，我教育你的孙儿，你不感恩老师，倒来指责我说什么“打重了哈”，什么逻辑。这个“打重了”还加个“哈”，真可笑，也令人受不了。
不过李老师还有一种担心——，也许打的是重了一点，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自己会那么投入忘我，好像一种不可抑制的神力在背后为他加油鼓劲。仿佛打孩子的不是自己一样，这种体验连自己也解释不清楚。只是努力要忘掉它，譬如将脑袋插进沙子里的鸵鸟。而他必须要用这种轻描淡写，甚至讥诮的语气来掩饰内心的慌乱——如果承认，是很丢人的事情，也很麻烦。索性自己先看淡一切，更能稀释婆婆的怨气，迫使其接受这个现实。
婆婆先前还忍着悲愤的情绪，因为她知道，孩子还要继续读书。可她对放下手机偏着脑袋眼睛盯着前方，只是偶尔乜眼看看她的李老师愤怒了。
“你打得好！”随后愤然离去。
婆婆离开学校，在一个市店找到了一个姓雍的老师。
我简单交待一下这个雍老师，这个老师时年59岁，还有一年就退休了。他教过不少的学生，其中一个是婆婆的女儿，也就是成都的四女儿。前几年，大概是2014年，四女儿，即惠贤的姑妈给雍老师的儿子说了一门亲事，他们两家都很满意。再加上四女儿是读书出来的，成绩优异，雍老师对此也有极深的印象。
雍老师的家人在乡镇集市，也就是自家一栋四层楼房的底层铺面摆摊卖菜，雍老师忙里偷闲（说闲里偷忙也行），采购各类蔬菜干杂肉品。生意不错，生活也相当充裕。
婆婆找到雍老师，三言两语告诉孙儿的情况。雍老师知道后，指使婆婆去找教务处的程主任，并教她怎么说怎么做。雍老师说，出了这个事他也很震惊，但是不便出面。随后雍老师溜进出租房看望了孩子，并拍了照片，嘘了一两口气，走了。
婆婆找到教务处的程主任，并说明了情况。程主任为了解了情况，在婆婆要求下，看望了孩子，走了个过程。事实摆在他面前，也无奈地丢了一两句“应该没什么大碍”的朴素安慰。觉得这事可大可小，他单独找到李老师问明事由。当然了，李老师也为自己的“合情教育”尽力地做了一番常规说明。程主任建议李老师带学生去检查身体，李老师推辞一番，无力拒绝程主任的建议，终究还是答应了。
他有理由忧心——婆婆居然找到教务处去了。他始终觉得，带学生去医院就是把事情扩大化的根源，他甚至有点埋怨程主任大惊小怪的。这种事情敏感得很呢。
怀着怨愤和不屑一顾的轻慢，李老师还是开车带着婆婆和惠贤去了临镇（原区）的医院，随意检查一下身体。
全时间没有一句歉意，亦或是内疚表情，彼此都很冷静。
在医院，婆婆对医院特别人性化的程序也不熟悉，跑来跑去上蹿下跳的完全不在状态，慌慌张张的一老年人。李老师呢，也“帮不上什么忙”，与其尴尬地陪他们跑，还不如自己在车里等。反正多少钱，最后照单子付了就行。倒不是说车里要暖和一点，主要是那些医生要是问起来，“这孩子咋了？怎么到处都是伤呢？”李老师怎么回答？那多么尴尬！最关键的是，你要是热心帮他们，那么，越证明自己是忏悔的，是忏悔，那一定有错。所以，必须要用态度来证明，“你们说有事，那就有事咯，我还能怎么着？”他努力地帮助婆孙俩把这一切看得淡一些，再淡一些。只有保持距离才能让彼此都好受一点，最好是一句话都不说。不过，李老师还几乎真的做到了，除了说，“医院到了”、“多少钱？”以及“嗯、啊”什么的，他都做的很好。
还有，“但愿明天到学校后依然如故，”李老师想，“不能让那些冒失鬼们认为我打学生是失当的。”
离开镇医院，回到出租房已经七八点钟了，惠贤匆匆咂巴几根面条，穿着羽绒衣倒下床就睡了。虽然吃了消炎止痛药，惠贤还是痛醒了有两三次，最后一次持续了较长时间。估计是在想问题。比如，“我到底讲话了没有呢？”或是“怎么才能证明我没有讲话呢？”“我记得我明明没讲话的”、“我怎么好意思面对同学呢？太丢人了！”“李老师以后还会怎么对待我呢？我又怎么看他呢？”“我还能读书吗？我都不想读书了……”“我爸爸知道了会怎么样呢？会责怪我吗？”“我同学会怎么笑话我呢？”“那些曾经被我戏弄过的人会怎样幸灾乐祸呢？”“……”
学校、教室、老师、同学，这一切变得特别陌生、纠结、尴尬、扰人，令人窒息。
他努力避免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越努力，越清醒，越清醒头越疼；脑袋后面的两根神经咚咚咚地跳着，耳朵听得清清楚楚的，清醒，太清醒了；哪怕他一点也没有想“地震”的场景——全是“余震”。他索性睁开眼睛，看着屋顶，黑漆漆什么也看不清，耳朵嗡嗡乱响不停，分辨不出外面响还是耳朵里在响……他将羽绒衣的帽子戴在头上，收紧绳子，只露出鼻子呼吸——，他睡着了——头痛竟然分了他的心。
婆婆呢？她也想了一些问题，为这个孩子，虽然操了不少心，不听话时也揍一下，骂两句，孙儿也从不顶嘴。但总归是听话的，婆孙俩的感情好得很呢。想想这事情闹的，以后再上学怎么办呢？怎么向他老爹交代呢？本来婆媳关系一般般，媳妇更埋怨自己；儿子又那么远，要不要告诉他们呢？……“明天问下雍老师再说吧，”婆婆想，老年人本来睡眠也不好，糊里糊涂地想了一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