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花凋零了总会有再开的那天;大雁南飞总会有再飞回来那天;久旱也终会逢甘露。”可是,我现在不禁要细细地刨一刨这些令人慰籍的句子。新开的花朵是不是能完全代替以往的美艳,南去北归的大雁队伍中是不是在这一来一去中更替了人选,久旱后的甘露也是不是真的可以真的挽救会枯死的鲜活。我以为,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大千世界,存于这里的一切都太独特了,独特得根本无可被代替,独特得一旦被遗失便真的永不复存了。
“生与死”似乎在我的认知里,从来都是一个严肃而沉重的话题。并且现在离我似乎还很遥远,远到我好像从来就不会去考虑它,好像它从来都不会到来一下。我也想不出真正到了那一天,我该以怎么样的方式何种心态来体面地迎接这位终归会来的朋友:它真的太远太远了。可我们往往先入为主,太主观地看待这个问题了。也许“死亡”正真的于我们——十几岁的少年还很远,但不可否置的是它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它偶尔在我们身边牵扯着我们的内心,当然它更多的是出现在这个世界一个个我们不知道的角落完成它的使命。其实它离我们并不远,我虽尚未经历过,但我一次又一次真情实感地感受过;它来的消息总是伴随着肉眼可见的悲伤,阴冷又灰朦的扑面而来迷得人不想睁开眼睛,循循渐近地抨击着至亲至爱的人的心房,默哀中偶尔听到几丝揪心哇凉的呜咽声。
我第一次感官死亡是在我六岁我的爷爷与世长辞的时候,那时候我还住在乌瓦青烟的农村。在犹新的记忆里,爷爷总是戴着一顶黑黑的鸭舌帽,耳朵上时不时别上一根不知哪位酒友膳的“红塔山”香烟,黑白相间的短发如同农田里良莠不齐的稻子,背着手微佝偻着高大精瘦的身躯嗒嗒嗒矫健地走着。我则东串西跳地跟在后面,爷爷也并不说我。由于父母的长期在外奔波,所以从小到大家里那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是我的爷爷,他总是乐呵呵的,做的一手漂亮的农活,每次去街上赶集都能给我带来一个个令人兴奋的小惊喜。生病、住院之类的词眼我从来不会联想到我爷爷身上。可人终究是人,来人间一次也终归会回到刚来的地方,我的爷爷也不例外。那天清晨,春天还残余着阵阵寒气,年幼的我从奶奶嚎啕声中勉强听清“脑溢血”“恶化”这些我那时还不知道意味着什么的词。
那是我第一次感官到死亡的存在。我想不出什么,只知道以后爷爷再也不会屹立在我前面为我遮风挡雨了、也不会给我买我喜欢的奥特曼模型了,他这一生太累了,所以睡着了。
后来也看过了太多的死别,有亲近的人也有不认识的人,我似乎对死也有了新的认识,它不过是送所有人都要前往的一个地方而已,有人来得早,有人来的晚,有人来得突然,有人来得安详。人生的实质就是奔赴死亡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在时间的流逝中何尝又不是在经历“死亡”呢?在人生这列慢车里,终点即是一场必然的溃败,那么在这溃败来临之前请努力绽放,为这一路的途中增添一份只属于你的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