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康复之路
第13章 疗愈创伤，拥抱自我
我去接受心理治疗，并不是为了要发现我是一个怪胎。
我每周要去心理治疗，是要寻找那个唯一的答案。
当我说到心理治疗时，我知道人们怎么想：
这只会让你变得自私，而且爱上你的治疗师
但，唉，这叫我怎么爱上别人？
当我终于讲了这么多关于自己的事。
——妲·威廉姆斯（Dar Williams），《你在这些声音中听到什么》
（What Do You Hear in These Sounds）
没有人可以“治疗”战争、虐待、强暴、性骚扰，或者其他可怕的事情本身；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应付创伤在身体、心灵和灵魂上的印记：那种心碎的感觉让你大概会患上焦虑症或抑郁症，恐惧失去控制，总是对潜在的危险或拒绝十分警觉，充满自我伤害的冲动，又有闪回的噩梦，让你无法专注于手头的工作，无法让你向另一个人敞开胸怀。
心理创伤夺走了你控制自我的感觉，我会在后面的章节把控制自我叫作“自我领导力”（self-leadership）1。治疗创伤的最大挑战是重新建立你对自我，也就是你的身体和思维的控制，不再被过去的事情和感受困扰，不再感到不堪重负、愤怒、羞愧和崩溃。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意味着：①找到一种平静而专注的方式；②学会面对那些能够触发你回忆的那些图像、思维、声音和躯体感觉；③找到一种让你充满生命力、与周围的人亲近的方式；④不再需要把秘密保守在自己心中，包括你如何让自己幸存下来的方式。
这些目标并不是按部就班就能实现的。它们互相重合，在不同情况下，有一些目标比另外一些更难实现。在接下来的每一章，我会谈及用一些特定的方法去实现这些目标。我会尽量让接下来这些章节对创伤幸存者和治疗师都有用处。人们处在暂时性的压力下时，也会发现以下这些方式的用处。我在治疗病人和解决自己的问题时使用过以下的所有方式。有些人会发现一些方式更有用，但大多数人都能在恢复的不同阶段获得不同程度的帮助。
我对以下的很多治疗方式进行过科学研究，这些研究也发表在同行评议的科学期刊中2。本章的目标是对基本原则进行概述，对本书之后内容进行概括，以及对一些我在之后不再详述的方法进行简短评论。
13.1治疗的新关注
当我们谈论创伤，我们通常会问道：“战争中发生了什么？”“你被性侵犯了吗？”“让我告诉你有关那场意外或强暴的事情”或“你家中有人有饮酒问题吗？”然而，创伤远远不只是一件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心理创伤发生时的情绪和身体感觉不仅仅是一种记忆，而是一种烙印，会在现实环境中对身体做出破坏性的反应。
为了重新控制自我，你需要重访创伤：早晚你需要面对过去发生的事情，但只有你感到安全、不会因为回忆而再次受创时，才能这么做。首先要做的是，在当你遇到与过去相似的感觉和情绪时，处理你那种不堪重负的感觉。
正如本书前些部分表示的那样，创伤后应激反应的引擎在情绪脑中。与我们负责思维的理性脑不同，情绪脑通过生理反应来表现自己：胃绞痛、心跳加速、声音发紧或者变尖、身体动作变得虚弱、僵硬、狂怒，或者防卫。
我们为什么不能理性一点呢？如果我们对情绪的来源有更多理解，能不能抑制我们的情绪冲动呢？理性的、执行性的大脑擅长于理解我们的感受来源（例如，“当我靠近男人时，我感到害怕，因为我的父亲骚扰过我”或“我很难向我的儿子表达我的爱，因为我对我在伊拉克杀过一个小孩而感到愧疚”）。然而，理性脑不可能中止情绪、感觉和思维（例如一个人因为被强暴过，一直隐隐地觉得自己是一种低等生物）。理解你的感受并不会改变你的感受，但它会防止你做出强烈的反应（例如，攻击上司，因为他让你想起侵犯者；因为你们第一个意见不一致就分手，或者随意勾搭陌生人）。然而，我们越疲惫，我们的理性脑就会越容易让位给我们的情绪。
13.2边缘系统治疗
治疗心理创伤的最基本问题是恢复理性脑和情绪脑之间的平衡，这样你就可以重新控制你应对生活的方式。当我们被外界影响，处在警觉过高或警觉过低的状况下时，我们就会被推出“容忍限度”——也就是我们的理想运作的方式之外4。我们变得被动和混乱；我们的过滤器停止工作，声音和光线都会令我们感到烦躁；过去的图像侵占了我们的大脑，我们感到惊恐，或陷入狂怒。我们或者冷淡沉默，感到身体和心灵的麻木，思维变得迟钝，我们几乎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
只要人们在过度警觉或自我麻痹中，他们就都不能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经验。尽管他们可以保持镇定，他们也会处于紧张之中（匿名戒酒互助协会称之为“紧张清醒”），令他们无法灵活应对、固执、忧郁。心理创伤的康复需要恢复执行性功能和随之恢复的自信，以及感到快乐和创造力的能力。
如果我们想要改变创伤后应激反应，我们应该从情绪脑着手，进行“边缘系统治疗”：修复警觉系统，恢复情绪脑的正常工作，让它安静地在背景中，照顾身体功能，确保你的进食、睡眠、与亲密伴侣的联系、保护你的孩子、以及在面对危险时进行自卫。
图 13-1
注：从情绪脑着手。理性的、分析的大脑部分处在背外侧前额叶皮层，这部分皮层与情绪脑没有直接联系，而大多数有关创伤的记忆都储存在情绪脑中，但内侧前额叶皮层——这个负责自我意识的中心，与情绪脑有直接连接。
神经科学家约瑟夫·勒杜克思（Joseph LeDoux）和他的同事表明，我们唯一可以接触情绪脑的方式是通过自我意识，也就是说，通过激活我们的内侧前额叶皮层，这部分专门负责我们内感觉的脑区，来让我们感受我们的感觉5。（这里的专有名词是“内感觉”——拉丁语“向内看”的意思。）我们大多数有意识的大脑都关注在外在环境中：和他人交往、为未来制订计划。然而，这并不能帮助我们应对自我。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我们唯一可以改变感觉的方式是体会我们的内在感觉，学会和内在的感受友好相处。
13.3和情绪脑友好相处
应对过度警觉
在过去几十年，主流精神科学专注于使用药物来改变我们的感觉，于是，药物就成了我们应对过度警觉或警觉不足的唯一接受方式。我会在本章稍后讨论药物的问题，但首先，我需要强调，我们本身就拥有保持平衡的技能。在第5章，我们探讨了身体是如何记住情绪的。80%左右的迷走神经纤维（连接大脑和内脏）都是传入神经；也就是说，这些神经纤维从身体各部分往大脑传送信号6。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呼吸、吟唱、步行来训练我们的警觉系统，这个原理在一些文明古国（例如印度）以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训练中使用。然而，我们的主流文化将之怀疑地视为“另类”。
在国家卫生局支持的研究中，我的同事发现，对于那些服药或其他治疗方式无法缓解症状的PTSD患者来说，为期10周的瑜伽训练可以有效缓解他们的症状（我会在第16章继续讨论这个问题）。7神经反馈治疗也能用于过分警觉或自我封闭的成人与孩子，有效地帮助他们集中注意力，优先处理任务。8这种疗法我将在第19章作为主题进行说明。
创伤康复的根本工具之一，是学习即使是在接触痛苦和可怕的回忆时，都能平静地呼吸，而且有意识地保持一定程度的身体放松。9当你有意识地进行几次缓慢的深呼吸，你就会发现副交感神经降低了你的警觉程度（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提到的那样）。你越专注于你的呼吸，你就越有可能受益，特别是当你把注意力保持到呼气结束，然后等待一会儿，再继续吸气时。这种持续的对呼吸的关注，想象空气进出肺部，思考氧气对你的身体支持作用，让你的身体组织充分沉浸在让它们生存和活跃所需要的能量中。第16章将会描述这一简单的练习能给全身带来怎样的影响。
正因为情绪调控是处理创伤和被忽视经历对个人影响的关键，如果老师、陆军中士、寄养父母和医护人员都深入学习过情绪调控的技巧，他们将会给周围带来巨大的影响。然而，现在只有学前班和幼儿园的老师学过这些技巧，因为他们需要在日常工作中应对那些未成熟的大脑和冲动的行为，所以他们往往善于处理这些情绪失调问题。10
西方主流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治疗不太重视自我调控，而是依赖药物和谈话治疗。与此相反的是，世界其他地方国家依赖于正念、身体动作、韵律和行动来进行治疗，例如印度的瑜伽、中国的太极、非洲的节奏鼓乐。日本和朝鲜半岛产生的武术重视培养有目的性的行为和对当下的专注，而这两种能力恰巧都是创伤幸存者受损的。合气道、柔道、跆拳道、剑道和柔术，以及巴西战舞都是这些例子。这些武术糅合了肢体动作、呼吸和冥想。遗憾的是，除了瑜伽，没有人就这些非西方的传统治疗对PTSD症状的治疗效果进行过科学研究。
没有留心，就没有内心
康复的核心是自我觉知（self-awareness）。在创伤的治疗中，最重要的是“注意当时”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创伤幸存者的生活似乎处在难以忍受的煎熬中：他们感到绝望，胸闷气短、坐立不安，无法忍受身体上不适的感觉。但回避身体感受令我们更容易被这些感受击倒。
身体感觉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内心世界，即是我们身体机能的全貌。仅仅是注意到我们的愤怒、紧张或焦虑，就能立刻转移我们的视角，令我们更能接受我们自动化的、习惯化的反应之外的选项。正念让我们注意到我们转瞬即逝的感受和身体感觉。当我们注意到我们的身体感觉，我们就能辨认出情绪的起伏，从而增加我们对情绪的控制。
受过创伤的人通常很害怕去感觉。他们不是害怕施害者（顺便希望施害者已经不再在受害者身边，不能再伤害他们），而是害怕他们自己的感受。因为担心被无法忍受的感受挟持，他们的身体变得僵硬，内心也变得封闭。尽管创伤只是一件过去发生的事情，情绪脑依然不断产生让他们感到害怕和无助的感觉。难怪很多创伤幸存者都会暴食或饮酒，害怕做爱，也回避很多社交活动：他们感官世界的绝大部分都是禁区。
如果你想改变，你得接触你的内在体验。第一步是让你的内心关注内感觉，要注意到你的身体感觉是如何随着你的姿势、呼吸和思维状态改变，这些变化与创伤持续存在、永恒不变的感受不同。你注意到你的内感觉和思维之间的关系之后，下一步就是给它们命名，例如“当我感觉到焦虑时，我感觉到我胸口有种被挤压的感觉。”我也许会告诉患者：“专心感受这种感觉，看看当你呼气，或者用手指轻敲你的锁骨下方时，或者你在哭泣时是否能让这种感觉发生变化。”正念练习能够让交感神经系统冷静下来，让人更不容易被境况甩入“战斗或逃跑”反应中。11学会观察和容忍你的身体反应，是安全地重访过往经历的前提。如果你不能够忍受当下的感觉，重访过去经历只会加重你的痛苦，让你再次受到精神打击。12
我们可以忍受很多不适，只要我们能一直意识到这个事实：身体的不适其实在不断转移。例如，当你觉得胸闷时，你进行了一次深呼吸之后，胸闷的感觉也许减弱，随后，你就会注意到身体的其他感受，例如你的肩膀很紧张。于是你可以开始探索深呼吸时你身体感受的影响，感觉你的胸腔如何张开。当你感到更平静，更好奇地想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种身体感觉之后，你就可以继续去感受你的肩膀。你可能会发现，回忆让你的肩膀自动耸起，于是，你就不再惊讶于肩膀紧张的感受了。
更进一步的，是观察思想和身体感觉之间的交互作用。你的身体对于不同的想法是如何做出反应的？（例如：“我父亲爱我”“我的女朋友抛弃了我”会让你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感受吗？）意识到你的身体是如何记录不同的情绪和记忆，让你拥有了一种全新的可能：让你释放那些曾经为了生存而关闭的感受和冲动。14在第20章描述戏剧的益处时，我会更详细地描述这一作用。
乔·卡巴金（Jon Kabat- Zinn）是心-身医疗的先驱者之一。在1979年，他在马萨诸塞大学医学中心创立了正念减压疗法（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MBSR）。迄今为止，他的方法已经进行了超过30年的研究。正如他在描述正念（mindfulness）时所说：“可以用镜头这个比喻，来理解正念改变思维的方式：正念将你的心灵中零碎的、被动的精神部分组织（聚焦）起来，成为一种连贯的心理力量，解决问题、获得疗愈。”15
正念对无数精神疾病、身心症和压力相关症状，包括抑郁和长期疼痛，都有治疗效果。它对于躯体健康问题，包括免疫系统、血压和压力激素水平都有效果。17而且，研究表明正念可以激活大脑中有关情绪调控的部位18，而且改变大脑中负责身体感知和恐惧的部位。19我在哈佛的同事布丽塔·赫尔策尔（Britta Hölzel）和莎拉·拉扎尔（Sara Lazar）的研究表明，练习正念甚至可以降低大脑的烟雾探测器杏仁核的活跃程度，从而降低对于潜在刺激的反应。20
人际关系
一个接一个的研究表明，良好的社会支持是心理创伤最有效的预防因素。安全和恐惧是不相容的。当我们害怕时，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得上我们信任的人用抚慰人心的声音和结实的拥抱那样能让我们平静下来。惊恐万分的成年人和吓坏了的小孩子需要用同样方式去安慰：温柔的拥抱和摇晃，向他们保证某些更强大的人会照顾他们，所以你们可以安然睡去。创伤的康复需要让思维、身体和大脑都确信，他们可以放下过去了。当你从心底里感到安全，你过去那些无助的记忆才能够与当下的安全感产生联系。
严重创伤性事件，例如遭受性侵犯、意外事故或者自然灾害过后，幸存者需要看到家庭成员的脸，听见他们的声音，与他们进行身体接触，以及食物、安全庇护和足够的睡眠。对于幸存者而言，无论远近，能够与所爱的人进行交流，能够与家庭成员在安全的地方重逢，是最关键的事情。我们的依恋纽带是我们面对威胁最大的保护。例如，在创伤性事件中，与父母分离的孩子们更有可能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一项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住在伦敦的孩子的研究表明，那些在闪电战期间，为了躲过德军空袭而被父母送走的孩子们比留在城市中与父母一起生活、在防空洞里睡觉、目睹被毁灭的城市和死亡的孩子更加恐惧。21
受过创伤的人们都是在人际关系中康复的：家庭、爱人、匿名戒酒互助会、退伍军人组织、宗教团体，或专业治疗师。这些人际关系可以提供一个身体和情绪上的安全港，让他们感到安全，远离羞耻感、差异感，或被评价感，增加他们的勇气，去接纳、面对和处理现实问题。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我们的大脑回路是为了和其他人保持和谐和联系而设计的。在创伤中康复需要与其他人类产生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发生在人际关系之中的创伤，比发生在车祸或自然灾害中的创伤更难以治疗。在我们的社会中，大多数女性和儿童的创伤都来自于他们的父母或亲密伴侣。儿童虐待、性侵犯和家庭暴力都由那些本该爱你的人施加的。这些事情打破了对于创伤的最重要防线：被你所爱的人所保护。
如果那些你会寻求照顾和保护的人让你感到惊吓或被拒绝，你就会学会封闭自己、忽视自己的感觉。22正如我们在第三部分中见到的那样，如果你的照顾者攻击你，你就必须寻找另一种方式处理你的害怕、愤怒和沮丧。只靠自己一个人控制着恐惧，有可能引发其他的一系列问题：解离、绝望、成瘾、长期惊恐，以及那些变得恐惧、疏远和剥削的人际关系。这些患者的经历，让他们几乎不能发觉过往经历和现在感觉及行为之间的关系。所有的事情看起来都不可控制。
除非他们能够感觉到他们的状态、发觉他们一直在与之搏斗的隐形恶魔，否则，他们不可能感到解脱。我在第11章中描述的那些被恋童癖神父性骚扰的那些年轻人。他们强壮得像公牛一样，有规律地去健身房、使用合成类固醇（促进肌肉生长）。然而，在我们的访谈中，他们时常表现得和吓坏了的孩子一样，他们内心中深受创伤的小男孩依然感到无助。
尽管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和情感同步是生理自我生理调节的源头，然而，亲密的承诺常常唤起受伤害、被背叛、和被抛弃的恐惧。羞耻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你一旦了解我，就会发现我是多么糟糕、多么恶心，你就会立刻抛弃我的。”未解决的创伤会对亲密关系带来极为可怕的后果。如果你依然因为被爱过的人伤害而感到心碎，你就有可能专注于不要再次受到伤害，害怕向不认识的人敞开心扉。事实上，在他们有机会伤害你之前，你就有可能不明智地伤害他们。
这给创伤恢复带来真正的挑战。你一旦发现创伤后应激反应起源于求生本能，你也许就能够重新拾起面对你的内在旋律（或杂音）的勇气，但这时，你也许需要找到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陪伴你，容纳你的感觉，帮助你聆听那些来自于情绪脑中的、最痛苦的信息。你需要一个不害怕你的恐惧、包容你最黑暗的狂怒的引导者，当你在寻找你隐藏多年的破碎经历时，这个人可以保护你的完整性。大多数受创伤的人需要一个稳定的锚点和大量的指引，才能从创伤中恢复。
13.4选择专业的治疗师
创伤治疗师的训练包括学习创伤、虐待和忽视的影响，掌握大量的技术来①帮助患者的情绪变得稳定和平静下来；②帮助他们放下创伤性记忆、停止创伤的重演；③帮助病人与其他人联系起来。在理想情况下，治疗师也要接受过他所使用的治疗方式。
虽然询问治疗师自己的挣扎的细节是不恰当也是有失伦理的，但询问他们曾经接受过培训的治疗方式，他们在哪里受过训练，他们个人是否接受过将要施行于你身上的治疗方式，他们是否曾从中受益——提出这些问题都是合情合理的。
对于治疗创伤而言，不存在“首选治疗方式”。如果治疗师认为他的某种治疗方式是解决你问题的唯一答案，与其说是确认你可以从中康复，倒不如说他们是这种治疗方式的信奉者。治疗师不可能熟悉所有的有效治疗方式，他也许会让你自由选择治疗方式，而不局限于他所提供的几种方式。他必须敞开心胸，向你学习。性别、种族和个人背景除了帮助病人感到安全和被理解之外，不应当影响到治疗。
你在与这个治疗师待在一起的时候感到舒适吗？他在跟你坐在一起的时候，也能感到自在吗？感觉到安全是让你能够直面恐惧和焦虑的必要情景。那些苛刻的、好作判断的、易怒的，或严厉的人会让你感到害怕、被抛弃，或被羞辱，而且无益于解决你的创伤性压力。有时候，以往的感觉会被勾起，你会怀疑治疗师和以前一些想要伤害或虐待你的人重合在一起。但愿你们可以一起讨论和解决这件事，因为在我的个人经验中，只有患者对他们的治疗师产生了足够的积极感觉，他们才能够好转。除非你感到这个人对你有一定影响，否则我不认为你可以成长和改变。
重点是：你能否真正地感觉到你的治疗师真诚好奇地想知道你是谁、你真正所需要的事情，而不是某种“PTSD病人的普遍需要”？你是否仅仅是某种诊断标准上的一系列症状组合？你的治疗师有没有花时间找出你为什么做你所做的、想你所想的呢？治疗是一种合作性的过程，是双方合作来探索你的自我。
那些在孩子时被他们的养育者残忍对待的病人，常常不能对任何人产生安全感。我常常问我的病人，他们在成长中是否能想起任何人让他们感到安全。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保存着那些珍贵记忆：一个老师、邻居、店员、教练，或牧师对他们的关切，而这些记忆是他们重新学会与人交往的种子。我们人类是一种充满适应力的生物。治疗创伤，意味着记住我们如何幸存下来，也意味着记住什么已经被破坏，两者同样重要。
我也会让我的病人想象他们在刚刚出生时，可爱的、充满勇气和可能性的样子。他们都有某种“在被伤害之前”的印象或信念。有的人不能记得任何一个让他们感到安全的人，对他们来说，与马或者狗相处比和人类相处更令他们感到安全。这一原则现在被很多治疗机构，包括监狱、住院治疗、退伍士兵康复机构等采用，并且被发现行之有效。珍妮弗是范德考克中心（Van der Kolk Center）的第一届毕业生之一，23她在刚刚加入我们的治疗计划时，是一个失控的、沉默的14岁女孩。她在毕业典礼时说到，她被委托照顾一匹马是她康复的第一个关键转折。她与这匹马之间建立的联系令她感到足够安全，让她可以进一步与治疗中心的其他工作人员交流，进而使她能和同学交流，参加SAT，被大学录取。24
节奏和韵律的同步
我们一出生，我们人际关系就是通过对周围的脸部表情、动作和触摸的互动之中。正如我们在第7章中见到那样，这些都是依恋的基础。创伤是对这些生理协调的破坏：当你进入PTSD诊所的候诊室，你立刻就能通过病人呆滞的面部表情和虚弱（有时又激越）的身体把他们与工作人员区分开来。不幸的是，很多治疗师忽视了这些生理信号，而仅仅专注于这些病人的语言信号。
我第一次意识到社群的疗愈作用是1997年的春天，那时我在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in South Africa）工作。一天，我在约翰内斯堡郊外的一个花园参加一个强暴受害者的小组治疗。我们可以听到一些子弹发射和呼啸的声音，墙外烟尘滚滚，空气中弥漫着催泪瓦斯的气味。后来，我听说那天有40人被杀。
尽管这些环境陌生又可怕，我依然清晰地认出小组的普遍特征：这些女人都蜷缩在座椅上，既僵硬悲伤又紧张，就像我在波士顿见过的那些强暴幸存者治疗小组一样。我感到我自己在心理上也崩溃了。然而，其中一位女士开始哼鸣，声音婉转地盘旋着。逐渐地，声音开始富有节奏感，其他女士慢慢加入。很快，整个小组都开始唱歌、移动身体、开始舞蹈。我震惊于这一改变：人们开始变得富有生气，表情变得协调，他们的生命力回到了身体中。我决心要研究我所见到的一切，研究如何通过节奏、吟唱和动作帮助创伤的治疗。
我会在第20章描述更多类似的情景。我在剧场中，通过带领一群少年犯和有很高犯罪风险的寄养儿童，排练莎士比亚的戏剧或者自己编写排练音乐剧，让他们学会互相信任、互相依靠。我也有不少病人告诉我他们通过参加合唱团、练习合气道、探戈或者拳击找到了慰藉，我也会高兴地把他们这些推荐告诉其他我治疗的人。
让我学会韵律对治疗的巨大作用的，是我们创伤中心的一个病人，一位5岁的沉默的女孩，瑛谧，她从中国的一个孤儿院被收养。几个月以来，我们都无法与她沟通，我的同事黛博拉·罗泽尔（Deborah Rozelle）和利兹·沃纳（Liz Warner）发现她的韵律系统无法正常工作——她不能和声音产生共鸣，也不能把她的脸转向对她说话的人。于是，他们让她参加知觉运动治疗。25
马萨诸塞州水城的感觉统合诊所是一个奇异的、充满了秋千的室内游乐场，管子里充满了五彩的塑料球，人可以把自己淹没在这些彩球里，还有平衡木，塑料管道里可以攀爬，还可以通过梯子爬到一个平台，然后跳到充满塑料泡沫的池子里。工作人员把瑛谧泡在充满塑料球的管道里，让她体会到皮肤的感觉；他们推着她在秋千上晃荡，在厚重的毯子底下爬行。6个星期之后，她开始说话。26
瑛谧的巨大进步鼓舞了我们，让我们开始在创伤中心设立感官统合诊所，也开始对住院病人提供类似的治疗方案。我们尚未完整了解感觉统合治疗对成年人的作用，但我时常在病人讨论会中鼓励感官统合体验或舞蹈。
学会与他人的情感调和，让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发自内心地感到情感的互动。父母—儿童交互治疗（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herapy）和由我创伤中心的同事发展的感官动作觉醒调节治疗（sensory motor arousal regulation treatment，SMART）27也是其中鼓励情感同步的治疗方式。
当我们一同玩耍时，我们在身体上感到协调，体会到一种联系感和愉悦感。即兴训练（例如在http://learnimprov.com/里提供的那些练习）也是一种很棒的方式，帮助人们感到愉悦和探索。当一群满脸忧愁的人一起爆发出大笑时，悲伤的咒语就被打破了。
在触摸中感受
主流创伤治疗几乎完全不在乎如何帮助病人安全地体验他们的感觉和情绪。例如五羟色胺再抑制剂、利培酮和喹硫平之类的药物越来越多地用来帮助人们处理他们的感官世界。28然而，通过触摸、拥抱和摇动是我们人体最自然的平息焦虑的方式。这些动作帮助我们从过分警觉中冷静下来，让我们感到完好无损、受保护，而且能够控制自己。
触摸是让我们平静下来的最基本方式，但这种方式在绝大多数的治疗中都被禁止。但你如果不能充分感到安全，你就不能完全康复。因此，我鼓励我的病人多参与一些身体动作，例如治疗性的按摩，费登奎斯（Feldenkrais）肢体重建，或颅骶疗法（craniosacral therapy）。
图 13-2
注：伦勃朗·凡·莱恩：《基督治疗疾病》。各种文化都认为这个姿势令人慰藉，表现了充满同情的触摸具有疗愈功能。
我向我最喜欢的身体工作者，莉西亚·斯凯（Licia Sky）提问，问她如何与创伤幸存者一起工作。下面是她告诉我的话：“我从来不会在还没有和来访者建立个人关系的时候就开始工作。我不会问他们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不去找出这些创伤幸存者到底怎么了，他们发生过什么。我只是检查他们关注身体的哪一部分。我问他们，有没有哪些地方他们希望我特别注意。同时，我也在评估他们的姿势：他们是否会面对着我、看着我的眼睛；他们是很紧张还是很放松；他们有没有在与我交流。”
“我所做的第一个判断是，他们在脸朝上躺着还是脸朝下躺着的时候感到更安全。如果我不认识他们，我通常会让他们脸朝上。我非常注意脱衣服这件事：很小心地让他们感到安全，他们可以随意希望保留任意一件衣服。这些都是一开始就要设立的、非常重要的界限。”
“然后，我的第一次触摸，是坚定的、安全的。没有强迫，也没有刺激，而是缓慢的、让来访者很容易跟随，带着温柔的节奏。这些触摸的力度可能和握手一样强。我会首先触摸他们的手或者前胳膊，因为这些是最安全、用来触摸任何人的地方，他们也会用这些地方来触摸你。”
“你必须找到他们的抵抗的地方——这些地方会最紧张——然后用与紧张同样的力量来接触这些地方。这样可以释放凝结的压力。你不能犹豫；犹豫意味着你不信任自己。缓慢的动作、仔细地与客户产生情感共鸣与犹豫并不一样。你必须完全自信，又充满同情地面对他们，让你的触摸的力度与他们的身体进行抗衡。”
这些身体工作会对人们产生怎样的效果？莉西亚回答：“正如你在口渴时希望喝水，你也会渴望触摸。这是一种需要自信、深入、鉴定性地、温柔而又充满回应地才能够满足的安慰。用心的触摸和移动让人们平静下来，让他们可以发现他们可能持续了很久的却一直没发现的紧张。当你被触摸时，你被接触到的那部分身体会苏醒过来。”
当情绪被压抑在身体中，人们的身体也会变得紧张。他们的肩膀紧张；面部肌肉绷紧。他们极力控制住自己的眼泪，或者任何会揭露他们内心状态的声音或动作。当这些身体紧张被释放出来，这种感受也会随之消失。身体上的动作令他们的呼吸变得更深，随着他们慢慢放松，他们充满表达力的声音也会释放出来。身体逐渐变得更轻松——呼吸变得轻松，变得自然。触摸让他们感受到，他们的身体在被移动的时候，他们也可以采取动作来回应。
那些被吓坏了的人需要感到他们的身体处在一个空间中，而且处在他们自己的界线之内。实在和坚定的触摸让他们感受到他们的边界：让他们感觉到外界是什么、哪里是他们身体的边界。他们发现他们不需要不断地探究他们是谁、他们在哪里。他们发现他们的身体是实在的，他们不需要总是保护自己。触摸让他们感到自己是安全的。
采取行动
身体应对极端体验的方式就是分泌压力激素。这些压力激素通常被认为是要对其后出现的疾病和疼痛的原因。然而，压力激素原本是用来让我们拥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力应对极端环境的。那些必须时常处理灾难事件的人——例如拯救爱人或者陌生人、将人们运送到医院、医疗团队的一分子、搭帐篷或做饭——正好合理地利用压力激素的功能，因此，这些人更不容易受到心理创伤（然而，所有人都有崩溃的时候，即使是那些准备得最好的人也会被巨大的挑战击倒）。
无助和无法行动让人们不能使用他们的压力荷尔蒙进行自卫。即便如此，他们的压力荷尔蒙依然持续释放，同时，他们本该采取的、解除压力行为却受到抑制。最终，这些理应激发我们应对压力的方式拖累了我们自己，让我们持续地处在不恰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或呆滞中。为了让我们的身体功能恢复正常，我们必须终止这种持续的危机反应。身体需要回复一种基本的安全和放松状态，以便在真正的危险来临时可以采取灵活的行动。
为了应对上面这些问题，我的朋友和老师，帕特·奥格登和彼得·莱文各自都发展了一套强有效的身体治疗、感觉运动心理治疗29和躯体体验30。这些治疗方式中，真正发生过什么处于次要地位，探索生理感觉和寻找过往创伤的身体印记才是主要的。在一头扎进创伤的探索之前，病人需要帮助，利用他们的内在体验，促使他们安全地接触创伤发生时那些可怕的感觉和情绪。彼得·莱文把这一过程叫作“钟摆”——温和地在内在感受和创伤经历之间来回体验。这样，病人就可以逐渐地拓宽他们对不适的忍受范围。
一旦患者可以容忍他们与创伤相关的躯体反应，他们很有可能发现自己强烈的生理冲动——打、推、跑——这些动作都是在创伤发生时为了生存而被激发，但如今这些行为却被抑制了。于是，这些冲动转而通过一些细微的身体动作体现出来，例如扭动、转动或后退。放大这些动作、尝试使用和改善这些动作，让这些不完整的、与创伤相关的“动作倾向”变得更完整，最终解决创伤。身心治疗通过帮助患者确认在行动时是安全的，让他们从而能重新在现实中进行自我定位。通过实际有效的行动感觉到快乐，恢复他们对自身的掌控，让他们可以有效地进行反抗和保护自我。
早在1893年，皮耶尔·热内，这位早期探索创伤的先驱，就写下了有关“完整行动的快乐”的内容，当我在进行感觉运动心理治疗以及躯体体验时，我时常会发现这种快乐：当病人们亲身体验到反抗和逃跑的快感时，他们感到放松，微笑，感到某种意义上的成就感。
当人们感到被迫要屈服于某种压倒性的力量时，就和大多数受虐待的小孩、深陷于家庭暴力中的女性、以及被禁锢的男人和女人们相同，他们时常通过放弃抵抗而幸存。克服根深蒂固的消极模式最好的方法，是恢复一定的参与与抵抗能力。在众多重塑战斗或逃跑反应的身体方式中，我最喜欢的是我们本地干预中心的防身术训练（model mugging program），在那里，女性（而且逐渐有更多的男性）学习如何应对突然的袭击。这一训练计划开始于1971年的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当时一名空手道黑带五段的女性被强暴。受害者的朋友们都很惊诧，因为她几乎可以空手杀人，却不能保护自己。这只能解释为，她因为恐惧而失去了所有技巧——用本书的术语来说，她失去了行动的功能：她的前额叶失去了活性，她吓呆了。而防身术的训练让女性反复地处在“零时”（zero hour，一个军事名词，表示受到攻击的时刻），让她们学会将惊愕和恐惧的反应变为积极抵抗的能力。
我的一个病人，是一个在小时候受到残忍虐待的大学生。她参加了这个防身术的培训课程。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虚弱、忧郁，而且过度顺服。3个月之后，在她的毕业典礼上，她成功地把一个巨大的男性攻击者打倒，让他在地上退缩不前（他的厚护甲保护了他免于承受她全部的怒火），而她面对着他，双手维持着空手道的姿势，平静而清晰地叫着“不”。
不久之后，在她在从图书馆走回家的午夜里，三个男人从树丛里跳出来叫道：“女人，交出你的钱来。”她之后告诉我，她摆出同样的空手道姿势，喊道：“好啊，我期待这一刻很久了。你们谁先来？”他们立刻逃跑。如果你恐惧而畏缩不前，你就很可能饱受他人的折磨；但如果你勇敢上前，传达出“别惹我”的信息，你就不太可能被侵扰。
13.5整合创伤性记忆
人们只有弄清楚了解发生过什么、开始意识到他们每日挣扎的隐形恶魔是什么，他们才能将创伤性事件抛诸脑后。传统的心理治疗关注于对人为何拥有这样的感受塑造一个完整的自述，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1914年发表的《回忆、重复与修通》（Remembering，Repeating and Working Through）一文中写道：32“在人们每日在心理创伤中挣扎时，我们需要进行的治疗，主要包括将这些体验转化为过去。”故事的叙述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故事，我们的记忆将是僵化的；如果没有记忆，你无法想象事情将会怎样变化。但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四部分中看到那样，讲述事件的故事并不保证创伤性记忆会得到安息。
这是有原因的。当人们在想起普通事件时，他们不会同时重温与事件相关的身体感觉、情绪、场景、气味或声音。相反，当人们完全想起他们的创伤时，他们重新“拥有”了这个体验：他们被过去的感受和情绪包围着。我们在第4章说过，类似斯坦和乌特·罗伦斯这样的意外受害者的大脑扫描表现了这一现象。当斯坦想起这个可怕的事故，他大脑中两个关键部位一片空白：其中一个部位是有关时间感和人称视角的，这让他无法体会到“这是过去的事情了，我现在很安全”；另一个部位负责将创伤性事件的图像、声音和感受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当这些大脑部位都停止活动，你的体验就不再是某种有头有尾的事件，而是碎片化的感觉、图像和情绪。
只有这些大脑结构都能正常工作，创伤才可以成功地进行处理。在斯坦的例子中，眼动脱敏再加工技术（EMDR）让他得以在比较平静的状态下触及有关事故的记忆。如果可以再回忆过去式重新激活那些因为激活不足而引发闪回的脑区，人们就能将他们的创伤性记忆整合为一体，变成属于过去的记忆。
乌特的解离症状（她完全把自己和外界隔绝起来）令她的康复更为复杂一些。她的大脑中，没有一部分负责处理当下的脑区是激活的，所以她不可能面对创伤。没有一个对当下充满警觉的大脑，就无法整合记忆，解决创伤。她在直接处理她的PTSD症状之前，她需要增强她对负面情感的耐受度。
催眠疗法在19世纪末期是针对创伤最常见的方法，从皮埃尔·热内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YouTube你依然可以通过观看好莱坞导演约翰·休斯顿的纪录片《上帝说要有光》（Let There Be Light），看到人们通过催眠治疗“战争神经症”。催眠疗法在20世纪早期开始逐渐失宠，因此最近并没有研究了解它对PTSD的疗效。然而，催眠可以引发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病人可以在不被回忆击倒的情况下观察他们的创伤性体验。因为这种安静地观察自我的能力是整合创伤性记忆的关键，因此，催眠很有可能以某种形式回归PTSD的临床治疗中。
13.6认知行为治疗（CBT）
大多数心理学都接受过认知行为治疗（CBT）的训练。CBT一开始是用来治疗恐惧症，例如蜘蛛恐惧、飞行恐惧和恐高症，通过比较他们的非理性恐惧和他们安全的现实，帮助病人克服恐惧。病人通过对恐惧物的系统脱敏，逐渐摆脱他们非理性的恐惧，例如使用他们的自述和想象（“想象暴露法”），或把他们放在真正的引发他们恐惧的状况中（“现场暴露法”）（但其实是安全的），或让他们暴露在计算机模拟的场景中，例如，在战争相关的PTSD治疗中，他们会重新回到费卢杰（Fallujah）的街头战斗。
认知行为治疗的观点是，如果病人们反复暴露在刺激中，但又没有实际的危害产生，他们逐渐会变得不那么紧张；那些不好的记忆会逐渐被“正确的”安全信息取代。33例如当他们说“我不想提及这件事”时，CBT也会试图帮助病人克服他们回避倾向。34这看起来很简单，但我们的经验发现，重温创伤性记忆会触发大脑的警觉系统，使大脑中负责整合过去信息的部位失效，让这些病人重新激活创伤、而不是解决创伤。
延长的暴露，或曰“洪水法”（flooding）是经过最详细研究的治疗PTSD的方法。病人们被要求“专注在他们的创伤性记忆，而且……不要把注意力分散到其他活动或想法中。35”研究表明，至少经过了长达100分钟的“洪水”，被试才报告焦虑的降低36（在这期间，引发焦虑的触发物强烈地、持续地存在着）。暴露有时候有益于处理恐惧和焦虑，但没有研究表明暴露有助于处理负罪感或其他复杂情绪。37
与那些对蜘蛛的非理性恐惧不同，CBT对于创伤幸存者的效果并不好，特别是那些经受过儿童虐待的。只有大约1/3完成了研究的PTSD患者有某种程度的好转。38那些完成了CBT治疗的人通常有较少的PTSD症状，但他们几乎没有完全康复：他们大多数仍然有其他健康、工作，或心理问题。39
在已发表的使用CBT治疗PTSD患者的研究中，其中一个人数最大的研究表明，超过1/3的患者中止了实验治疗，剩下的都出现了强烈的副作用。在研究中，绝大多数女性被试接受3个月的治疗之后，她们的PTSD症状没有丝毫缓解。40另一个针对所有CBT的研究分析表明，CBT的疗效与一个支持性的治疗关系相当。41暴露治疗中最糟糕的结果是：病人出现“精神挫败”——病人完全放弃了治疗。42
遭受创伤不仅仅意味着他们难以面对过去，他们在当下的生活也充满了困难。其中一种暴露治疗是虚拟现实治疗，退伍士兵带着高科技护目镜，精确地模拟了费卢杰的街头战斗。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美国海军陆战队精通战斗。问题是，他们不能忍受在家的日子。最近一项针对澳大利亚退伍士兵的研究表明，他们的大脑变得对紧急情况非常警觉，而代价是他们无法专注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我们会在第19章的神经反馈治疗中讲到更多）。创伤幸存者需要的是比虚拟治疗更多的“真实世界”治疗，让他们在超市购物、和小孩玩耍时能和他们行走在巴格达的街道一样充满着活着的感觉。
只有病人们不再觉得创伤是件不堪重负的事情，他们才可能在重访创伤中获益。一项由我的同事罗格·皮特曼（Roger Pitman）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针对越战退伍士兵的研究佐证了这一点。当时，我每周都去罗格的实验室参观，因为我们当时在研究PTSD患者中的内啡肽（我在第2章提及过）。罗格向我展示了一些他当时的治疗录像，然后我们探讨了我们观察到的现象。他和他的同事让退伍士兵不断重复他们在越南的体验细节，但实验观察者被迫中止实验，因为很多病人在闪回时变得恐慌，而且这些恐惧通常持续到实验结束之后很久。有些病人再也没有回归治疗，但很多留下来的人变得更抑郁、更暴力、更恐惧；一些人用更严重的酗酒来对付症状恶化，但酗酒又导致了后续的暴力和屈辱，他们的家人有时不得不打电话让警察来带他们去医院。
13.7脱敏治疗
过去超过20年以来，教给心理学学生的普遍治疗方式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系统脱敏疗法：帮助病人变得更不容易对某种情绪或感觉做出反应。但这是正确的目标吗？也许问题的重点不是脱敏，而是整合——把创伤性事件整合到人生的恰当位置中。
脱敏让我想起了我最近在住处附近看到的一个大约5岁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骑着他的小三轮车路过我门前的街道时，他大块头的父亲以最大的嗓门对他叫喊。小男孩对父亲的怒吼毫不在意，然而我却听得心跳加速，想要击倒这个男人。这个小男孩是经受了多少残忍的对待才会如此麻木？必然是长期暴露在这样的刺激中，他才会对他父亲的叫喊毫不在意，但小男孩要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呢？是的，我们可以制造药物，让我们的情感变得迟钝，我们也可以让自己变得不敏感。作为一个医学生，我们学会了在治疗一个三级烧伤的小孩时保持冷静分析。但正如芝加哥大学的神经科学研究者吉恩·德沙第（Jean Decety）的研究表明，我们对自己或他人的痛苦的敏感度降低会钝化我们整体的情绪敏感度。45
一份2010年发表的报告显示，那些在退伍士兵事务处寻求帮助的、新近诊断出PTSD的伊拉克和阿富汗退伍士兵，只有不到10%实际上完成了推荐的治疗46。正如皮特曼的越南士兵们一样，暴露治疗作为当时正在使用的治疗方式，几乎对PTSD毫无作用。我们处理那些极为可怕的创伤性内容的唯一方式，就是当这些内容不会令我们崩溃时。这意味着其他治疗方式是必要的。
13.8药物令我们安全接触创伤
当我还是个医学生时，我在1966年的夏天给荷兰莱顿大学的杨·巴斯蒂安斯（Jan Bastiaans）工作，他当时因为使用LSD治疗大屠杀受害者而闻名。他声称他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当他的同事检查他的数据时，他们发现几乎没有数据可以支持他的观点。这种使用改变精神状态的药物治疗创伤的方式随后被忽视了，直到2000年，南加州大学的迈克尔·米索弗（Michael Mithoefer）和他的同事获得FDA允许以MDMA（摇头丸）进行实验性治疗。MDMA从1985年开始就被列为管制药品，一直以来，它都作为一种娱乐性药物而使用。和百忧解以及其他精神类物质相同，我们都不知道MDMA是如何起作用的，但我们知道它能提高某几种激素的浓度，包括催产素、血管加压素、皮质醇和催乳素。它可以增强人的自我感受，这是它与PTSD治疗最为相关的作用；使用者频繁报告他们感觉有更高的同情和经历，更好奇、更清醒、更自信、更有创意以及更充满怜惜。米索弗和同事希望找到一种增强心理治疗的药物，所以他们对MDMA产生了兴趣，因为MDMA可以降低恐惧、抵抗和麻木，而且帮助人们接触他们的内在体验。48他们认为MDMA也许可以让病人们在接触创伤性记忆时保持在容忍范围内，不会受到难以忍受的生理和情绪唤起。
一开始的试点研究支持了他们的猜测49。在第一个研究中，他们召集了患有PTSD的退伍士兵、消防员和警察，他们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下一个研究中，20个此前对任何治疗都没有反应的暴力犯罪受害者，其中12个接受了MDMA，剩下的8个服用了无任何效果的安慰剂。他们坐在一个舒服的房间里，然后他们都接受了两次8小时的心理治疗，主要是家庭内部系统治疗（internal family systems，IFS），本书将在第17章讨论这个治疗方式。两个月之后，83%接受MDMA和心理治疗的病人都被认为彻底痊愈，而安慰剂组中只有25%有类似的效果。这些病人中没有一个产生副作用。最有趣的是，即使病人在研究结束后的一年再次接受访问，他们依然保持了治疗效果。
能够平静、有意识地观察创伤（这个状态在IFS当中称为“自我”，我将在第17章讨论这些名词），心灵和大脑就可以将创伤整合为生命长河中的一部分之中。这个过程是关于联系和整合的——将可怕的、压倒你的过去转化为发生在很久以前的记忆，这和传统的脱敏化技术、着重于关于钝化人们对过往恐惧的感觉非常不同。
无论如何，精神活性物质对于糟糕的历史有强大的作用。他们很容易因为监管疏忽或不良的治疗界线而被滥用。希望MDMA不要成为另一种从潘多拉的盒子中跑出来的神药。
13.9药物的效果如何
人们总是用药物来应对创伤性压力。每种文化和每个时代都有他们的偏好——琴酒、伏特加、啤酒、威士忌；哈希什或大麻；可卡因；鸦片类的例如奥施康定；镇静剂例如安定，阿普唑仑、氯硝西泮。人们感到绝望时，他们会不惜一切来让自己再次感到平静、重新掌控局面。50
主流精神病学追随这这一传统。在过去10年，国防部和退伍士兵事务处一共在抗抑郁药、抗精神病药和抗焦虑药上花费了45亿美元。在2010年6月，一份来自国防部药物经济中心的内部报告表明，光是圣安东尼奥的山姆休斯顿基地接受调研的110万名驻地士兵中，有213972名，即其中的20%都在服用某种精神类物质，包括抗抑郁药、抗精神病药、催眠药，或其他受管制的药物。51
然而，药物不能“治疗”创伤；他们只能让不舒服的生理感觉缓解。而且药物不能教会人们如何进行自我调节。药物可以控制感觉和行为，但这是有代价的——因为药物通过阻断我们的化学平衡系统，调整我们体会积极性、疼痛和快乐的能力。我的一些同事依然保持乐观：我依然参加那些会议，看那些严肃的科学家讨论如何找到那颗神奇的、可以重组大脑恐惧回路的银子弹（就好像创伤后压力仅仅改变了一种简单的大脑回路一样）。我也会如同惯例那样开药。
每种精神类药物都曾被用来治疗PTSD。五羟色胺再抑制剂（SSRIs）中例如百忧解、左洛复、文拉法辛、帕罗西汀经过了最彻底的研究，这些药物都可以令感觉变弱、生活变得更能控制。服用SSRIs的病人通常觉得更平静、周围变得更能掌控，降低那种不堪重负的感觉让他们更容易投入到治疗中。但也有其他病人感到他们因为服用SSRI而感觉变得迟钝，感到他们“失去了感觉”。我认为这是一个经验问题：让病人试试看哪种方式效果较好，然后再交给他们自己做决定。另外，如果一种SSRI药物不起作用，那就试另外一种，因为它们各自的效果都不同。有趣的是，SSRI类药物被广泛地使用在治疗抑郁症上，但在研究中，我们比较百忧解和眼动脱敏再加工技术（EMDR）对PTSD患者的抑郁症状的治疗效果，而最终结果发现，EMDR的效果优于百忧解53。我会在第15章继续讨论这个问题。54
那些作用于自主神经系统的药物，例如普萘洛尔（心得安）或可乐宁，可以降低对压力的过度唤起和过度反应55。这一类药物通过阻断能够通过阻断肾上腺素的作用来降低噩梦、失眠，以及对创伤触发物的反应（肾上腺素会令人更加警觉）。56阻断肾上腺素受体可以帮助理性脑正常活动，让人们能够正常做决定，去思考“这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吗？”自从我开始使用正念方式和瑜伽进行治疗，我越来越少利用药物，除了有时候为了帮助病人能睡个好觉。
创伤幸存者习惯性用一些镇静类药物、苯二氮卓类药物例如氯硝西泮、安定、阿普唑仑和劳拉西泮。在很多方面上，这些药物的作用效果和酒精相似，让人们感到平静、不再悲伤（赌场老板非常喜欢服用了苯二氮卓类药物的客人；这些客人在输钱的时候不会烦躁不安，而且持续赌博）。而且，正如酒精一样，苯二氮卓类药物抑制人们向他们的亲人朋友说伤人的话。大多数有良心的医生都不倾向于开出这种药，因为这些药物很有可能令人上瘾，而且它们会影响创伤的处理过程。病人们长期服用这种药物，停药之后通常会有戒断效果，让他们持续感到焦躁，而且令创伤后的症状再次出现。
我有时候给我的病人们小剂量的苯二氮卓类药物，让他们在需要的时候服用，但剂量并没有大到可以每天服用。他们必须选择什么时候使用这些珍贵的剂量，我会让他们写日记，记下为什么他们感到需要服用这些药物。这让我们有机会讨论那些触发他们的特定事件。
一些研究表明，抗癫痫药和情绪稳定剂（例如锂盐或碳酸盐），可以缓解一些焦虑症状，例如缓解过度警觉和惊恐。57最有争议的药物是所谓的第二代抗精神病药，例如利培酮和思瑞康，这两种药物是美国销量最高的药物（在2008年销量高达146亿）。小剂量地使用这些药物可以令士兵感到平静，缓解受过童年创伤的女性的PTSD症状。58有时用这些药物是合理的，例如当病人们感到彻底的失控感、晚上完全不能入睡，或其他所有方式都失败的时候。59但这些药物只能通过多巴胺系统起效，多巴胺系统是大脑的奖赏系统，它也是我们的愉悦和积极性的动力。
抗精神病药例如利培酮、阿立哌唑或思瑞康可以极大地令情绪脑感到迟钝，因此它能让病人不那么烦躁或暴怒。但它们也会导致体重上升，增加病人患上糖尿病的可能，同时让病人们感到身体上的迟滞感，进一步增加他们的感觉异化。这些药物被大量用来治疗那些被不当诊断为双向障碍和情感障碍的孩子。在美国，超过50万名孩子和青少年正在服用抗精神病药，这些药物让他们平静下来，但也会影响他们学会与年龄相当的技能，阻碍他们与同龄人建立友谊60。哥伦比亚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2000~2007年间，处方给2~5岁之间的儿童的抗精神病药物增长了一倍61。但这些使用处方精神病药物的儿童中，只有40%经过了恰当的心理测量。
强生制药公司给精神科候诊室的儿童发放印有“利培酮”字样的乐高积木块，直到他们对利培酮的专利期过期。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比接受私人保险的儿童得到抗精神病药的概率高4倍。在一年内，德克萨斯州医疗补助计划就为儿童和青少年在抗精神病药一项上支出了960万美元——包括3个未确认身份的、未满一岁的婴儿62。精神类药物对发展中的大脑的影响尚未明确。解离症状、自主沉默、碎片式记忆，以及失忆几乎对任何药物都无效。
我在本书第2章提到的关于百忧解的研究提到，百忧解最初对受过心理创伤的普通平民的效果比上战场的退伍士兵要好得多63；之后的其他研究都发现了类似的差别。正是这些研究的结果让人担忧，因为国防部和退伍军人事务处每年开出大量的药物给现役士兵和退伍军人，而且药物时常是他们唯一的治疗方式。在2001~2011年间，退伍军人事务处花费了15亿美元在思瑞康和利培酮上，而同一时期，国防部花费了9000万美元在这两样药物上，虽然早在2001年，就有研究表明利培酮在治疗PTSD上并不比安慰剂作用好64。类似地，2001~2012年间，退伍军人事务处在苯二氮卓类药物上花费了7210万美元，而国防部在这项上花费了4410万美元——普通医生在临床上几乎不会使用这些药物，因为它们有着高成瘾性，而且它们对PTSD几乎没有任何明显效果。
13.10康复之路就是生活之路
在本书的第1章，我向你们介绍了我在30年前，在退伍军人事务处认识的一个叫作比尔的病人。比尔后来成为我为期最长的病人和老师，我们的治疗关系也见证了我治疗创伤方式的演化。
比尔在1967~1971年间在越南作为随队军医服役。他退役回国后，他试图用在军队学到的技巧在当地一个医院的烧伤中心工作。护理工作让他疲惫、极易冲动、焦躁不安，但他完全不知道这些问题与他在越南的生活有关。总之，PTSD诊断在当时尚未存在，那些在波士顿的爱尔兰工人后代也不会咨询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学家。他的噩梦和失眠在他离开护理工作而且为了成为牧师而就读神学院之后有所平息。他在第一个儿子于1978年出生之后，就不再寻求帮助了。
婴儿的哭泣引发了他持续不断的闪回，他能看到、听到、闻到烧焦的越南孩子残缺不全的肢体。他彻底失控，以至于我在退伍军人事务处的一些同事认为他有精神分裂症，想让他住院治疗。然而，他开始接受我的治疗时，他开始信任我，逐渐打开心扉，跟我谈起他在越南的经历，他逐渐开始能够容忍自己的经历，不再感到难以承受。这让他重新关注他自己的家庭，以及专注于完成他自己的牧师课程。两年之后，他成了一个牧师，有了自己的教区，然后我们感到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我后来没有再联系比尔，直到从我第一天见到他开始的18年之后，他打电话给我。他依然经历着他的儿子刚出生时同样的症状——闪回，可怕的梦魇，觉得自己已经疯了。他的儿子正好年满18岁，比尔带着他去注册参军资格——正好是比尔当年自己被运去越南的那个军营。那时我完全不知道如何治疗创伤性压力，比尔和我一同面对了那些他看到的、听到的和闻到的与越南相关的记忆，那些他太过害怕以至于不能想起的细节。我们现在可以通过EMDR来将这些记忆整合起来，让他们成为很久以前的故事，而不是一个有关越南的移动地狱。一旦他感到更稳定，他希望处理他的童年问题：他残酷的成长过程，以及当他在越南时，他感到深重的罪恶感，因为他觉得自己把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弟弟遗弃在家中，无法在父亲的暴力中保护他弟弟。
我们在一起时要处理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对比尔、这个牧师来说要面对的日常问题——埋葬那些他刚刚施洗完，之后却在交通事故中丧生的青少年，又或者那些他刚刚主持完婚礼，随后又因为家庭暴力前来求助的夫妻。比尔一直和其他神职人员一起维持着一个支持小组处理类似的创伤，成为社区中的重要力量。
比尔的第三次治疗在5年之后进行，当时他53岁，得了一种严重的神经疾病。他的身体某些部分会突然间瘫痪，他开始接受他的余生可能都要在轮椅中度过。我觉得他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多发性硬化，但他的神经科医生无法找到任何问题，因此他们说他的症状无药可治。他告诉我，他如何感谢他妻子的帮助。她已经在家里建立了一个轮椅斜坡，从家门口一直通到厨房。
尽管他的健康前景如此灰暗，我依然促使比尔找到一种能够完全感觉到以及对身体中不良感觉友好相处的方式，就如同他当年学会容忍并且与他在越战中最可怕的记忆一同生活一样。我建议他去找一个身体工作者（bodyworker），这个人当年介绍了费登奎斯肢体重建法（Feldenkrais）给我，费登奎斯是一种柔和的、通过直接经验来重新组织身体感觉和肌肉方式。当比尔回来后，他惊喜地告诉我，他感到自己对自己的控制感增加了。我对他说，我最近开始做瑜伽，我们也准备在创伤中心开展瑜伽课程。我邀请他下一步来参加瑜伽课程试试看。
比尔最后参加了当地的一个比克拉姆热瑜伽（Bikram）课程，这是一种在高温中的剧烈的瑜伽练习，通常只有那些年轻又充满精力的人才做这种瑜伽。但比尔爱上了热瑜伽，尽管他身体的某些部分总是动不了。即使他有生理上的缺陷，热瑜伽也让他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身体愉悦和掌控感。比尔的心理治疗帮助他将过去的经验放到过去。现在，他能够与自己的身体友好相处，他不再担心自己因为失控而将生活拒之门外。他决定成为一个通过认证的瑜伽教练，他也开始在当地的军营给从阿富汗回来的退伍军人教瑜伽。
10年之后的现在，比尔依然热情地投入在生活中——和他的孩子和孙子们在一起，和那些接受他帮助的其他退伍军人一起，和他的教区一起。他克服了他的生理局限和他的生活不便。到今天，他给超过1300位退伍士兵教过瑜伽课。他依然需要忍受着突如其来的肢体无力，让他只能坐着和躺着。但正如他的其他有关越南和童年的记忆一样，这些问题不再是他生活的主旋律。这些只是他那不断继续、不断演化的生命故事中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