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入手了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书《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作者试图追溯现代历史上发生的这种变化，并对其后果进行盘点。
今天想分享的，是 “用于底层阶级的工作伦理”。
“底层阶级”这个词最早是冈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在1963年使用的，用来指出去工业化的危险。正如他所担心的，去工业化似乎使越来越多的人口永久失业并无法再就业。
1977年8月29日，通过《时代》杂志的一篇封面报道，底层阶级的概念才闯入公众视野。其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一大群棘手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怀有敌意的人，危险性远超所有人的预期。他们是不可理喻的：美国底层阶级。”
不可理喻意味着工作伦理也无法规劝。他们不仅拒绝工作，懒惰寄生，而且对工作伦理所代表的的一切充满敌意。
底层社会拒绝公认的价值观，只是因为它们觉得收到排斥。他们的行为，也只有他们的行为，受到了批判性的审视，并被宣布为异常，而“大多数美国人”则理所当然地坐在审判席上审判底层阶级的行为。
底层阶级变成了个人选择问题——无论有意，还是无意。
堕入底层阶级是一种自由的体现。在自由的消费者社会里，限制一个人的自由是不被允许的，但很多人认为应该限制那些滥用自由且威胁到他人自由的人，他们骚扰、纠缠、恐吓、捣乱、给他人的良心造成负担，并用各种手段摧毁其他人的生活。
一开始，工作伦理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它可以帮助急需劳动了的工厂迅速扩充人员。随着劳动力迅速变成提高生产力的障碍，工作伦理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但这次是作为另一种有效手段：洗涤社会中正常人的双手和良知，帮他们从抛弃同胞使同胞永久失业的罪责中摆脱出来。在对穷人的道德进行谴责的同时，对非穷人的道德实施赦免，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办法，达到双手和良性的洁净。
参考文献：[英]齐格蒙特•鲍曼. 工作 消费主义和新穷人[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