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本文参与伯乐主题写作之【在路上】。
一、何苦的“烦恼”
何苦两天两夜没合眼了。
无论是谁,身边放着个装满一叠叠红色现钞、约莫二十斤重的纸箱,恐怕都没法轻松入睡。
哪怕已经断续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头昏脑胀眼皮打架,倒下三秒就能鼾声如雷,何苦也不得不强打起精神,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
何苦不会忘记,当他用小刀划开层层包装,看到原本应该是白酒的纸箱里躺着一捆捆垒得整整齐齐的百元现钞时,内心的震撼与感动。
这是一个资深粉丝专程从成都开车送到他所在的青海戈壁滩拍摄基地的,1200多公里,名副其实的千里迢迢。
临近告别的时候,那位姓黄的资深粉丝才从汽车后座抱出封得严严实实的大纸箱,郑重地交到何苦手上。他一脸诚恳地说,特意送几瓶白酒犒劳一下剧组工作人员,我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请何导务必收下。
纸箱外面包裹着一层红纸,“何导亲启,情深义重”八个大字赫然入目。
“何导,你要相信,我来这里是有一定的求证性的。我就是想来看看,你拍的那些东西是不是都是真的、你们的条件是不是真的那么艰苦。如果是假的,我连酒都不给你喝,我直接就抱回去了。”
黄先生抱着纸箱对他说这句话时,何苦以为对方是在开玩笑。直到拆开纸箱的那一刻,他才明白这话的份量。何苦心里五味杂陈,既为了自己和团队经受住了检验,更为了黄先生的一片深情厚谊。鼻腔里像是吸进了芥末,堂堂八尺男儿,差点就涕泪横流。
拍了十年的纪录片,不是没收过粉丝的礼物,特别是一些远道而来的粉丝,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为了不伤害粉丝的感情,何苦偶尔会收一些推辞不掉的薄礼。
但是,兄弟,如此厚礼,我承受不起呀!
何苦当机立断封了纸箱,带着两位助理驾车延主干道去追黄先生。
启动汽车时,何苦让助理小张联系黄先生。没聊上几句,黄先生的手机就关机了。
按说黄先生离开没多久,应该能追上。可何苦一行追了二十多公里,愣是没见车影。
夜幕笼罩的戈壁滩格外静谧,汽车在广袤的沙漠里仿佛一只坚韧而孤独的蚂蚁。紧闭的车窗内,三个人借着微弱的车顶灯光清点着纸箱里的东西。一叠、两叠、三叠……一捆、两捆、三捆……总共十捆,每捆十叠,粗略一算,大约百万!
还有一封长达四页的信,一笔一划、工工整整的手写体。
“当你打开礼物时,我已经在回程的途中了。请不要惊讶,也不用推辞……”
何苦念不下去了,喉咙里像是塞了一块硬质糖果,哽得难受,却分明有丝丝甜意滑向心间。
“他可能知道转账你不会收,所以才大老远开车送过来……”女助理感慨说。
何苦拿出手机,翻开和黄先生的聊天记录。月初,黄先生曾给他微信转账88888元,被他退还了。
“这一百万有两种意义:第一是作为钞票的意义,我用不上,根本花不完;第二是作为礼物的意义,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情感……”
这番话,何苦既是说给两位助理听,也希望黄先生能听到。
沉甸甸的情感,兄弟,我懂,我心领了,但我不能收!
回到落脚的蒙古包,何苦一夜无眠。
他从如何处理身侧这百万现钞想到了过去十年的点点滴滴;想到了纪录片《最后的棒棒》、《追山人》的拍摄历程;想到了十年前那个影响自己后半生的重要决定……
天色朦胧,何苦驾车从戈壁滩出发,目的地是格尔木市的交通银行。带着一箱现钞穿越广袤的无人区,绝不是多么愉快的体验。车窗外时而阳光明媚,时而阴雨绵绵,变化无常,恍若人生。
在格尔木市兜了一个大圈、怎么也找不到交通银行的何苦给老马打电话问路。老马姓马,是青海地界响当当的识途老马,也是何苦信得过的朋友。
“格尔木没有交通银行。”
听到这话,何苦差点喷出一口老血。不过他绝对相信,导航不及老马的脑袋管用。他赶紧问青海哪里有交通银行。
“西宁有,你找交通银行做什么?”
“存点东西。”
“存什么东西非得去交通银行?”
“我有交通银行的贵宾卡,有个朋友送了我一点东西,我要存起来。”何苦通过导航查询格尔木与西宁的距离,不由发出一声哀叹。
何苦下车去附近的中国银行门口看了看,后知后觉地发现这天是周六,银行不上班。他又开车去了几家别的银行,无一例外都关着门。
在市区转悠了半天,何苦一筹莫展,只得再次求助老马。
“你到底带的什么东西?”觉察到不对劲的老马在电话里追问。
何苦不敢说,倒不是信不过老马,他只是担心隔墙有耳——是隔手机有耳才对。财不外露,小心驶得万年船,在社会摸爬滚打三十多年的何苦深深明白这个道理。要是被人知道他身边带着百万现钞,天晓得会招来什么牛鬼蛇神。
可是不说也不行,眼下,他需要老马帮忙。一箱现钞放在戈壁滩的拍摄基地肯定不行,他必须妥善安置这笔巨款。最保险的办法当然是尽快存进银行,可格尔木距离西宁有八九个小时的车程,让他在很疲惫的状态下独自开车去西宁,那是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何苦隔着屏幕打了半天哑迷,总算跟老马讲明白了他带的是大额钞票。
“能不能带上火车?”何苦问。
“有多大额?”
“我这么跟你说吧,”何苦摸了摸嘴唇上的短胡渣,“100,知道吧?”
“你在哪,发位置给我!”手机里传来老马气急败坏的声音,“你带这么多,火车上肯定会查!”
何苦心里一乐,咧嘴笑了,他想象着假如老马此刻在他身边,是会臭骂他一顿,还是抱起纸箱就跑。他索性开起了玩笑,“我不能发位置给你,我信不过你,我连身边的人都信不过。”
老马立马就懂了,“你等着,我安排可靠的人过来。”
何苦紧绷的神经松弛了一点点,不过在老马的人到来之前,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黑暗之神准时上岗,把大地晕成了一片墨色。它让辛劳的人们得以安然入睡,却也是犯罪分子最好的掩护。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这两天,何苦每到一处就会发一个关于自己行程的小视频给黄先生,希望对方明白自己不宜接受这笔巨款,并在小视频结尾呼唤他接听电话。但是黄先生一直没有回应。
凌晨四点,老马派来的“保镖”找到了何苦。看着“保镖”锁紧车门,启动汽车前往西宁,何苦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美美地在车上补了一觉。
二、缘起
黄先生很郁闷。
大约六七年前,他偶然在网络平台看到纪录片《最后的棒棒》。说句俗气的话,他被深深感动了。
从那时起,他便开始关注导演何苦。
棒棒是重庆的特产。由于山城的特殊地形,肩挑手扛的需求远大于其他城市,便催生了一个特色职业。街头随处可见肩上扛着一米长的竹棒、棒子上系着两根青色的尼龙绳、沿街游荡揽活的临时搬运工,这些人被称作棒棒。棒棒曾是周边农村壮劳力进城的首选之路。随着山城的发展,道路越来越通达,交通工具更新换代,棒棒也越来越少,大部分转型到其他行业,只剩极少人还在坚守。
何苦出生在重庆奉节的一个大山沟里,从小就渴望去城市当一名棒棒。即便年轻时参军,稳扎稳打多年,在部队有了稳定的工作、令人羡慕的军衔,他也从未忘记那个棒棒梦。十年前,已是军队团级干部的何苦选择自主择业,毅然决然脱下军装、扛起竹棒,加入了棒棒大军。何苦做出这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有两个原因,一是圆自己年少时的一个梦,二是拍摄一部反映棒棒现状的纪录片。
纪录片的真谛是真实还原拍摄对象的状况。何苦花了一年多时间,与自立巷53号的几名资深棒棒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了深厚情谊,也了解到他们的故事。自立巷拆除后,何苦带领棒棒朋友转型,加入城市防水工程队。点点滴滴都被摄影师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后期制作中,何苦采用画面辅以旁白的方式,精练地讲述了几位棒棒朋友曲折艰辛的大半生。
《最后的棒棒》播出后,打动了无数网友,人气与口碑如火箭般飙升。人们看到被高楼大厦遮蔽的危房里,还有那样一群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苦棒棒。他们勤劳朴实、肯吃苦受累,却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证。他们的不幸、他们的坚强触动了许多热心网友的心弦,不少人伸出援助之手。至今还有网友在关心几位棒棒主角的现状。
棒棒的故事在网上流传着,何苦却销声匿迹了。
当初,为了让网友看到这部没有明星、没有大咖、没有专业人员参与制作的纪录片,何苦以极低的价格把《最后的棒棒》版权卖给了网络平台。他得到的报酬只够付摄像的工资。片子大火后,他没有借机炒作,也没有利用口碑牟利,把时间和精力用在了筹备新的纪录片上。
沉寂三年,何苦再次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他在拍摄纪录片《追山人》的过程中,因计划不足等原因遭遇资金问题,被迫解散团队。何苦在节目中自曝,最困难的时候,自己腊月二十几在山里躲债,除夕夜也不敢回家。他并没有提及债务情况,但网上流传何导欠了上百万外债。
那时,黄先生便暗自决定要为何苦做点什么。
他与何苦素不相识,如果一定要问原因,那就是社会太需要像何苦这样的人了。
他有时会把何苦与小时候语文课本上那几句耳熟能详的排比句联系起来,“一个……的人;一个……的人”,仿佛在何苦身上找到了自己一直追问的“意义”。
一个团级军官,主动放弃安稳的生活,去干卑贱的苦力活;作品在网络上爆火,却能摒弃外界烦扰,专心挖掘新的题材;带着团队粗衣简食、夙兴夜寐,干的却是赔钱的买卖……而他做这些事,不过是为了把那些被遗忘在人间一隅、却秉持着善良坚强的底层人民的生活现状展示给网友们,呼唤大家去关注他们。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黄先生无法像何苦那样把理想当事业,资助点钱还是可以的。
今年六月,黄先生终于攒够了一百万。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却是,怎样把这笔钱送给何苦,才不会被拒收?
根据何导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来判断,他是一个极有原则的人。
《追山人》的拍摄因资金问题陷入困境时,有朋友想投资,何苦拒绝了。他说这部片子前途未卜,不能坑别人。团队解散前,有员工愿意拿出积蓄支撑一段时间,何苦不接受。他宁愿一个人扛起所有债务,也绝不要别人一分钱。
这样一个人,恐怕不会无端接受一笔巨额馈赠。
黄先生想办法加了何苦的微信,尝试着转账给他,果不其然被退还了。何苦回复了很长的一段话,感谢黄老师的好意,自己的债务早已还清,不需要资助云云。至于自己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应该做的。
其实在黄先生心里,何苦还有没有债务并不重要,他只是想借何苦的手,把这笔钱用在他认为有意义的地方。
他想了好久,终于想出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
黄先生决定去何苦的拍摄基地探班,一来,亲自去看看何苦和他所做的事,是否真如他在公众面前所呈现的那样;二来,他要把一百万换成现钞,谎称是白酒送给何苦,在何苦发现之前离开。只要何苦找不到他,这笔钱就算送出去了。
互联网时代,包装一个人太容易了。那些网络名人,有几个不是经过层层滤镜,粉饰得连亲人朋友都认不出来?万一何苦也是被包装出来的,他这笔钱就送得太不值当。他必须亲自求证,毕竟他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计划进行得很顺利。黄先生开了差不多16个小时的车到达戈壁滩,见到何苦,聊了二十多分钟,提了一堆尖锐问题。他倒不是故意为难何苦,只是想寻求一个答案。
何苦没有让他失望,无论是正在做的事情还是回答他的提问,都与他想象中的何导一致。把装满现钞的纸箱亲手交到何苦手中时,他感觉自己是在托付一个重大使命。
告别没多久,何苦的电话就打来了,黄先生没有接。很快,剧组的张老师给他发微信,说何导正开车追他,请他停在安全的地方等一等。
黄先生回复:“请张老师辛苦转达:请何导多拍些我们喜欢的、乃至对我们孩子都起到深远意义的作品,你们加油!”
想了想,又加了一句:“我已经距离你们很远了。”然后就把手机关机了。为了不被何苦追上,他把车开进岔道,转了一圈才回到主干道上。
回到成都,黄先生断断续续收到何苦发来的小视频。得知何苦带着一箱现钞满青海找交通银行,他的心拧成疙瘩。终于抵达西宁,偏偏银行的机器坏了在抢修,何苦不得不抱着纸箱在大厅等候。那紧皱的眉头,那深邃的目光,让黄先生怀疑何导在构思一部歹徒抢银行的电影。
何苦一次一次在小视频结尾呼唤:兄弟,请接电话。天知道黄先生要经受怎样的煎熬才能控制自己不要按下绿色键。有一回,何苦说,兄弟,我缺钱的朋友很多,我怕守不住。黄先生忍不住猜测何苦指的是哪些朋友。直到后来亲眼看见那些人,他才明白何苦的深意。
看到何苦发来的小视频里银行工作人员数钱的场景,黄先生松了一口气,有种“奸计得逞”的放松感。他以为事情至此告一段落,短期内他不会与何苦有任何联系。
谁知没隔几天,他又收到一个小视频。何苦坐在茫茫的戈壁滩上,刚收工很累的样子,几架风车在他背后转动,画面极美。何苦说,兄弟,如果你今天还不接电话,明天我就出发去成都找你。兄弟,我知道你能看见这条视频,我说到做到!
黄先生把头发挠成了鸡窝,纠结了一个晚上,还是没接电话。
又过了一天,凌晨,微信弹出视频消息。夜色中的成都东站出站口,何苦抱着他送的那个纸箱,一瘸一拐地走着,喘着气说,兄弟,你看见我在哪了吗?我真的来了。我前两天进山拍摄,被马踩了一脚,现在还疼。明天我得抽时间去拍片子了。兄弟,你不来我就不走了,一直在这里等你。
那一瞬,黄先生有种孙猴子翻不出如来佛祖手掌心的挫败感。百密一疏啊,早知如此,当初就不告诉何导自己是成都人。他无可奈何地拨通何苦的电话,大喊:“何导,你这人忒不够意思了!”
三、在路上
“兄弟,我们又见面了。”何苦瘸着腿走向刚刚露面的黄先生,咧嘴笑着,把纸箱往他面前推,“物归原主。”
黄先生没有接。他无奈地看着何苦,“何导,你这事办的,叫我情何以堪啊!”
何苦一脸真诚,没有丝毫矫揉造作,“兄弟,心意领了,钱我不能收。收了,我就不是那个何苦了。”
收了这笔钱,就违背了他的原则。如果这次开了这个头,他怎么能保证以后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原则,慢慢地,变成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
许多时候,蜕变是从情有可原开始的。所以何苦近乎不近人情地坚守着自己认为应该坚守的东西,不给自己丝毫退路。
黄先生挠了挠头,感叹,“我就是想把这笔钱用在有意义的地方,怎么就那么难。”
何苦笑了笑,“兄弟,我有个想法,看你同不同意。”
黄先生眼里冒出个问号。
“我确实用不上这笔钱,但我认识许多生活得非常艰难的普通百姓,他们很需要帮助。我们可以把这一箱子钱分成大约一百份,分开捐助给需要帮助的人。如果你愿意的话。”
“把钱捐给困难户?”
“不完全是困难户。我们一起去做这件事。你可以亲自去看看那些受捐者的生活情况,要是你觉得哪一家不该捐钱,咱们就不捐。”
“每一家都亲自去?你认识的人里,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吗?”黄先生略带迟疑地问。
“比你想象的还要多。”何苦迎上他的目光,澄净悠远的眼睛里闪烁着深沉的悲悯。
两个多月后,剧情拍摄进入常态化,何苦抽身回到重庆,与黄先生一起执行他们的“百万计划”。
何苦给这次计划命名为“致敬坚强,我们正在路上!”
盛夏的大巴山深处,坎坷曲折的山路,两个人顶着39度高温爬了两个多小时,汗水浸湿了全身衣服,像是刚刚淋过一场大雨。黄先生甚至顾不上洗把脸,他看到了在煤矿中失去双手、用布条缠住斧头绑在断臂上砍树的男人;右脚高位截瘫装着义肢、舞动锄头挥汗如雨的妇女;干瘪着脸一口牙全部掉光、依然在劳动的老人……尽管生活欺骗了他们,这些人脸上却有着如向日葵一样灿烂的笑容。把装着现钞的信封交到他们手上时,黄先生没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只有发自内心的祝福与敬意。
青山绿水穷山沟,何苦牵着黄兄弟花了八千块钱从老农民手里买来的耕牛,送到了残疾人老马哥的土房子前。今年春天,何苦亲眼看见失去了一条手臂的老马哥肩膀上套着纤绳,拉着耙在水田里艰难地走着,白发苍苍的老伴跟在后面推。老马哥说,一头牛要一万多块,太贵了买不起,只能用人力耕田。那时,何苦便暗自决定,一定要送一头耕牛给老两口。
中元节,荒草覆盖的土坟前,九十多岁的何光英老人颤巍巍地拿着镰刀,无力地划过藤蔓。她早已不记得自己的年龄,却一直记得丈夫的埋骨之地。何苦默默接过老人的镰刀,和黄先生一起将土坟四周清理得干干净净。
坟里葬着的人叫古臣坤,曾是一名志愿军战士。七十多年前,古臣坤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为国家献出了双腿,何光英无怨无悔地照顾丈夫六十多年。仿佛只存在于电影中的感人故事,早已在人间真实上演,只是知道的人并不多。
七年前老伴去世,因为怕占用土地、违反国家殡葬政策,何奶奶没有给丈夫立碑。如今在荒草的侵袭下,连给丈夫扫墓都成了难题。每隔一段时间,连走路都费力的何奶奶都会迈着蹒跚的步子来清理杂草,因为她害怕自己找不到这个地方。无论生前死后,古臣坤不曾占用国家半点物资,他的家人也从未索取过什么。何苦希望能给长眠于此的英雄立一块碑。他说,英雄的坟前不怕长草,就怕我们活着的人心里面长草,荒废了。
呈上一份敬意,挥泪告别何奶奶。何苦又带着黄先生去探望农村的孤寡老人;考上中国农业大学的寒门学子;儿子残疾孙儿患病靠种地为生的老婆婆;双腿残疾、一只眼睛失明,坐在门前编竹艺的老大爷……
每到一处,都恍如接受一场心灵的洗礼。那些身处困境却始终没有放弃生活热情的人们,他们的笑容是那么动人,他们感动的泪水是那么珍贵。这一路跋山涉水,身上的汗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眼泪也一样。短短一个月,黄先生看尽了人间的苦难,也看尽了人间的善良与坚强。
社会是复杂的,人心亦如是,跋涉的路上也有糟心事。
出于对棒棒的特殊感情,何苦与黄先生采购了一批物资,分成一千等份,打算送给重庆街头的棒棒们。当天,何苦在大街上喊来三名棒棒,准备把这些物资运送到各条街道。明知道何苦一行是给棒棒送礼物的前提下,其中一名棒棒漫天要价,三个人半天要一千两百块钱。也许在他眼里,何苦这样的“大导演”、“大名人”财大气粗,千把块钱不算什么。这笔买卖没谈成,黄先生给三个人每人微信扫了十块钱,让他们走人。发放礼物时,那个棒棒居然也来排队。何苦也不管有没有人给他扣一顶“不够大度”的帽子,愣是没搭理那人。不怪何导火气大,实在是那人坏了棒棒的名声——何导曾经也是一名棒棒哩。
如果说“棒棒敲棒棒”只是一段小插曲,那么“老子打儿子”就是一场“大闹剧”了。
何苦虽然长年在外,对老家村民的情况却是了然于胸,他给老家的困难户留了八个“捐助名额”,准备委托父亲送到各家去。正当何苦和黄先生在老家院子里整理钞票装信封时,一个老头冲进来,二话不说,往桌子上扔了一张残疾证,哑着嗓子盛气凌人地让何苦给他搞点钱。
老头是何苦的伯父,何苦小时候过继给他,算是他宗族意义上的儿子。何老爹喉咙做过手术,不能正常说话,他拿着残疾证找何苦要钱,也算是打了这次资助计划的擦边球。但何苦对捐助对象的选择非常严格,必须是处境困难、不屈不挠、努力生活的人。何老爹虽然有残疾,身体还算康健,有女儿赡养,日子过得也算滋润。开着名车,戴着名表,不用干农活,闲来无事就在村里晃悠。何苦耐心解释,说老爹不符合资助条件。何老爹听不进去,对何苦推推搡搡,一口一个“老子”,颐指气使地要求“儿子”给自己搞钱。
何苦打电话给堂妹求助,堂妹通情达理,叫老爹别没事找事。可何老爹轴起来谁的账也不买,只跟何苦闹。黄先生看不过去,拿起一个信封,装了两千块钱,让何老爹拿着。何老爹非得要何苦亲自给他。何苦一再声明不符合原则,这钱不能这么给。逢年过节他都记得孝敬老爹,只是这次老爹确实不符合条件。爷俩就这么杠着,何苦越解释,老爹的怒气就越大。老头扯着嗓子骂儿子,手也没闲着,把桌上的信封和钞票弄得乱七八糟。
黄先生在一旁看了半天算是看明白了,何老爹不是来要钱的,老人家就是气何苦不把他放在心里,宁肯把钱分给“外人”,就是不分一点给自己这个爹。劝着劝着,黄先生的气性也上来了,把何苦给数落了一顿。何父出来打圆场,何母也在旁边帮腔。自古亲情难舍清官难做,何苦不得已退了一步,把信封送到老爹面前,说这钱算他自己的。老爹狠狠地推了他一把,也不接信封,只叫干儿子晚上去他家,“你不来老子打你!”
被推搡喝骂了一个下午,终于清净了。何苦揉着肩膀,叹了口气,坐到桌旁。
“你说你,何苦呢?”黄先生半是埋怨,半是心疼。
何苦摸了摸下巴,故意做出沉思的样子,“我可不就是叫何苦么。”
说完哈哈大笑,接着又去整理那些钞票。
黄先生知道,何苦的时间很宝贵,一刻也不能浪费。明天一早,他们还要开车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或许,这次旅途结束后,他还会随何苦一起,走更长的路……
(本文根据真实事件改写,素材来源:导演何苦的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