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儒家文化在近现代的时候受到了一次重创，这还得讲到中国近现代那段和着血与泪的历史。中国在近现代的时候，由于科学技术实在不甚发达，被许多当时的强国欺辱过。当时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就开始思考，为什么其他国家都可以成功的发展那么强大的科学技术，而中国却不可以呢？最终，他们认为这块阻挡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绊脚石是包括中国各种哲学的中国古代文化，而作为影响了无数代人思想的儒家文化则变成了这场罪行的头号犯人，遭到众多大人物的反对。当时有口号是这样喊的：“打倒孔家店”，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有一本书叫做《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但是，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真的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吗？难道儒家文化就不可以发展科学技术吗？
牟宗三，第三代新儒家最杰出的代表，就通过中哲与西哲的比较驳斥了上面的这种观点。牟宗三先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儒学大家，我们称第一代儒家的代表是孔孟，而第二代儒家的代表则是宋明儒，第三代就是以牟宗三先生为首的新儒家。作为一个儒学大家，牟宗三先生不仅熟读儒家经典，也洞悉其他中哲的思想理念。最厉害的是，他不仅对中哲十分了解，他还十分了解西哲，并且将中哲与西哲进行了融汇贯通，西方著名哲学家康德的作品就是由他翻译成中文的。
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为什么这么说呢？
西方的哲学家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发现了人类理性的高贵，可是，这样高贵的理性发展出来的科学技术却并没有将人们引向幸福快乐，好吧，或许在刚开始的时候，这确实带给了人们幸福，就比如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但是，这一星半点的幸福，怎能比得上一战二战时的惨痛呢？经历了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后，这些经济发达的大国开始反思，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这拥有着高贵的理性的人，制造了这样的灾难呢？最终，以胡塞尔为首的现象学派将出现问题的部分聚焦在了意识上，因为科学技术是理性的产物，并且他们也进一步的将问题聚焦在了意识本体上，也就是那个“我”身上，因为意识是由此发出的。其实胡塞尔就是在追问意识主体，强调意识主体的存在。
可是，胡塞尔这样的学派是无法彻根彻底的解决理性的问题的，因为尽管他所说的理性是有主体性的，但仍然属于理性，并没有对道德价值的判断。而康德的学说则并没有这样的问题，康德有著名的三大批判，第一大批判是思辨理性为自然立法，也就是纯粹理性批判，第二大批判是实践理性为行为立法，也就是实践理性批判，第三大批判融合了滴答批判和第二大批判，是判断力的批判。这三大批判其实也是后世我们所说的真善美，我们可以从思辨理性中得到自然科学 ，而我们则通过实践理性来立法，立自己心中的道德律令。
牟宗三先生翻译了康德的著作之后，突然之间灵感迸发，将西方的哲学与佛教进行了结合。佛教有一句话叫做一心开二门，这两门分别是真如门和生灭门，深入无门，意味着要与天地万物相接，而与天地万物相接，则意味着会产生缘，有缘就有识，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有识是好事情，这样可以让我们的经验变得更丰富。可是佛家却要去掉这些识，因为这些识是玄生玄灭的东西，如果一直留在心里，就会成执。所以他们又会将自己所识的东西给灭掉，而生灭门就意味着他们要灭掉这些东西。
而牟宗三先生发现，可以将康德的学问也放到这两个门中，与真如门相对应的就是德性门，与生灭门相对应的，则是思辨门，德性门对应的就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令，思辨门对应的则是自然科学。同样的，儒家的思想也可以分为这两个门，与真如门相对应的也是德性门，生灭门对应的则是见闻门，既然有着西方哲学的西方国家可以通过思辨门来发展自然科学，那么，我们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儒家的见闻门来发展我们自己的自然科学，甚至我们的德性门比西方的德性门要开的好多了，可是我们的见闻门却远远不及西方的思辨门。
至于这见闻门究竟该怎么开，由谁来开，就要看吾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