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原因通常隐藏在更深层次的意识中，这只能通过当事人的自我理解来达到。
导致临床抑郁的重要因素有：丧失感、无助感，通常还有被压抑的愤怒，而格林女士同时面临这三个因素。在某些更为严重的情况下，还会绝望感，认为自己毫无价值，这也是导致抑郁者自杀的主要因素。格林女士通过认为耶稣对她忍受虐待的认同而感到力量和价值感，从而保护她没有选择自杀。
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早期就丧失主要照顾者，失去自我认同、自我价值感的根源，那么这些抑郁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就更大。一般说来，越早经历丧失，影响也越大，所造成的伤痕也越深，那么造成当事者抑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当这种丧失发生时，孩童时期彻底的无助感会导致孩子没有能力保护自己脱离巨大的丧失感带来的痛苦。他们也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愤怒；同时也没有能力形成自我认同、自我价值感，很难认为自己是值得爱的。
如果这时候有一个慈爱的照顾者可以替代失去的亲人，那么对于减轻创伤所带来的内在痛苦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不过即使充满关爱的替代照料者可以减轻孩子的丧失感，但是由于和最爱的至亲失去联结以及失去至亲后生活在孤独的空虚中，还是会造成孩子的痛苦。
丧失的伤痕以及孩子最终不可避免地对这些丧失的愤怒的爆发，都会牢牢铭刻在他们的情感底色上。长大成人后，当他们遭遇亲人死亡、离婚、失恋、搬迁、工作或事业失败甚至是正常的退休时，通常都会唤回早先的情绪体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成年后经历的丧失不再是某一具体的事件，而是还包含了又一次体验童年早期最初体验丧失时的痛苦，不过现在因为成年人的阅历和智慧让他们增加了力量。这种情况通常可以在失去至亲后陷入临床抑郁或者从辉煌成就的职业生涯中退休后的权力丧失感可以看到。
有些诺贝尔奖获得者或者一些获得很高成就的人在得到荣誉后会变得抑郁，就是因为他们突然发现他们继续“以往那样的”生活意味着他们会失去荣耀的感觉，而他们原本期望这种感觉在得奖后是会一直持续下去的。
当我们还在幼儿期或在童年早期时，面对难以承受的丧失和被压抑的无助的愤怒时，由于我们无法理智地理解或表达我们的情感，所以选择关闭我们的情感感受通道，把这些感受统统挤到潜意识里去了。
在孩子小的时候，他们使用否认的方式不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因为，当父母饱含爱和理解的笑容来面对他时，孩子很快又感到安心，并且恢复对父母的信任。通常，当儿童获得力量和自信之后，他们的否认机制的不健康运用会慢慢消失。但是，如果孩子持续受到创伤，就会形成稳固的否认机制，这种否认机制成为一种自发的行为方式。在今后的生活中，这种否认机制会破坏孩子基本信任感的形成，甚至是破坏对他们所爱的人的信任。这种否认机制也会促使个体否认那些具有破坏性的现实状况，等到他们发现时，已经晚了，就像厌食症患者将自己饿死一样。
具有这种行为方式的个体，当他们面对极小的压力和挑战时，他们也会感到这种压力和挑战很大，就像他们最初受到的威胁那样无法克服：当时，他们很小，拼命地希望得到保护。这种行为模式会持续很久，直到他们有能力应对这种威胁，不需要利用否认机制来获得幻想中的保护。
每个人必须处理他大脑固有的、生物性的恶意和缺陷，难以控制的原始愤怒、性欲、自我中心、贪婪、魔力幻想及其他，我们必须也力求去克服。这些恶念和缺陷，以及我们用来应对它们的防御机制是所有心理治疗最基本的议题，因为一个人要想达到目标必须要能够管理好这些。
自我认识疗法寻求去达成这些，但却不使用所谓“严厉的爱”的面质，因为这几乎一定会造成这项工作的阻力。
早期生活模式是成人问题的根源，这个观点对于有些人很难消化，他们的不适使他们不得不嘲笑或放弃他们不理解的部分来应对他们的怀疑。这种氛围，以及出于保留隐私的目的，导致大多数获得自我认识，甚或那些帮助被人获得自我认识的人们，不公开透露自己的经验，从而剥夺了大多数人对于这种往往具有挽救生命价值的自我认识的技术的了解。
虽然我们聚焦于这两个问题，但是却优先处理了他的否认机制，因为除非他承认自己的拖延是个问题，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在他拖延的冲动这个问题上深入工作。
否认是我们最先讨论的防御机制之一，虽然否认可以在我们是婴儿的时候帮助我们抵抗令人恐惧的无助感，但是坚持否认在成人阶段确实极端有害的。仅仅通过否认，是无法简单避免不快的，它会在面对令人痛苦的现实的时候，假装现实不存在，而通常会用另外一种愉快的，或者能令人接受的幻想和错觉来替代现实，而不顾这样做有多危险。
婚姻三段论
我们的第一次婚姻持续了大约15到20年，我们不仅爱着对方，同时也由于对方未能满足我们童年时代的期望而彼此憎恨，我们说服自己只要两个人结婚就应该设法满足对方的要求。
我们第二次婚姻持续了10到15年，我们学着互相接纳、尊重和爱对方，把对方视为一个独立的人，有着各自独特的个性和需求。
我们的第三次婚姻，到现在也有10到15年了，我们享受着幸福、满足的生活，享受着彼此抚平岁月留下的沧桑的快乐。
如今的社会价值观与以前不同，现在人们为了避免婚姻中的伤害，更容易选择与配偶离婚，而不是坚守婚姻并解决问题。
所有人在婚姻初期，潜意识里都期望能从配偶那里重新获得婴幼儿时期层体验过的愿望达成以及其他快乐幸福的感觉，就像斯特森先生试图做的那样。如果一个人希望婚姻成功并坚持这一目标，尽管他会受天性驱使，但迟早都能做到对配偶的无理要求和期望就像是合理的那样去尊重并满足，同时放弃而不是设法满足自己的愿望。希望自己成长并成熟起来的人会明白，那就是除了面对、接受并解决亲密关系中的正常冲突外，没有其他路可走。
持久的婚姻无疑具有明显优势：核心家庭保持不变，相关记忆可以再现和分享，财产积累使人更具安全感，夫妻双方在对待各自的差异时也更成熟、更可靠。但尽管如此，当一个人对摆脱失意状态感到绝望，并幻想能够通过其他伴侣而使自己的生活重新获得天堂般的快乐时，持久婚姻的优势通常就不被看重了。
下一次会谈开始时她说，上次走的时候，我知道我将和我一直这么害怕的感觉差劲不值得爱的部分接触。我的整个的生活，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恐惧批评，恐惧说我是一个失败者。但是昨天是我第一次真正思考我贬低自己价值和别人怎么看我的区别。我并没有说，但我生活中大多数人喜欢我，而且觉得我很好。
我说，之前你说，你的批评的感觉来自于你母亲对待你的方式。不管你如何努力告诉自己那种感觉来自于自己，而不是来自于对你说那些的人，那种感觉还是在那里。这是不是说这种方式深刻第烙印在你的情绪里，而你自己的逻辑就像我们这么多次的努力一样对你的感觉没有任何效果？
同样的，当我们还是小孩子时，孤独和受伤害的感觉显得无法忍受，而且似乎这种感觉将永远持续下去，因为在那时我们尚未发育完全的心智是如此无助，以至于根本无法意识到我们可以从更有力量的角度去理解，接受我们的感受。现在，作为成年人，我们发现可以用小时候的我们所不能的方式来处理感觉的问题，正如你和米切尔私奔时所做的那样。和米切尔结婚也许并不是一个好的决定，也没有消除你不好的感觉，但这件事向你证明了你并不是一定要做总受困于感觉的人质，一直当你父亲的奴隶。
她轻轻点点头，回应道，你说的很有道理。我花了很多时间才意识到我并不是真的依赖弗雷德，我心里有一部分想让他离开我的生活。但问题是当我想到他不和我在一起时的那种糟糕的感觉始终困扰着我。
成功的自我认识治疗依赖于来访者有强烈的愿望去克服他们幼稚的期望，对于莫里斯先生而言，这就意味着他要挑战他病态的“被管理”的需要。一般来说，由于对实现幼稚期望的渴望会取代强烈成长动机，因此，自我认识治疗师应通过谨慎的治疗来挫败来访者的幼稚期望。在两次扮演莫里斯的急诊医生后，我意识到我在帮莫里斯寻找一个他终生追求的、永远站在他身边的“布巴”，而没能采取更有效的行为来帮助他挫败他的这种行为模式。如果采取更有效的行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潜在的愿望，他也能够克服他的自我挫败行为。但在治疗中的某些情况下，自我认识治疗师的行动应该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
不使人卷入冲突的独立通常是一种健康有益的情感和性格特质，她用“极端”来修饰独立性在一开始就引起我的注意。“极端”这个词表明这是一种特别强烈的情感，了解它的意义和作用将对于克服她自我挫败性格特征非常重要。
不成熟的行为对于两岁的孩子是正常的和有建设性的，因为他在经历自我世界，并探索外在世界可接受的界限。幼儿初始的假性独立、固执、发脾气是将来成人自立、自信、有决心和掌控力发展的重要基石。但婴幼儿式的行为模式，在成人世界完全不被接受，而且几乎总是导致自我挫败。如果管理500名员工的生产经理在同事面前对下属激烈地呵斥发脾气，很难想象这位经理能维持高昂的士气。
迪尔曼曾表示她愿意谈谈她的极端独立性。由于心理情绪事件的时间和顺序对于理解人的内心非常重要，就像要诊断治疗身体疾病就必须理解身体发生的事件历程一样，我问道，近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你特别注意到你的“极端独立性”给你带来的麻烦呢？
恐惧的人生变得失控，通常是因为，在一个人感情生活形成的初期，他只学会在表达感受时加以一定控制，但从不知道生气的时候可以控制自己完全不用行为宣泄。自我认识疗法可以提升经历这些感受而又不必害怕失控的能力，在安全的治疗环境中，每次多揭开一点点，让自己面对这种感受。鉴于这是路易斯第一次提这个问题，他清楚地表现出自己觉得还没有足够安全来着手这个治疗阶段。
否认机制以及否认机制所产生的行为方式，就像自我折磨的莫里斯先生所做的那样，这种机制是在生命的最初的几个月甚至是最初的几个星期产生的。这种机制使我们的生命为了保护我们免受无助感或者情绪创伤的影响而产生的。当我们受到的威胁越大，无论这些威胁是来自外部世界还是我们的内部世界，我们否认的意向就会越来越强。
无助最初是在婴儿期产生的，幼小的婴儿总是生活在极大的威胁之下，父母也总是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来使婴儿免受伤害，比如，当婴儿感到不舒服的时候，父母就会及时给婴儿换尿布，但是即使是最敏感和最负责任的父母也没有办法完全让婴儿免受痛苦。当婴儿慢慢长大，能够对经验进行整合时，才学会如何应对无助感，这是他们情感上成长的一个重要结阶段。在这个时候，明智的父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犯错，已发现孩子的能力及不足之处，来应对日常生活的挑战，因此，孩子会获得这样一种感觉“……平静地接受那些我不能改变的事情，勇于改变那些我可以改变的事情，明智的人知道这两种事情的区别。”
当我们看到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文件放在我们的书桌时，我们会感到哪怕是轻微的一闪而过的情绪波动。心烦这堆杂物，直到我们按照适当的类目整理这堆文件后，才会重新找回自己的控制感和轻松感。同样地，当我们在路途中迷失了方向，我们感到焦躁不安，直到我们在地图上找到自己所在的方位，或当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我们感到不安，直到我们打开一盏灯。
以前当我对被人谈起这些时，有时听起来好像很容易，我需要做的就是说“嗯，那些都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了，现在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所以那些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其实当我这么说时，我根本不知道问题到底在哪儿，更不了解造成这个感觉的是什么。这个感觉就是当妈妈不告而别的离开让我觉得受伤和被抛弃，我不理解她为什么离开，我为此而责备自己，然后就是承受孤独，最后我意识到我再也等不到她回来了。
甚至当我开始了解这些感受后，我依然不能让自己想起这些，因为这让我感觉太糟了。所以我只能不断渴求父亲和其他人陪伴，好让我不再感到那么孤单，我还一直为自己能独立处理这些而感到骄傲呢，但是骂我对我自己了解得实在人太少了，我也没有途径了解我自己，直到我在这里才终于了解我自己。这就好像我子啊不知道什么是癌症，也从没有做过手术，却为自己做了一次癌症切除手术一样。
我认识到正是童年的这些感受让我面对虐待我的男人时如此软弱，这个认识也改变了我的生活。
童年期我们理智的头脑是未发育完全的，是不成熟的，在那时我们体验到的非理性情感会被看作是永久的纯粹的现实。一个孩子充满了成为母亲最疼爱的人的渴望，但是感觉到不能如愿，这一点可能在他一生中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但是他的潜意识不会忘记这种深切的未被满足的愿望。他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弥补，往往是通过一个理想化的婚姻来补偿。
伤痛的危险，就会将痛苦的情绪推到意识之外来保护自己。人的意识会激烈地抵抗任何窥探者，包括治疗师甚至来访者本人。让来访者有意识地进入令人不安的情绪中以帮助其获得自我认知，在这个过程中治疗师的共情能力、敏感性和沟通能力成为治疗的关键。治疗中聚焦敏感情绪和令人痛苦的冲突，需要首先建立融洽和信任关系，自我认识治疗师必须特别留意和尊重来访者的态度和感受。
拒绝暴露可怕的情绪感受是正常现象，这是获得自我认识的治疗过程的一个部分。它会反复出现，克服这种阻力需要认清阻抗，而且很难一次成功。当来访者寻求改变需要帮助克服阻力的时候，治疗师必须在情绪上和知识上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以帮助来访者完成这个阶段工作。这不仅包括温和的推动，也包括在合适的时机与来访者坚定地对质。在某些时候需要把来访者一遍遍带回到那可怕的情绪中，以牢牢抓住目前的任务核心。
治疗师可以缓解进程中的痛苦，但是来访者必须愿意揭露她痛苦的情绪，以取得自我认识。在这过程中往往纯粹使用意志力，以直面这些体验，并暂时忍受不安情绪。在这个过程中治疗师需要不断提醒来访者她的目标，把治疗目标与自我挫败行为的结果作对照，直到清创工作完成，来访者建立了新的健康的情绪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