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作家贾平凹的《极花》反响剧烈。各种精彩的解读评论让人目不暇接，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至少达到了引起关注的目的。
批评者也许认为他的作品存在着禁不起推敲的倾向性，观念失之偏颇或有误导嫌疑，但是，起码提出一个可以让世人思考和议论的问题，这本身就有一定的意义。
贾平凹作为一个传统而资深的男性作家，他的乡土情怀是热烈的和执着的，其程度要远深于对女性问题的人文思考。因此他的作品虽然展示了一些女性问题的存在状况，毕竟不曾特别探索和研究过，是无法也无力给出正确解决答案的。
也许作家写出作品的最大意义在于，揭示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或者进而指出矛盾与问题之所在，但解析和解决这些令人不满的残酷与丑恶，则应由另外的专家们与执政者来负责，这超越了文学家的能力范围和权限。
尽管如此，作家仍然有一种神圣的职责，他们要写出有良心有价值的作品，引导大家去思考，去转变。
有些作家的乡土情怀，表面看是神圣的，可是看到骨子里的话，就成了一个肮脏的秘密花园。因为他们不是发自内心、毫无保留地真正地热爱农村，也不是恳切盼望农村从愚昧和落后的状态下走出来，变得更文明更进步。他们只是更愿意拿农村做一个显示自己优越感的对比，换句话说农村总是那个样子也行，他们只是参观者。因为距离产生美。他们生活在城市当中，而且还高于一般的城市人，他们已有底气在自己脱离了恶劣的生存环境之后，对还没脱离的那些人，用一种充满热情的冷漠来对待，需要有人保持更矬一些，才会显得自己高大。
这种思想也许意味着，来自乡村的作家没有真正的城市化，他们还有一条腿没有离开农村。
只有不匮乏食物的人，才会大赞七分饱的好处与伟大，饥一顿饱一顿的人可没这份心。以愉悦之感沉溺于乡村丑陋粗鄙贫困的那些作家，就是有条件来盛赞饥饿有益健康和饥饿延长寿命的人群。
某些作家，对如今面临凋敝和衰亡的农村，之所以怀有惋惜和遗憾的心态，不过是担心农村的消失，让他们自以为浪漫的乡土情怀无处释放，精神再也找不到可以偶尔去度假溜达的地方罢了。这并不是悲悯和真情的流露，也不是爱得痴狂的表现，顶多是叶公好龙式的空叹。
也许这种叹息能让自我感觉陶醉和悲壮，能让旁人心生敬意，从而掩盖这些年来，他们对农村存在的各种可怕问题，一向在作品和现实中保持双重沉默的鸵鸟心态。当自己不是苦难的承受者时，所有苦难都可以尽情存在与舒展。
如果他们真的热爱农村，是要通过各种努力来为农村和农民争取权益的，把农民等同于自己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来对待，而实际上却是，农村和农民们受尽了无穷的歧视和虐待，不但工资低而且还要拖欠……生存对他们简直是一场无望的挣扎。
所以，有些作家，关心的只是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农村，不是农民们在那里苦熬日月，充满卑微和艰辛，又被任意污染的实际农村。
比较一下世界各国的农村，无论穷与富，都还享有蓝天白云，保留着古朴的民风民情，我们的农村却如乞丐一般破烂不堪，神采尽失。
其实，农村就是一个国家精神世界的反映，我们又脏又乱又差的乡村面貌，就是我们心灵之恶的外在影像，管理者更需要以自己的内在美来保证自然环境的健康。
总是认为，反复赏读《红楼梦》的应该是女人，男人读一次就可以放下了，他们反复去读《尤利西斯》还差不多。
《红楼梦》的大观园令人充满幻想，这也是大家喜爱的重要因素。身为豪门少爷的宝玉有了大观园这个舞台，既可偎红倚翠，又可尽享田园之乐，其待遇甚至超过了还要料理国家大事的皇帝。
也因此，男人对《红楼梦》情境的向往是女人所没有的。
可能每个男人心中都有皇帝梦，都向往着大观园，都羡慕着贾宝玉。但他们也知道，那不过是曹雪芹家道衰落之后被夸张和虚构出来的。连宝玉都不得不离开大观园，现实中是不存在属于任何一个人的大观园的。
虽不敢设想去拥有大观园，但我们心中却都有一个秘密花园。这个花园类似大观园的替代物，但它既无鲜花，又无香草，它只是我们用来处置内在龌龊的垃圾场，它存放的都是心灵的排泄物。
如同城市的实物垃圾涌现于农村，我们也有一种把精神垃圾倒向乡村的自私倾向，有些作家干脆就把农村当做自己心灵上的秘密花园，只不过他在里面存放的不是精华，而是垃圾，这个花园既是肮脏的又是快乐的，所以它需要的不是改变，而是继续存在着就够了。
如果它被打扫，或者变得过于美好了，反倒让人不适应。有些人就是这么想的。
作家贾平凹现在希望农村不要消失，在此之前，他更应该希望的，是农村真正变得美好起来。
农村应当是美好的。在它变得美好的过程中，应当有乡土作家的一份力量，而且是能够被大家所领悟和感受到的那种积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