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会担任执政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到景公八年（592BC），时为中军佐的郤克使齐受辱。郤克请求伐齐没有得到晋景公的应允，因此一直愤愤不平。士会经过慎重的考虑，他毅然决然地宣布提前退休。
在退休前他担心自己的儿子士燮无法应对这种局面，就意味深长地对儿子说道：“人在大喜大怒的时候，行为就很少能够合于礼法，离经叛道的倒是很多。君子的喜怒是用来阻止祸乱的，如果不能遏制，就一定会兴起祸乱。我之所以选择退休，是为了让郤克在齐国发泄他的怒火。否则的话，我担心他会在国内掀起波澜，从而危及到范氏的存亡。”同时他一再叮嘱：“我退休之后，你和这些大夫们相处的时候，一定要恭敬从事，小心小心再小心。”
关于士会的谨小慎微，国语上还有这么一段故事，是说士会退休以后，有一次他的儿子士燮很晚才退朝回来，士会就很关心地问道：“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士燮回答说：“有位秦国来的客人在朝中讲隐语，大夫中没有一个能够回答出来，我晓得其中的三条。”士会当场发怒教训道：“大夫们不是不能回答，而是出于对长辈父兄的谦让。你是个年轻的孩子，却在朝中三次抢先，掩盖他人。如果不是我在晋国，你早就遭殃了！”说着就用手杖打儿子，把他玄冠上的簪子都给打断了。
与之相比的是当时景公的一个宠臣，名伯宗，他在一次退朝之后，喜气洋洋地回到家中，他的妻子看到后就问：“什么事把你高兴成这样？”伯宗情不自禁地说道：“我在朝廷中发言，大夫们都称赞我像阳处父一样机智善辩。”他的妻子听后很是忧虑，“阳处父华而不实，热衷于高谈阔论却毫无谋略，最终惨遭杀身之祸，这有什么可高兴的？”
伯宗对妻子的劝告一点都没有听进去，反而专门设宴请国中大夫相聚，趁机向妻子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宴会之后，他的妻子再次劝告他：“那些大夫确实不如你，但是当今的人们嫉贤妒能，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强，如果你不赶紧改正恐怕会遭遇不测。”伯宗不肯听从，他的妻子只好让他找一个贤人来保护自己的儿子伯州犁。后来伯宗果然死于三郤之手，而由于他的妻子防患于先，让毕阳将伯州犁送到了楚国，才躲过了这次灾祸。
士会正是不断地从这些小事入手，教导自己的儿子要时刻保持戒惧之心，以使得范氏宗族能够在激烈的斗争漩涡中得以自保。在士会的谆谆教导下，士燮也终于养成了这种谨小慎微的性格。
士会退休后，其子范文子士燮进入内阁，担任下军将，赵朔死后，又顺位升迁至上军佐。景公十七年，下宫之役爆发，赵氏衰落，又恰逢荀首去世，晋景公裁汰两军，建立四军八卿体制，士燮迁任上军将。晋厉公四年（577BC）荀庚去世，再次升迁至中军佐，内阁排名第二。
作为士会的继承人，士燮很得乃父的真传，在恪守礼节和谨小慎微的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是他在礼节和辞令上的表现，在同时期的诸卿大夫中算是佼佼者。
景公十七年（583BC），士燮到鲁国聘问，要求鲁国讨伐倾向于吴国的郯国。鲁成公由于晋国偏袒齐国，坚持要把鲁国的汶阳之田割让给齐国，心中闹起了情绪，不想听命于晋。鲁国既不想服从霸主意愿，却又不敢得罪，只好奉上财礼，请求让士燮做主出兵从缓。
士燮早就看出了鲁国人的心思，就声色俱厉地说道：“对待君命不敢有二心，否则就是失信于国君，又如何自立？我士燮作为使臣，除了规定的礼物外，不应该私自增加财币。对于贵国来说，出兵或者不出兵，二者只能选其一，断没有缓师之理。只是，如果诸侯皆有行动，贵国迟迟不到，寡君恐怕就不能与您交好了，士燮也只能如实地回报寡君。”
士燮的话很是强硬，他首先声明了自己的职业操守，我只是代替国君前来传达指示的，并不能代替国君做出决定，因此我不会接受你额外的馈赠。至于你接不接受晋国的命令，决定权在你，但是你也要有能力承担这个决定的后果。
士燮回国后，把鲁国的这个态度也带了回来，于是晋国就在第二年于蒲地举行会盟。盟会上季孙行父轻蔑地对士燮说：“没有好的德行，举行会盟又有什么用？”
士燮深知鲁国的义愤，但还是回答说：“虽然晋国德行不够，但仍然要用自己的勤勉和宽厚来安抚顺服的诸侯，用坚强的武力和盟誓来约束有二心的。”晋国知道自己在汶阳之田的问题上的做法有些过分让鲁国不服气，但并不打算承认自己的错误，只是在政策上不再执意要求鲁国割让土地，算是退了一步。士燮即表示了晋国的态度，但又没有放下霸主的架子表示出刻意拉拢鲁国的意思，是希望鲁国见好就收，不要闹起来没完没了。既然晋国退不了，鲁国人也见好就收，跟霸主闹闹脾气也就算了，真要闹别扭，鲁国还真没有这个胆子。
此时晋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在处理了鲁国的问题后，有意与楚国讲和，以缓和国内的矛盾。晋景公无意之中看到了一个前年郑国送来的一个楚国俘虏钟仪，便找来问话，钟仪在对答问话时很是知礼。景公便询问以其为中介，促成晋楚结盟是否可靠。士燮得知其言行后不由得称赞说：“这个楚囚虽客居他乡，却能做到不忘本、不忘旧、无私心，讲求仁、信、忠、敏，是个君子啊！两国结好虽然是大事，但让他去做，必然能够成功。”
果然在这年十二月，楚国派了公子辰到晋国商讨修好之事，如此一来，晋楚之间的第一次弭兵之盟就摆上了议事日程。
士燮在政治上的谨慎，比起士会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鞍之战后，士燮带着大军最后一个回国。士会在见到儿子的时候，忍不住就说了一句：“你怎么才回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吗？”士燮回答说：“大军征伐有功，国人必然都会欢欢喜喜地前来迎接，如果回来的太早，必然会受到万众瞩目，士燮又怎么敢代替主帅接受荣誉呢？”士会听到儿子如此说辞，很是高兴地说：“是啊！你能如此谦让，我就放心了。”
到了朝中，晋景公表彰领军的将领，他先是夸赞郤克，郤克却推辞说这是国君教导有方，诸位将帅用命，郤克不敢居功。轮到士燮的时候，他同样体现出了谦让的美德，推让说是他的上司荀庚指挥得力，下属郤克敢于节制，我士燮也是没有功劳的。表彰栾书的时候，栾书则推说是上司士燮做的好，麾下的兵士干得棒。
由此可见，在当时不仅仅是范氏，郤氏、栾氏这样的强宗大族在面对国内的紧张局面时，也同样保持着戒惧之心。但不同的是，郤氏、栾氏的谨慎是以退为进，不久之后就爆发了栾、郤针对赵氏的下宫之役；而范氏则全然是超然世外，只希望自己的家族能够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中得以存续，并不想卷入尔虞我诈的利益之争中去。
为了能够缓解国内的矛盾，士燮一手促成了秦晋、晋楚之间的第一次和平协议。然而这次的和平协议由于缺乏互信，其结果并不如人意。首先是厉公元年秦晋之间的会盟，由于两国之间缺乏诚意，特别是秦国忌惮晋国，不肯渡河，双方只好各派使者进行结盟。士燮看到这场闹剧后感觉很是荒唐，就说道：“盟誓，是为了建立互信，可这次从一开始就没有互信的基础，如此的会盟又有何益？”
厉公二年（579BC）五月，晋楚两国在宋国西门外举行会盟，楚国的子反对于这次的会盟也并无诚意。结盟当年郤至到楚国聘问，子反以一系列的超常规礼仪接待郤至，并说出了两国国君必将兵戎相见的话。
士燮知道后很是不安，毕竟晋楚之间的弭兵会盟是他一手促成的，最后的结果是秦国率先背弃了盟约，而楚国更是表示出原本就不打算遵守盟约的意思。士燮痛心地说道：“楚国人不守信，我们恐怕就离死不远了。”
士燮的这番话有两层意思，一方面是在说，与楚国结盟是士燮一手促成的，其中还有郤至的关系，如果楚国公然撕毁协议，悍然与晋国开战，造成国家的损失是士燮的罪过，他必死无疑。而另一方面，则是他对于国内政局的考虑，士燮之所以一力促成晋楚、乃至秦晋之间的结盟，其本来的用意是为了缓和国内的矛盾，这一点在鄢陵之战时士燮表达的很清楚。士燮在晋军前往郑国的过程中，就不断地试图说服同僚，要求避开楚军。
当时郑国因为受了楚国的贿赂而背叛晋国，晋厉公准备发兵伐郑，身为内阁二号人物（中军佐）的士燮对这次行动却持有消极态度，当时就劝阻说：“依我看来，诸侯都背叛了，晋国的内部危机反而能得到缓和。可如果只有郑国背叛，晋国的忧患恐怕很快就会显现出来。”
中军主将栾书说道：“如果不讨伐郑国，诸侯就真的会背叛晋国了，在我们执掌晋政的时候失去诸侯，该让子孙后代如何看待我们？”因此坚决主张伐郑。
士燮也不愿与栾书起争执，最后还是出兵了，于当年五月渡过黄河直抵郑国。郑国听闻晋国大举讨伐，就急忙派人到楚国请求援兵，楚国很快就整顿了军马北上。听说楚军北上，士燮不愿与楚军交战，主张避开楚军，“我们假装逃避楚国，这样就能够纾解内忧。我自认没有能力统领诸侯，只求群臣团结一心侍奉国君，至于讨伐楚国的事情，还是留给以后有能力的人来做吧。”
看着士燮一副怂包的样子，栾书着实有些看不起，因此也不再解释，只是干脆地说了两个字：“不可！”
士燮着实有些理解不了栾书的心思，早在景公十五年（585BC）时，晋国救援郑国，楚军不敢与晋国对抗避战回国。晋国趁着兵威一路南下侵袭蔡国，楚国以申息两县的兵力，在桑隧抵御晋军。当时晋军内部主战的声音很是强烈，都想趁机洗刷邲之战的耻辱，只有荀首、士燮、韩厥三个人主张撤军，而栾书采纳了这三个人的意见，竟然就撤军了。
当时就有人问栾书说：“圣人会遵循大众的主张，因此能取得成功。你作为执政，就应该听从大众的意见，当时六军将佐只有三个人主张撤军，大多数的人都主张作战，你为什么不听他们的呢？”对此栾书狡辩说：“有三个卿主张撤军，就已经是大众了，我听从他们的意见，不就是在顺从大众吗？”
然而今时不同往日，士燮一心要舒缓的内忧，却正是栾书想要激发的内乱，栾书所要追求的，正是要扫平外患之后，心无旁骛地解决三郤对自己的威胁。因此不管士燮如何苦口婆心地劝说，栾书都坚决主张与楚决战。
但士燮仍旧没有放弃努力，继续抛出自己的观点，他说：“先君之所以屡次作战，是因为秦国、齐国、楚国和狄人都很强大，如果我们不能尽己所能，子孙就会被削弱。如今三个强敌已经被我们打败，对我们形成威胁的只剩下区区一个楚国而已，为什么就不能留着楚国作为我们的警示呢？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既无内忧，又无外患，我们不是圣人，外部安定了，内部就一定会生出变乱。”
然而一心想要在国内闹出点动静的各方势力，早已铁了心地要清除楚国这个外患，从而集中精力搞内部斗争，士燮的话他们是听不进去了。正是有这样一种心态，在与楚军进行决战的时候，晋军内部竟然保持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将盛气凌人的楚军一举击溃。
鄢陵之战的胜利，让士燮更加意识到危险的气息已经在逼近了，他只能在国君面前做最后的挽留。晋军在楚军营地吃了三天的粮食，队伍中一片欢腾，在晋军准备启程的时候，士燮站在厉公的马前，说道：“国君幼弱，诸位臣子也并无才干，可是我们为什么竟能取得胜利？这值得我们警惕啊！”
士燮之所以不断提议撤军，不是因为士燮不敢战，实在是国内局势没有缓和的迹象，卿族之间的斗争随时都可能会爆发，而范氏本身也是坐在火炉上的目标。不仅仅是栾书和中行偃在策划废掉三郤，就连三郤也有削弱栾、范的打算。
鄢陵之战后，鲁国的叔孙侨如想借晋国的手除掉自己的政敌孟孙氏和季孙氏，独掌鲁国政权，因此就联络晋国的郤犨。他在说服郤犨时就曾经说过：“鲁国有孟氏、季氏，就好像晋国有栾氏、范氏，所有的政令都是由他们制定的。”虽然叔孙侨如的表面意思是由于晋国政出多门，鲁国无所适从，因此孟、季两家想依附齐、楚而背弃晋国；但言者无心，闻者足戒，叔孙的话太容易让人浮想联翩了。
叔孙氏的话反过来讲，晋国的栾氏、范氏，就好比是鲁国的季氏、孟氏，他们如果掌握着权柄，终究会阻碍郤氏的发展，甚至会对郤氏不利。尽管范氏并不想参与内部的纷争，并试图通过多种方法调解内部的矛盾，但是只要你在那个位置上，不管你有多么的淡泊名利，总会有人把你当成假想敌，试图在你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放冷箭。
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事情终究不能称心如意，不管是国内的各方势力，还是国外的政治力量，都有着各自的打算，并没有试图缓解的愿望。晋楚两国也只能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慢慢地滑向了战争的边缘，并最终在鄢陵相遇。
然而年轻的国君终究是阅历太少，在栾书等人的耸动下，终于还是开始对郤氏下手了。看到这个结果，士燮内心绝望到了极点，他知道晋国内部混乱的局面已经无可避免，万念俱灰的士燮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只能默默地为范氏家族的命运而祷告，他让宗祝向祖宗神灵如此祈求：
“年轻却骄横的国君不知道收敛自己的欲望，只想着武力而不思德行，如今上天让他战胜了强大的敌人，是在增加他的罪过从而引发祸难。爱我的人啊，我只求你们诅咒我，让我快点死去，我愿用我的生命来保全范氏免于祸难，好让你们继续安享子孙后代的祭祀。”
祖宗神灵似乎听到了他的召唤，于是在厉公七年（574BC）的六月初九日，为敉平祸患奔忙一生的士燮，在满腔的忧虑之中溘然辞世。在他去世三十年后，晋楚两国终于还是缔结了盟约，然而那时的天下，早已是一个礼崩、乐坏、纲纪不存的乱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