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阅读了第三讲，希腊史诗。史诗又牵扯到神话。在坐的我们，今后不一定有机会读史诗。

    说到史诗，必然的就会想起荷马，荷马史诗。

    木心说，荷马是被架空的诗人。世界有四大诗人，荷马为首（Homer,古希腊）、但丁（Dante Alighieri,意大利）、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英国）、歌德（Johann Wolfang von Goethe,德国）——现在我们假定有荷马。荷马留下两部书：《伊利亚特》、《奥赛德》。

    《伊利亚特》——漫长的战争（叙特洛伊战争的故事）

    《奥赛德》——漫长的奇迹

    这些，到后世都成为了经典。在中国，《诗经》本来不是“经”，后来成了经典。《离骚》后世称“离骚经”。西方也如此。

    古希腊人称荷马是诗人，诗人就是荷马。中国人称孔丘为“子”。开口“子曰”，“孔”也不称。欧洲人称新旧约为“书”。

    诗人、子、书，是最高的尊称。

    木心说，荷马，多胡子，瞎，一村一村的游唱。古代游吟诗人多极了，荷马最优秀，其他诗人被历史淘汰了。晋书法家不知凡几，历史唯剩王羲之。

    而最伟大的诗人是瞎子。上帝的作品：将最伟大的诗人弄瞎，使最伟大的音乐家耳聋。

    相传这两部作品都为荷马所作，但也有持怀疑态度。因为风格迥异。本章用了大量的篇幅讲述《伊利亚特》和《奥赛德》的故事。然后由这两故事引出木心先生自己的思考。

    人类有童年。各民族有各自的童年。希腊这孩童最健康，他不是神童，很正常、很活波，故荷马史诗是人类健康活泼时期的诗。所谓荷马史诗风格，可列如下四个特点：

    迅速、直接、明白、壮丽。

    这四个特点，若读原文，可感更切。任何译文，都可传达四特点中之一两点。

    其次，提出西方历史学家克罗齐的观点——历史与艺术具有相似性。来说，艺术和历史。

扯远一点。

西方有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被我们称为唯心史观。克罗齐提出历史与艺术有相似性。他说：

一，艺术不是抒发官能快感的媒介。

二，也不是自然事实的呈现。

三，也不是形式关系系统的架构与享受。

他说，艺术是个体性的自觉的想象。艺术家观察并呈现这种个体性。艺术不是情绪的活动，而是认知的活动。科学和艺术相反，科学要认知的是“普遍”，要建构的是一般性概念。科学之间，概念之间，要厘定它。

历史关心的是具体个别的事实。所以，要仔细对待事实，叙述事实，找出事实的前因后果，找出事实之间的关系。根据克罗齐的说法，历史并不在于理解它的客体（对象），而仅止于凝想那个客体，这种凝想、凝视、凝思，正是艺术家命定要来从事的活动——重复我的意思：就是那耳喀索斯的活动——唯物史观要把历史归入科学概念，连串“事实”似乎专为辩证法推论存在，完全无视“个体性”，只要普遍性，而历史、艺术要具体性、个别性。

历史不属于科学的概念范畴，属于艺术的概念范畴。

历史是要对客观思考、凝视，非旨在理解。这也正是艺术的课题。

我不完全同意克罗齐的观点，但部分是对的。唯物史观把历史拉到科学，克罗齐把历史拉回艺术。唯物史论把历史看成规律性，不看到个体性，起初即错。历史的个体性只可做凝视、观照，不可做成规律性。唯物史观因找规律，爱预言，而预言皆不准。如预言工人会上政治舞台，结果是希特勒。

回到荷马，是对历史细碎性的凝想，故史诗成为历史与艺术的理想结合。克罗齐之说，近乎荷马史诗。

是否因荷马的方法，历史、艺术两个概念可以等同起来呢？

对于太多艺术家气息的历史学家，我遗憾：何不去弄艺术？反之，考据气盛的人，我也反对。最理想是司马迁。他是历史学家，有文学才能，但不多用，他知道。

鲁迅评《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好！

“史家之绝唱”，即历史真实性，是对客体的观察、凝想。“无韵之离骚”，即艺术的真实性。《史记》中最上乘、最精彩的几篇，恰好合一，双重连接了这个标准，如《项羽本纪》。

说到这儿，要说几句司马迁的坏话：他的伟大，是有限的，他的精神来源是孔老二，是儒家精神，用儒镜照史，是迂腐的。他能以孔子论照，何不以老子论照？试想，如果司马迁这面镜不是孔牌，而是李牌，不是“好政府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那么，以司马迁的才华气度，则《史记》无可估量地伟大。以唯物史观的说法，这叫做司马迁的“历史局限性”。

再看鲁迅之评，过誉一些。

历史创造伟大文学家、艺术家，常常偶然。我不同意克罗齐，很简单：历史学家，是真口袋里装真东西。艺术家，是假口袋里装真东西。历史学家苦，要找真口袋，我怕苦，不做史家。艺术家造假口袋，比较快乐。但艺术家应有点历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