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前，审读室的老师找上我，让我把最近看的某本稿子的清样再拿给他翻一下。
我心里一沉，连着好几天都有些紧张。校样给他后差不多一周左右，这位老师就找我去他办公室谈谈。我一进他办公室就看到之前给他的校样被贴上了红红黄黄的便签，心里忍不住叹口气，预感完整本是保不住了。
果不其然，审读室的老师看到我进门，就叠声让我坐下，随后拿出稿子和颜悦色的一条条给我解释那些贴了便签的文字哪里不合适，建议最好删去云云。解释完毕，又委婉的和我说建议我或者译者写个出版说明抑或译后记，大致意思是本书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请读者自行鉴别，颇有文责自负之意。
我还能说什么呢，叹口气说就我来写个出版说明吧，不必麻烦译者了。老师说这样也行，你自己看着办，但总归得写个东西说明一下。
回到办公室，发现桌子上已经放了一份文件。上头下发的。具体点名了几本书，重点审读中心思想，严格把控主旨倾向。我的那本赫然列在其中。
审读老师的重视顿时有了解释，我心里暗暗升起一丝对他的感激，可却觉得一切索然无味。
下午找了一本80年代出版的旧书，翻到最前面的编者序，对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出版译介图书的文前说明照抄了下，打在word里。想想，又把序改成后记，还是放在书屁股位置吧，翻得人也少些。
后来把这事给一个同行的另一单位的朋友说了，他马上郑重的提醒我：都删干净没有？别给自己找麻烦。我说我就是想找你吐个槽，你别政治敏感度这么高啊。他觉得我幼稚：做编辑也有几年了，还没习惯呢。
我顿时什么都不想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