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3日，正值中秋节，听说老房子要拆，与妻想去再看一眼，因为它是我俩人生风雨的见证，情感积淀的载体。
为了这个“巢穴”，我俩当年就像燕子垒窝一样，起早贪黑，没明没夜，一砖一瓦都浸透着我们的汗水，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只有我俩能读懂它，欣赏它。
足迹踏入故地，碰见几位老邻居，大家都在老房子周围转悠，并议论着拆迁的相关事宜，看来大家和我的心情一样，有点舍不得，舍不得几十年的相依相伴。
迫不及待地走近老房子，目之所及，屋顶被揭，院内一堆瓦砾，只有墙壁还巍然挺立，那个鲜红的“拆”字血淋淋地挂在墙上。至此，见证我俩风雨人生的老房子遗憾圆寂。
站在废墟上，驻足良久，感慨良多，昔日牵手相伴的人生风雨，一帧祯一幅幅翻江倒海滚滚而来……
老房子于1986年农历的8月15动工，三十三年后的8月15它寿终正寝。
记得，当年我刚被调到政府办公室任综合秘书，我的主要工作是对接政府的主要领导和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领导是“空降兵”，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一次，我下班较晚，出了大楼见领导还在院里圪转，我说，没吃饭吧？走，去我家。领导欣然应允。去了我家左看右看没坐处，只好坐在炕楞上，凑乎吃了一顿饭。
那时候还是福利分房。当时单位房源紧张，一时半会儿还轮不到我。我俩结婚时没房子，父亲在武装部工作，因家大人多，与部领导通融了一下，给挪对了一个十平米大的单间，作为我们的婚房。不久父亲转业，新单位分给父亲一套房，我便搬到父亲在武装部的老屋子里。
在这个房子里我们俩另起炉灶，重新开张，虽然家徒四壁，但柔情蜜意，虽苦尤甜，不久便诞下爱情的结晶。
小住两年，武装部要房，继母和媳妇都在医院工作，又与院领导张了一口，给我俩调配了一间十二平米大的单身宿舍。房子虽小，能避风雨，我们住了三年多。当时我正脱产学习，妻子与女儿俩人在这里过了两年的蜗居生活。
因为是单身宿舍，有炕没炉台，我只好在院子里搭建一春灶，烹茶煮饭。屋里除了一面土炕，再无其他摆设，来客进门就得上炕。就这么一个环境，我竟然破天荒地接待了我们旗的“王爷”，吃了一顿随茶便饭。
1986年，政府酝酿房改，并出台了一条政策，对于无房户的干部职工采取“私建公助”的办法过渡性解决住房。一般干部，财政可以一次性补助两千五百元。有了这个政策，我也有了底气，信心十足，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也要盖一处属于自己的“窝”。
爱人翻箱倒柜，家里的存折上只有三百块，我不信，妻子说，这两年供你念书，又加孩子花费，我们哪有积蓄？
这点钱连工人的工资都不够，财政的补助一时半会儿又到不了手，怎么办？只好向父母张口，父亲雪中送炭借给我六百块，我去园子塔拉林场买了一车椽檩。
那时，我的工资才四十四块半，两人也不过八十多元，这点收入只够糊口度日，要盖一座房子谈何容易！
但是，如不盖房，还得继续蜗居，政府两千五的补贴也拿不到手，分房子更没指望。于是痛下决心，即使自己动手也得盖。好在我这个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智慧不多，苦水不少。有些自己能干的活儿绝不雇人，撸起袖子自己干！
俗话说，烂砖不烂墙。当时正值医院翻盖病房，拆除的材料有些还能利用，如柳芭子，烂砖头，红泥等等，我每天下班回家，便推着小平板车到拆迁工地上捡材料。盖房子所需的水泥沙子全部以红泥代替，能省则省，能用尽用，父亲礼拜天也过来帮忙，父子俩灰头土脸，备足了房子所用的红泥、芭子等材料，没花一分钱。
老婆二胎临近生产，扛着一面大肚，亮红晌午也帮我剥树皮。记得10月1号（正值农历八月十五），请了几个瓦工师傅，便正式动工。到11月8号，我的二女儿呱呱坠地，我亲手打造的一座起脊砖瓦房也已诞生，可谓双喜临门！我和妻子俩人脸上挂满了少有的笑容。
当时，北方地区已进入冬季，西伯利亚的冷风一阵一阵袭来。为了及早搬家，我架起了两个火炉子干燥。11月23号，老婆生下孩子正好半个月，还在月子里，俩人商量，迫不急待地搬入新房。
房子潮湿，一冬天墙壁上挂着一层霜。身居潮湿冰冷的屋子，心里也感觉暖洋洋甜滋滋。
孩子满月，在新房举行了隆重的庆贺宴席，乔迁之喜与喜得千金，气氛异常热烈。
老婆是勤俭持家的一把好手，不懂开源，只知节流。为了尽快还上饥荒，家里的所有开销压到了最低，俩个孩子想吃一根冰棍儿都舍不得，卖冰棍儿的叫卖声不绝于耳，走到孩子们面前，两个孩子很懂事地说“我们不吃冰棍儿，怕肚肚疼”！
一日三餐极其简单，圆白菜成了饭桌上的主打菜肴。几十年过去了，俩个孩子现在提起还觉得反胃。两年我俩将盖房所欠的饥荒全部还清。
从相识相恋到相拥，虽说成家立业，但寄人篱下，被人撵断的日子不好受。自从有了自己的房子，才感觉有了家，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小家。此时，家的概念，不仅是一个栖憩之所，更是一个自由自在的王国，遮风避雨的港湾。无论远走他乡，还是深夜回家，那个小屋永远给你留着一扇门；不管生活中有多少烦恼，工作上有多大委屈，那个小屋永远有一盏为你点亮的灯；不管是健康病痛还是富裕贫困，那个小家永远都有一颗牵挂你的心。
家，是一种责任。
这个小家虽然贫穷，但我一直在努力上进，工作上尽职尽责，生活上勤俭节约。八十年代，家庭的摆设由躺柜变成了立柜，由椅凳变成了沙发。饥荒还清以后，我俩则着手开始建设这个小家。记得一年，请了一个木匠，做了一套组合柜，又在木器厂订做了一套沙发，加上结婚时候父母为我们置办的“三转一响十二条腿”，我这个小家也就殷实的多了。
94年，又将南凉房翻盖了一次，在空闲的院子里盖了一处耳房，面积和功能都比原来强大了许多，既可住人也可做饭。
那个年代，电视还是个稀罕物件，结婚不久后，我买了一个12吋的黑白电视。搬入新家后，把黑白电视给了岳母，自己又添置了一台17英吋的天鹅牌彩色电视机。
九十年代初，摩托车刚刚兴起，国产“幸福250”居多，多为单位的公务用车，私家摩托寥寥无几。93年我花了七千多元购置了一辆中日合资的“嘉陵70”，成为有车一族，后来又将“嘉陵70”倒腾成“本田90”，确实风光了一阵。
80年代末，我的工作顺风顺水，处于兵头将尾的位置，单位的骨干。便于联系工作，家里装了第一部私人电话，电话机也由过去的摇把式，改为了旋转式、按键式。
两个孩子在这个小家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先后入小学上初中，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也是班里的干部，校园的名人，奖状贴满了一立层（玻璃隔墙）。
千禧之年，房地产在这个小城初露端倪，旗医院也是敢吃螃蟹的第一人，率先在这个小城盖了三幢集资楼。因继母在医院工作，允许参与集资，但老人家不愿离开老屋，拱手让给了我，我以极低的价格得到首套楼房。
小时候，爷爷奶奶经常给我叨故事，说以后的社会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在一根冰棍五分钱，一斤羊肉三毛六那个年代，我曾经不止一次计算过，我的月工资三十八块五，一年才挣四百六十二元，工作四十年，不吃不喝一辈子才能挣一万八千来块钱，以为爷爷奶奶是在说梦话。
改革开放二十年，老人家期盼的“楼上楼下”的梦想就实现了！
楼房有了，但买楼的钱依然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一座大山，难以逾越。当时自己省吃俭用，手里的存款余额仅有两万多元，与楼房要价相距甚远，不得已只好将老房子低价转让。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那时候，人们的商品意识淡薄，经济头脑简单，认为房子的价值在于居住，谁都没料到房子还蕴藏着巨大的商机！
两千年之后，随着房地产业的蓬勃兴起，老房子也随着增值，过去一套院落三五万都无人问津，现在一套破屋可以置换两三套楼房，老房子成了最牛的潜力股。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在我转让老房子之后，房主人如接鼓传花，换了几茬，估计悔不当初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在我们这个小城，率先入住楼房者，多数与我类似，原有的平房大院大多转卖。房地产升值，棚户区改造，拆迁政策的疾风暴雨，多数人后悔得要死，寻死觅活、违心毁约者大有人在。
仔细想想，其实谁也没长后眼。早知三日事，富贵一千年。老天爷是公道的，卖了平房，必然买了楼房，当时一套楼房也就十来八万，现在市值几十万元，增值几倍几十倍。
便宜不能占尽，聪明不可用尽。公鸡头草鸡头，有一头没一头。世间万物都是有价有量的，凡事太过，必有所失，正如老话所讲：“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得与失、消与涨必然保持一定平衡。否则，乐极生悲，物极必反。曾国藩的书房取名“求阙斋”，意思就是居安思危，持满戒溢。花未全开，月未全圆，才是人生最好的境界！这样想来，心里释然，活得坦然！
之后，居住环境不断改善，楼房由步梯换成了电梯，小平米变成了大平层。不管环境怎么改变，屋子有多么漂亮，多么宽敞，总觉得自己生活在空中楼阁不接地气，自己的根不在楼房，还在自己亲手垒得那个小窝。尽管它已不属于我，依然心心念念，总短不了常回“家”看看。
然而，拆迁拆了我的梦，毁了我的情！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我已年过花甲，人生迟暮，虽说金乌西坠，微霞尚可满天，自我感觉还可几度春秋，我的乡愁哪里可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