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他正全速驶向这里，开着从鬼晓得什么地方偷来的汽车，缺了一只手指的左手永远夹着烟，右手不时地从副驾座位上的一堆垃圾食品里摸点什么东西塞进嘴里，用没有烂掉的一半牙齿嚼着。我知道他正卯足了劲儿踩着油门，嘴里咒骂着我的背叛，我知道他正没日没夜地开着车，把车里的音乐开得震天响。我知道他正一路向北，向我而来。
但我压根算不上是背叛了他，背叛，听到这个词儿我都想笑，这算是秃头刚子词典里的高级词汇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个词，反正自打他学会的那天起，他就把所有的不同意见统统称为背叛。这就是秃头刚子的问题，他把什么事都推到别人身上，他就是他那个小世界的规则制造者，是他妈的头号人物，问题是我对那个小世界已经恶心透顶了，我洗手不干了，他不会放过我的，他正是为此而来，他是一个真正的亡命之徒。
我让温暖的水流打在自己的头上，然后，我蹲了下来，用一只手撑住浴室的磨砂玻璃门，把所有的体重都压到脚后跟上，努力平衡着自己的身体。我的老婆梅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从浴室里都能听见一个男人在歇斯底里地吼叫，她永远在看电视，她以为她来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看电视呢，这也挺好，没准秃头刚子拿着枪踢开门的时候她会以为这只是电视剧里的一个情节哩。
我知道他必然会来，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这是个问题，永远如此，你知道一件事情必然会发生，你却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你能做的只是等。如果我还有两分钟，我必然会赶快把身子擦开，穿上我最好的皮夹克，为自己打开一瓶啤酒，然后体体面面地死去。如果我还有两个小时，我没准会立刻逃跑没准不会，谁知道呢，如果还有二十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我可能会先打开那个箱子，整理一下我收藏的CD。自从秃头刚子出狱以来，我已经东躲西藏了三四年的时间了，几年前我把那些CD塞进一个纸箱里用宽胶带封好，后来我每次搬家都带着那个箱子，却再也没有打开过，因为我整天都操心着逃跑这回事。
我用一块硬邦邦的白色浴巾擦干了身子，套上之前脱下的那件潮巴巴的黑色条纹t恤衫和里维斯的牛仔裤。从客厅的角落里把那个已经脏得不像样子的纸箱搬到门口，用钥匙链上的瑞士军刀割开了纸箱上的塑料胶布。
“你在干嘛？”梅子眼睛仍然瞅着电视，穿着拖鞋的两只脚架在沙发前面的黑白相间的太极图案的茶几上。那是我最喜欢的茶几，是这几年逃命生涯里我的唯一一次奢侈。
“你要是能把你的眼睛从电视上移开哪怕一秒钟也能省掉这些废话，还有，把你的脚从茶几上拿下来。”我说，瞅着打开的纸箱。
“你要么不说话要么就是大吼大叫。”梅子的眼睛仍然瞅着电视，好像正在和电视里的那个外科医生说话似的，然后慢吞吞地把脚从茶几上拿下来。
“这里面装的根本不是我的CD。”我从地上站起来，走到沙发旁，一只手撑在墙上，一只手使劲捏着梅子的下巴，她被弄疼了，像只发狂的猴子一样龇牙咧嘴地叫着，眼睛第一次离开了电视机。
“你把我的箱子弄到哪去了？”我问她。
“这都四年了，你从来都没打开过那个箱子，谁知道里面装着什么，而且家里根本没地儿放，你倒是不用倒收拾，你放开我，你弄疼我了。”她一只手扳着我的左手，想让我松开她。另一只手还习惯性地捏着电视遥控器。
“那你的这些破烂就有地方放？嗯？”我甩开她的下巴，冲到屋角，一脚踢飞了那个装着她的相册和天晓得什么垃圾的纸箱，她的尖叫让我头疼。她倒在沙发上，染成黄色的头发披散地乱七八糟，大部分已经开始从发根变成了黑色。
我俯身到沙发上，从她手里拿走遥控器，关掉了电视。想到刚才她一直没松开手里的电视遥控器，这着实让我心里发毛。
她的一侧肩膀在沙发扶手上高高耸起，抖个没完，另一侧肩膀深深地陷在沙发靠背的柔软凹陷里。她的哭声好像从几百米深的水底传来一样闷而模糊。
我的胃里一阵绞痛。秃头刚子可能正开着车离我越来越近，而我居然在这里等着他上门，这种想法实在是要了我的命。
我可以再一次逃走，但是我不想这么做，我就是不想。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他妈地已经受够了东躲西藏。倒不是过得像只老鼠一样可悲让我发狂，压根不是，我真正受不了的是我得时不时地消失，是的，我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每消失一次，有些东西就好像是作废的磁带一样被抹掉了。我没有朋友，没有家乡，没有房子，在哪个地方都呆不长。不过，谁在乎朋友啊家乡啊房子啊这些他们让你相信你必须要拥有的狗屎。我在乎的是，我没有生活，我从来都没有。我没有生活，我只是一个该死的短途游客，穿着一双该死的溜冰鞋，哧溜一声就划过去了，什么都没有。
不知道什么时候，哭声停止了，梅子已经从沙发上坐起来，她的脸肿地几乎在发亮，她从沙发上向我坐的方向爬过来，把留着长指甲的又小又白的手放在我的膝盖上停留了一会，樱桃红色的指甲油已经开始剥落，她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上的指甲折断了，看起来光秃秃的，好像整个指头都短了一截。
她用手背把脸上残存的泪痕抹掉，摸到沙发上的烟盒，点了一支烟，然后光着脚走到茶几边，在那精致的白色支脚旁，一本相册躺在地上，淡灰色做旧的封面上，我的大半个脚印清清楚楚，那是刚才我把纸箱踢飞之后踩的。
她把那本相册在怀里抱着，好像一个小姑娘抱了个布娃娃，停了一会，她开始啪啦啪啦地翻着，然后再啪地一声合上，她这么做了几次，一张照片掉了出来，慢悠悠地飘落到地上。这一切看起来好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因为我俩都瞅着这张掉出来的照片，好像在世界上我们唯一要干的事就是等着这张照片落地。
“看起来不错。”我说。
她看着照片，没说话，我不知怎么地被这张照片迷住了，即使照片里面的人正披头散发满脸浮肿地光着脚站在我的面前，也不能让我停止为它着迷。
“看起来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我说，梅子完全可以说这是因为我那时候还不认识你这个混蛋，一般情况下她会这么说的，可是她没有，她只是低着头，盯着那张照片，使劲吸着烟。我俩居然没人想要动手把这张照片捡起来，这倒是怪事呢，而实际上是我俩根本动也没动，几乎连横膈膜都规规矩矩地原地立正呢。
“谁都喜欢阳光灿烂，阳光还有橘子啊什么玩意儿的。”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一生中几个最重要的时刻差不多都被我的词不达意搞砸了，“或许我们可以过另一种生活？我在想，没准我们可以不这么过日子呢。”
“你的意思是我们又要跑路了？”梅子把烟弄熄，无精打采地问我。
“不不”我使劲摇着头，“我们不能这样过一辈子，没有阳光，没有生活。我们要这样，像这样。”我把照片捡起来，贴在自己左胸口，在t恤衫的口袋上，然后使劲指着，一边低着头看着自己手指指的地方。
梅子没说话，我看不出来她到底是在考虑我说的话，还仅仅以为这是我又一次精神崩溃发作。
“你觉得怎么样？”我手的手指正好放在照片里她年轻得要命的脑袋上。
“我觉得那个发型丑极了，好像顶着一个扫帚。那是我刚上大学那会，1997年，我记得我刚弄完这个发型，班里有人说这是扫帚头，我每天回宿舍都要哭个没完。”她扑地笑出了声。
“嘿，我觉得你看上去漂亮极了，听着，我们这次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而不是随便找个能藏身的地方，我们这次永远不再逃跑了。”我说，“考虑考虑这件事，我觉得这个点子不赖。”
我抓着梅子的手，使劲地捏着，而梅子的眼睛闪着光。
我俩坐在沙发上，我从冰箱里拿出了两瓶冰啤酒，我俩喝着酒，开始严肃地讨论这件事。这些年我一直为了躲避秃头刚子而东躲西藏，但说实话，他出狱之后就没人再见到他了。难道他不可能是已经死了吗？
我们俩开始觉得他铁定已经死了，而现在，我们的谈话中心已经是去哪里生活了。我们甚至决定要去拉萨买一座有红窗户的白房子——我在电视里看见那的房子都差不多是那样的，我的钱足够在那里买一栋小房子了，然后开一个提供早餐的家庭旅馆，梅子可以烤面包，煎鸡蛋，而我呢，我可以在她做早餐的时候给她打打下手，还有搬搬东西啊采购啊什么的。晚上我们就去酒吧喝酒，或者是出去逛逛，梅子说我们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小旅馆里开个酒吧呢，我说我觉得可以，绝对可以。
我俩夹着烟手舞足蹈的比划着，梅子放在茶几上的酒瓶被我踢倒了，没喝完的啤酒流地到处都是，我俩都没人注意到这回事，我们只是一个劲地聊着那座有红窗户的白房子。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两声的敲门声，我的耳朵竖了起来，敲门声又响了两遍，我才确定我没有听错。我和梅子都愣住了。我们不知道那是谁，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只是坐着，敲门声还在继续，继续，继续，我又喝了一口啤酒，发现已经跑了气，便起身去冰箱再拿一瓶，敲门声还在继续，继续，继续，我问梅子要不要我帮她也拿一瓶，她正在用打火机点燃一支烟，那种一块钱一个的一次性打火机，她按了三次都没有打着火，过去梅子总说这是不好的征兆，而现在，她把打火机扔到沙发上，用手捂住了脸，而敲门声还在继续，继续，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