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虽被关东诸侯三面围攻，但袁氏联盟之间，实则各怀鬼胎……
北线袁绍屯兵河内，却唯有「王匡屯河阳津，董卓袭击，大破之」之记载；南线袁术亦屯兵于后，唯派出临时归附之孙坚，与董卓有过数次交锋。而东线之酸枣会盟，不过摇旗呐喊、假虎张威而已。
唯曹操尝引军西进，依旧在荥阳一战中惨败而归。
对于董卓而言，袁氏联盟不过插标卖首而已。既然如此，董卓为何要选择迁都长安？
其一，据《后汉书·董卓传》中载，“灵帝末，黄巾余党郭太等复起西河白波谷，转寇太原，遂破河东，百姓流转三辅，号为「白波贼」，众十余万。卓遣中郎将牛辅击之，不能却。又闻东方兵起，惧，乃鸩杀弘农王，欲徙都长安。”
河东郡位于洛阳以西，是洛阳通往长安的必经之路。
而白波谷地理狭长、多山，不利于西凉骑兵作战，很难将十余万「白波贼」彻底歼灭。故董卓唯恐在关东联军围攻的同时，白波军南下切断洛阳与关中的交通线，形成四面楚歌之局。
如果西凉军被困洛阳，必然会导致军心不稳，非是董卓所愿。
其二，《三国志·武帝纪》载，“金城边章、韩遂杀刺史郡守以叛，众十余万，天下骚动。”
又华峤《汉后书》曰：“董卓欲迁都长安，遭司徒杨彪阻。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计邪？边章、韩约有书来，欲令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东下，我不能复相救，公便可与袁氏西行。’”
自中平三年始（186），韩遂，马腾，边章等人连续在凉州兵变，相互残杀。
董卓在与杨彪的言语交锋中，表达了对韩遂，马腾等人「大兵东下」的担忧。韩遂等人的凉州兵乱，先前不过是些许疥癣之疾。但如今关东诸侯并至，凉州之乱，或将会演变为心腹大患，形成腹背受敌之局。
如果韩遂等人引兵东进，则直接威胁到董卓之根基。
故退守长安是最优选择。长安地处西北，位于与草原民族征战的前线，西迁长安不但可以将关东群雄挡在函谷关，暂避锋芒，同时亦可集中兵力，不使韩遂等人有机可乘。
其三，洛阳居天下之中央，位于中原腹地。且三面环山，而北有黄河天险，地理环境优越，且交通更是四通八达。如果是和平时期，必是帝都首选。
然而与关中长安不同地是，洛阳的补给要依赖于豫东平原，而且洛阳人口众多，一旦发生战乱，特别是形成持久战，且己方处于守势之时，粮食供应则无法自足。
秦汉时荥阳旁边的敖仓，隋唐时的含嘉仓和洛口仓，皆囤积大量粮草，道理便是如此。
而关中在秦汉时期，便开始修建了郑国渠、白渠、六辅渠等水利设施，使该地沃野千里，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供养大批脱离生产的军队和官吏。
华峤《汉书》中载：董卓尝曰：“关中肥饶，故秦得并吞六国。今徙西京，设令关东豪强敢有动者，以我强兵踧之，可使诣沧海。”
且关中东有函谷关，西有大散关，北有萧关，南有武关。
山河环绕，易守难攻，向东有居高临下之势。坐镇长安，进可攻退可守，只需暗中休养生息、积蓄实力，静待时机，正是董卓的不二选择。
其四，所谓关东诸侯联军，不过是袁氏联盟的一场大戏。
诸侯并无拥立汉室之心，讨伐董卓亦不过是为了瓜分利益耳。因为以袁氏的名望，并不需要借助皇帝之名争夺天下。而董卓集团亦清楚诸侯间的各怀鬼胎，故亦无心与关东诸侯鱼死网破。
《后汉书·袁绍传》载，‘卓乃遣大鸿胪韩融、少府阴循、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循、越骑校尉王瑰譬解绍等诸军。’
又「遣将军李傕等来求和亲，今坚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许表用之。」
董卓实际上是在尝试瓦解联军、引动猜忌、同时试探联军底线。董卓最终思考利弊方才做出退步，给关东诸侯一个台阶。
譬如上文提及王匡回乡募兵，曹操至扬州募兵等。
如果董卓不暂避锋芒，诸侯亦不会就此罢休，而极有可能逼迫袁氏动用真正的实力，与董卓进行持久性对峙，如此局面恐双方皆无法接受，且董卓将面临随时后院起火的风险。
故借机西迁，坐山观虎斗，更有利于董卓集团。
其五，东汉光武帝当年起兵于河北，先是南下攻取洛阳，而后方才四面出击平定天下。
可以说，东汉政权的建立完全依赖于豪强的支持，而刘秀的功臣勋贵大亦都为南阳豪强，洛阳作为帝都更是其根据地。
世家门阀盘根交错，经过两百年的发展，更是根深蒂固，非是董卓一己之力可以撼动。
董卓自入帝都以来，多被世家门阀鄙视、戏耍。
而迁都长安，可以借机冲破旧次序，建立新次序，间接削弱世家门阀的底蕴实力，减少诸多掣肘，重新建立一套班底。
董卓退守长安，占据关中坐山观虎，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确是有着精准的战略眼光。
严格来说，董卓并非被关东诸侯所败，即使退守长安亦是当世最大诸侯之一。然则时过境迁，董卓从初入洛阳的「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以从人望」、「擢用群士，而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
至西迁长安的「宗族内外，并居列位」、「诛关中旧族，陷以叛逆」。
且与百官酒宴中，以断舌、斩手、凿目等残忍、暴虐之举，震慑群臣。从董卓在洛阳、长安的前后行为对比，可以看出在经过士族门阀的洗礼之后，董卓对于士族门阀的态度，以及自身的定位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但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董卓对于集团内部的稳固，并未做出相应调整。
无可避免的动摇了一些外附势力的意志，从而给予了士族门阀一定可趁之机，最终导致西迁战略的中道崩殂。可叹无论战略转化的如何适度，也不及人心微变之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