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黄土地是那时的幸运儿。“个人是块砖，革命需要随处搬，”踏进工作的门槛儿，先不说工作性质如何，下了班能定时去伙食团吃顿现成饭心里就知足的不得了，相比之下，比起下地回来自己做饭不知强了多少倍。
那时候单位职工的来源大体分为：子顶父职的，复退转业军人，下乡知青及学生分配。年轻人守家在地的少，差不多都住在单位宿舍。未婚的、家居外地的户口和粮食关系都在单位。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大的单位，一个系统都有自己的伙食团，人员少的单位混搭着就近入伙。伙食团的基本原则是为职工服务，伙房的员工也是单位职工，也有雇的临时工，工资由单位发放，所以就谈不上赚就餐者的钱。伙食团有管理员，负责日常的账目及采买主副食，经验丰富的管理员，会根据时令的变化及供应情况安排一周的伙食菜谱。
在那个年月，一日三餐很简单，粗粮多细粮少，白面百分之三十，想吃大米，那是逢年过节象征性的每人供应二斤，下来就是玉米面杂粮补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于是，除了玉米面窝头就是馒头，变换的花样充其量也就是发酵了的玉米面掺进少量白面蒸的丝糕，大家戏称‘二代王’。早餐基本是一成不变的玉米面糊糊和自腌的咸菜，碰巧熬一回小米粥还得限量供应。窝头二分钱一个，馒头四分钱一个，大菜【最便宜的时令熬菜】五分钱一份，辣豆腐七分钱一个，肉炒豆腐丝一毛二分，最贵的炖肉四毛钱一小碗。人们根据自己的收入丰简自便，记得那时年轻的女职工，吃得少的一顿饭一个窝头，半个大菜，总共四五分钱，一天下来也就是一毛多钱，一个月算下来伙食费开支在五六块钱的不在少数。除去休息日，一个月的饭费在十块钱左右就算高的了。现在想起来觉得太不可思议，还不够现在的半个菜钱，可那时就实实在在的存在着。
职工病了，凭医院的假条可在伙食团享受到一碗挂面，或者是一盒蒸大米饭的待遇，前提是必须和管理员提前打招呼。同事帮着打饭回宿舍必须得拿着诊断书验明方可。
半年或一年，参伙的人员可享受难得的伙食尾子。说白了，也就是把平时结余的小钱积攒起来让大家吃几个好菜，那可是伙食团最热闹的日子，于是，大家东拼西凑买来酒，吆五喝六的倒也热闹。
那时候挣钱不多，什么政府公务员，银行、电力、公安、工商，商业、供销、税务、医院、教师，各单位都相差无几，刚上班挣十八块钱的学徒工也不在少数。想挣到三十多块钱没有五六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不行，上了一辈子班退休时也就五六十块钱，单位有些干部能挣到七十多块钱也算是有级别的了。当时有句口头禅“带干不带干，三十三块半，干得好不好，三十三块零五毛”，大家心安理得的吃着大锅饭。
那时候不计划生育，谁家的孩子少则三四个多则五六个。一件新衣服老大穿旧了老二穿一直循环到烂。新鞋打掌，衣服打补丁，袜子打补丁，自己染衣服是惯常，谁家没有针线笸箩，谁家没有袜板儿？“缝缝补补又三年”是真实的写照。到月底没饭辙东挪西借不稀罕，开工资那天，娘们拿着各种大小不一的口袋在粮站排着队，（每个品种都得自备口袋）等着爷们送来工资买粮也是见惯不怪的事儿，谁也不笑话谁，人们过的就是那种日子。
为了解决这种尴尬，不少单位办起了互助会，所属单位职工自愿入会退出自由，十之八九的职工基本都入了会。每月的工资，人们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从牙缝里挤出三五块钱存到互助会，虽说谁家也不富裕，但是“富”的帮穷的，谁家紧要的时候借一点渡渡难关。特殊的困难家庭有时候寅吃卯粮，只能是开了工资再借，真得是解决了不少职工的燃眉之急。微薄的存储利息攒了些时日也会给入会的职工带来一些小小的福利，一块肥皂，一块毛巾，几个孩子们学习的本本儿，让知足常乐的人们笑逐颜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