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能够与鲁国的情况作横向对比的例子，这就是春秋初期郑国的大宗伯。为什么单单参考这个时期的郑国呢？因为春秋各个主要国家中，郑国成立的时间最晚，就是说如果卿大夫制度在任何邦国都会随着时间发生一定变异的话，春秋初期的郑国发生的变化最少，也最接近原生态；而且由于郑国武、庄两代担任王室卿士，其官职体系当然也更接近于周王室的官制，也就更符合于（至少形式上）纯粹意义上的周礼，这方面甚至有可能一定程度上超过鲁国，因为毕竟鲁国到了春秋初期，已经存在了快三百年了，原有的官制发生一定变形也是正常的。

    那么郑国的宗伯又是谁呢？郑厉公流亡多年回到郑国掌权时候（前680）与原繁的对话说得很清楚：

    ......(厉公)使谓原繁曰：“......纳我而无二心者，吾皆许之上大夫之事，吾愿与伯父图之。且寡人出，伯父无里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对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贰如之？......（左传.庄公十四年)

   这就是说，原繁所属的家族,自从郑国甫一建立的阶段，就被郑桓公任命为宗伯，即所谓“典司宗祏”，到了原繁与厉公对话的时代已经过去大约120年，至少经历了四代人，可见这个职务在郑国确实就是世袭的。而厉公谓原繁曰“伯父”，被很多人误解为原繁是郑厉公的叔伯，也即郑庄公的某个兄弟，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其家族在郑桓公时候就独立存在，原繁当然不可能是郑庄公的兄弟；而郑桓公受封郑国的时候，郑国也还不存在世代的公族，因此这个原氏家族要么就是来自所谓“郜雍曹滕，毕原丰郇”中的那个“文之昭也”的原氏分支，或者干脆就是与郑桓公同为周厉王的某个庶子家族，这些场景下原繁被郑厉公称呼为“伯父”也是没问题的。

    那么宗伯在郑国诸卿中又排名几何呢？首先参考郑庄公败燕师的北制之战（前718）：

    ......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左传.隐公五年)

    可见尽管原繁职司宗人,但是当战祸蔓延到境内的时候也得披挂上阵（类似祝聃也能够上阵厮杀）,而且位列祭足之后，作为三位军将之一，也必定是郑国六卿之中排名靠前者。下面再看周、郑公开冲突的繻葛之战（前707）：

    ......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战于繻葛......(左传.桓公五年)

    综合上述两条战例，郑国诸卿中曼伯排名最前，其次为祭仲、原繁、泄驾（泄驾去世之后以高渠弥代之），而郑国确实如同周官一般一直存在冢宰（也即当国、当邑）、宗伯，我们试着推演一下郑国的诸卿排位，先看北制之战这年（前718）：

    再看繻葛之战这年（前707）：

    当然曼伯的身份始终有争议，其是否就是世子忽我们另文再议；而公子子元先后担任曼伯和庄公的谋主，最终被外封在栎邑（见昭公十一年传申无宇对楚灵王语：“郑庄公城栎而置子元焉”）而没有进入卿的序列。我们可以看出原繁确实地位大致稳定在第三位。

    而到了高渠弥弑昭公忽之后这一年（前694），高渠弥似乎早已升任司徒（为政）的身份，并且陪同新君子亹在首止会齐襄公：

    ......秋，齐侯师于首止，子亹会之，高渠弥相。七月戊戌，齐人杀子亹而轘高渠弥。祭仲逆郑子于陈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称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左传.桓公十八年)

    祭仲自从庄公去世起即通过操纵驱逐昭公、迎立又放逐厉公而牢牢控制朝政，并被厉公认为有专权的行为，在子亹与高渠弥被杀之后又迎立子仪，因此应当就是冢宰的身份，则这一年（前694）郑国诸卿排序如下：

   也即高渠弥越过了原繁登入第二位，可见原繁的地位确实是相对不变的。甚至一直到了如前文所引，郑厉公复辟回国的时候（前680），原繁仍然是少数排名比较靠前、且幸存于历次政变的主要大臣，以至于郑厉公主动提出“愿与伯父图之”，即要求原繁公开表态支持自己，同时也希望其作为主持宗祏之有司，在先后四位国君不断的废立事件当中，能够做出有利于厉公的评判，以论证厉公即位的合法性与正统地位。不过原繁委婉地表示拒绝，并且以自杀相对抗。原繁大致从《春秋》开始的时候（前718）就已经位列郑国政坛的核心地位，到自杀时（前680）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与稍早去世的祭仲确实一并堪称郑国政坛的政治老人。

    因此春秋初期的郑国诸卿，看来确实是按照类似《周官》所述的“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的顺序排位的。不过原繁自杀之后，大宗的职务似乎从郑国的诸卿序列中消失了，后世郑国不断通过登位轮换的六卿中就再也没有原氏家族或者是宗伯的出现。譬如改变郑国政治走向的“西宫之难”发生之前这一年（前564）记载：

    ......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戏，郑服也。将盟，郑六卿公子騑、公子发、公子嘉、公孙辄、公孙虿、公孙舍之及其大夫、门子皆从郑伯。晋士庄子为载书......(左传.襄公九年)

    这时候郑国六卿排名就是：

    可见郑国卿制与150年前的春秋初期相比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然郑国不可能真的从此就没有宗司了，只是由于该国经卷入晋、楚争霸的巨大漩涡的核心后，无法继续单纯依靠周礼来维系政权的稳定，转而通过“穆氏”暴力兼并其他公族来重塑不同代际氏族之间的关系，因此宗伯也就跟祝、卜、史一样退出了核心地位，成为名符其实的闲职了，至于宗伯这个职位所来自的家族，笔者以为就当做是由原繁的后人继续充任也未尝不可。

    让我们再回到最初鲁国的问题上来，鲁国的政体大致接近于郑国，但是由于历史上未经记载的某次变故，取消了排名最前的冢宰，诸卿排序直接从司徒开始，而将原本地位属于普通大夫的“大行人”一职递补进入六卿。鉴于周礼在鲁国的地位，我们仍然倾向于将大宗伯排在仅次于司徒的地位，但是注意这个宗伯的身份仍然是类似原繁家族那样，由“夏父”家族世代承袭，并且固定在司徒后面不动而不参与六卿登位，只不过其在鲁国政坛上面的存在感不足而不曾引起注意罢了。

    就拿前文提到的所谓“夏父弗忌跻僖公”（前625）这一年举例，鲁国六卿排序可能采取的模式为：

    至于为什么是这几位卿，以及为什么是按照这个顺序排名，我们后文将会详述。而本章所论述“世袭不登卿”的提法，就是针对了鲁国的“大宗伯”这个职务，依据周礼体系的安排，在诸卿当中的地位以及其特有的传承方式。即由特定家族“世袭”，且这个职务不随着其他五卿排序变化而变化，即所谓“不登”。当然如果后续有新的考古发现能够证实其地位不在第二，而在更加稍后的位置，也完全是有可能的，不过并不会严重影响上述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