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视剧的期待来源于原著。自从王家卫开机的新闻出来，就有人给我转发了新闻。真正要上映了，王家卫亲自披挂上阵做推广，口号是“从繁花到繁花”，即通过电视剧唤起大家读原著，隐晦地表达了电视剧与原著之间的差异。结果真到看了电视剧，才发现除了人物名称，时代背景和部分人物关系，其他都截然不同。有观众总结，《繁花》电视剧与原著的关系，就像《月光宝盒》和《西游记》。我觉得很贴切。所以如果继续执着在电视剧中找原著的镜像或者以原著的故事线为据，去看电视剧的演绎，注定是徒劳和失落的。

《繁花》的背景设置在了上海，一座领中国风气之先的城市。王家卫以上海人自居，演员要选上海角，最后的成品有普通话和沪语两个版本。隐隐透露者一种地域的文化自豪。借用五粮液的广告语“中国的五粮液，世界的五粮液”。作为一个传播类的艺术品，追求人性、情之间的“共”与“通”既是最大的主旨，也是成败的关键。《繁花》在创作过程中为追求纯粹上海化的自限，也限制了其本身的表达与呈现可能企及的高度。

我自己有些选角的想法。

胡歌演的“阿宝”，缺乏了大动荡时代枭雄所必须的“痞气”甚至“匪气”。改朝换代的都是流民，挽朝廷于即倒的都是异臣。没有对传统和建制的藐视和不循常规的手腕，绝不可能在动荡的潮头涌出，就这一点，我觉得高虎或者周一围，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王家卫言，他在胡歌演的“阿宝”中看到了当年“上海滩”中周润发的风采。但是胡歌举手投足间肢体动作还是显露出了单薄与轻佻。有没有进过难民营这样历练，最终是会体现在表演上。但是如果让胡歌来演一个忠实于原著的“阿宝”倒确是个不错的选择。

马伊琍演的“玲子”。其实编剧很用心地在这个角色上做了文章。比如与“菱红”和“汪小姐”的和解，是将“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江湖兄弟情用“闺闱”的方式演绎了出来，影视中不多见。但是这种用心就要求演员可以沉浸于角色中走心。而马伊琍不是一个有灵气的演员。在《奋斗》中与李小璐的对手戏中已经表露无疑。我倒是觉得宋佳那种弱里带娇，抑中有媚，飒致狂放的表演，更能彰显那个时代创业女性游走于务实韧劲和All in的胆识间的矛盾。对于另一个创业女性“李李”，辛芷蕾足够冷艳，但缺乏泼辣。而后者也是动荡时代女性胜出的关键气质。我觉得殷桃可能要演绎得更到位。

电视剧的主要行业背景，除了人间烟火的餐饮业，就是外贸和股票。在90年代初期，这两个行业绝对是顶流中的顶流，前者是国家法定的专营制度，后着是弄潮儿搏击的新生事物。这个背景从作品的角度而言，当然容易制造跌宕的戏剧冲突。但是作为观众，我要感谢伟大的改开，让这些旧时王谢堂前燕，可以被接触，从而在今天观看的时候可以理解。所谓的社会进步（progressive）就是要让更多的人，有更多机会接触和参与到原来被局限在少数人手中的操作。

原著中用词的一个特色是“不响”的高频出现。“不响”是中国人在社交中含蓄、模糊，甚至是隐忍的一种态度表达，也是原著“鸳蝴体”风格的必然。中国传统小说的写作风格是不写人物心理的。这虽然在表达上约束了作者，所以随着“翻译体”的兴盛日渐衰落。但是“不响”也逼着读者在阅读中参与到创作当中，自行想象和勾勒一幅的场景。这大概也是文字与图像表达区别所在，前者可以任读者信马由缰，而后者却要有让观众浮想的明确提示。电视剧中试图用一些诸如眼神的细节去提示观众浮想，但坦白说并不都是成功。这既跟演员的表演有关，也跟情节的设定有关。

相较于不响，电视剧的“响”——配曲做得非常出色。三十集的电视剧配了五十多首歌曲，几乎是七零后流行歌曲的大汇演。而且总是在恰当的时刻，恰当的画面，以恰当的一段出现，足见王家卫的用心真切。在剧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了音乐的生命力。一首歌曲就如一颗种子，植入了心田就会伴随时间成长发芽。即使是间隔很久，当你再次听到的时候，不但可以回忆过往，还可以对照歌曲重新检视一遍当下的自己，获得完全不同的感悟。

王家卫在画面采用了艳春白雪唤之为“美拉德”，上海市民亲之“浓油赤酱”的娇艳风格。这固然可以展现那个时代特有的欲望奔流。但是如果要跟地域特色贴切，我觉得还是程耳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呈现的颜色淡雅，质感滞腻的上海更为恰当。其实程耳在《罗曼蒂克消亡史》和《无名》中都尝试用碎片化的叙事和画面去讲述大动乱时代的个人，尤其在吃和情欲上处理得及其细腻。再加上90年代大学毕业就分到上影厂工作，较之于60年代就去国还港的王家卫，更具备时代亲历者的体验和感悟。如果要拍一部忠实于原著的影视作品，我理想的导演非程耳不可。

每集片尾的演职员表，是制作专业化的具象体现。精细的专业分工，大量的专业顾问，都是作品质量的保障。其中部分专业顾问是来自香港，可以看出自49年后那场移民所形成沪港脐带，至今没有剪断。

很感谢王家卫很用心带来的《繁花》，也很期待有一部忠实于原著的《繁花》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