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到一首诗，作者戈麦。

              青年十诫

不要走向宽广的事业。

不要向恶的势力低头。

不要向世界索求赐予。

不要为后世带来光明。

不要让生命成为欲望的毒品。

不要叫得太响。

不要在死亡的方向上茁壮成长。

不要睡梦直到天亮。    

要为生存而斗争。    

让青春战胜肉体，战胜死亡。

    有一句击中了我，“不要为后世带来光明”。我感到惊讶，因为这也是我心中所想。此刻藉诗人之口说出，不知道它的本意是否与自己一致。有志向的人，都想为后世留下点什么吧，我也曾怀着这般愿望。然而，我非光烛，亦非星辰，无法以自身之力消解任何黑暗，或者向人们允诺一个黎明。世上有人愿作铺路的砖、过河的桥，不带光亮而通往远方，我连这样的准备也没有。

    为生存而斗争——是的，我相信一个人所能做的不过如此，甚至只来得及孤身奋斗而无力照应他人。但这一句诗，连同最后一句，构成了我对整首诗真正的困惑。一九九一年秋天（多么遥远，尚在我出生之前），二十四岁的诗人戈麦自沉于北京万泉河。青春不朽，它战胜了令其腐朽的噩梦，但是生存，这个最大的意义，也不复存在了。这首名为十诫的诗，不是饱经世事者的劝导，而是诗人，一个青年，自己给出的诫令，到头来，完成了它，又违背了它。

    类似的事情总让我觉得很奇怪，很奇怪，带着荒谬。当作者执笔时，他究竟是在制定生存的诫令，还是在描摹命运的预言？我以为前者往往更频繁，因为文字要表达一些东西，给出定义或答案，这是它的目的。说不行，那就是真的不行，容不下见不得，写作之人至少当时毫不迟疑。当然可以说，诗人是眷恋生命的，“不要在死亡的方向上茁壮成长”，但这不能解决我的疑问。青年哪会把自己鲜活有力的生命与衰亡、与陨落联系在一块儿，人们日复一日按时按点吃饭睡觉，绝不时刻担心着终须做个了结。这么想，才会这么说，可坚信“要为生存而斗争”的人，也会有一天，一别之后再不归来。

    写作最惊心动魄之处正在于此。它是神秘而意象重重的事件。文字昭示作者的见识和性情，赖也赖不掉，悄然间便化为谶语，很久以后回头来看，叫人暗自心惊。说不要，偏偏就陷进去，悲哀地变成从前憎恶的模样。又有时候，顺着字里的意思深究，竟发现他日光景早已埋在这里，等着，像一场冷血的判决。

    这让我畏惧和犹疑。我不知道该如何下笔——如何，发出一道诫令或预言。字字句句，写的人都要对其负责。有人幸运而不被追究，有人将身心疲累。作家里时运顺济的着实不多，较好的，比如歌德，没有遭受过什么大风大浪，但你看他写《少年维特之烦恼》，取材于自己一段真实的不成功恋情。歌德不是维特，没有饮弹自尽，他有一位友人，同样爱上了别人的妻子，最后因情自杀，这件事成为小说写作的动机。年轻人的热情的悲剧，不发生这里，这时，也会发生在那里，那时，无论以什么方式。有趣的是，据说多年以后，歌德与夏绿蒂重逢于魏玛，情意不复，却爱上后者年轻的女儿。想起《伤逝》里说,“要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用在此处，有些反讽的意味。但那是对的。

    对诗人来说，诗是生存的载体。戈麦走之前带着手稿，把它们都扔进公厕里，后来才被人找到。这样的告别让人心酸。销毁那些文字，就是否定写作的意义，亲手抹去在世间活过、爱过、写过的痕迹。文字再也无法消解黑暗，也不能允诺光明。要说的话已经在诗里告诉你了，余下的，他不说，但愿没有人需要知道。事实上今天看来，当年诗人的死，海子、顾城、戈麦……都是多少带着癫狂意味，甚至不值的（譬如戈麦，北大中文系出身，那是我想去而未成的地方，毕业后他留在北京，青春岁月应该很美好）。诗本身呢，就当作特殊时代的特殊纪念吧，我想（虽然遗憾），这样很好，是正常的，人们不会留住青春，除非以那种惨烈而决绝的办法。写作是一种虚构，一种可能，当它满足不了你时，困惑就到来了。

    为生存而斗争，毋宁说为生存的尊严作斗争，后者会给出更多意义以及，痛苦。这是我做的解释。诗作为一纸宣言，可以准确无误地表达出作者的意图，随后发生的事情有人称之为命运，我把它叫作抉择。早已呈现在眼前的答案，写的人或许察觉不到，时间为他们保留。如果可能，我要求我的那一份，被小心翼翼包起来，放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不要提及，除非我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