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人头朝下塞进窗口，是我对火车的最初印象。那是一列没有铭牌只有编码的绿皮火车，家乡只是它缓慢旅程中微不足道的一站，站台上的几千人想要在五分钟内上车，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小孩和较瘦弱的妇女被同伴抓住脚踝，一股脑地塞进车窗，车厢里的人也不知是否认识，只条件反射般往里拽。更多的人则拼命向车门里挤，门边的几个常常坚持不住掉下来，又马上加入上车的大军。这场白热化的竞赛淘汰了爸爸和爷爷，他们留在站台上，正无奈地朝我挥着手，而妈妈散落在别的车厢，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到处都是大人们的小腿，在光滑洁净的皮肤与刺乎乎的腿毛中来回穿梭，并不是太好的体验。一双年轻的大手把我抱了起来，裹挟在他们的队伍中。这群大学生正满怀着希望前往省城，他们请列车员帮忙广播我的名字，年幼的我第一次得到了来自亲人以外的庇护。沙丁鱼罐头般的车厢里有喧闹，有汗臭，也有暖融融的善良。父母的期待，学子的渴望与幼童对整个世界的好奇心像是列车额外的行李，在每一站的经停过后，堆得越来越高，一直到终点才得以释放。那座远方的大城市是每个人梦的起点。

后来卧铺代替了硬座，高铁又超越了卧铺，最终人人都向往在天空驰骋。交通变得一日千里，心境却不复从前。带着期待奔向远方的心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梦想一起被丢在风中。机械地奔波在旅途中，常常一放好行李就低下头玩手机，车厢里已经没那么嘈杂，偶尔有电话铃声回响。当年列车的终点早已被甩在身后，我甚至远离了整个国家，到世界另一边生活。日子很安逸，只是在每一个清冷洁净的早晨或是静谧深沉的夜晚，都很想回家看看，想知道那个我出生的城市，长大的地方是否变化，想和许多人碰巧擦肩而过，想闻见那久违的烟火气息。选择了一个最繁忙的时间回去，是对家人的安慰，更是在所有人的归途里寻找来处。

伦敦－上海

英国伦敦希思罗机场，欧洲最大的空中枢纽，每天有无数告别与团聚上演。最忠实的旅客是无人可拥抱的，只拖着箱子匆匆登机，再陷入十几小时的昏暗当中。万米高空总是令很多人悸动，我却总是提不起精神。靠三部电影和难吃的飞机餐支撑着度过全程，浑浑噩噩地落地上海虹桥。这里像是首都机场的孪生兄弟，倒映出人影的白色地面，一字排开的海关窗口，不苟言笑的边检和大力扣下的入境章，虽是第一次来，却毫不陌生。大批人流涌过闸机，分散到沪上的角落，同机的留学生已经投入父母温暖的怀抱，而我离终点还有四百公里之遥。先坐大巴到上海火车站，再转乘高铁到合肥，对于数小时未合眼的人来说算是一段艰辛路程。七拐八绕地坐上巴士，先生马上因为车里不好闻的气味犯了恶心，我倒安然无恙，体验感还是比小时候坐轮渡过长江好得多。虹桥机场完全在上海的城区之外，一座座高架从车轮下掠过，带人们深入这座城市的腹地。路面如丝绸般光滑，没有丝毫的颠簸，彷佛是天赐的礼物，只有粗大的承重柱提醒着一切由建造者的无限力量打造。申城的郊区显然不那么精致，一边是巨型的房产广告牌，另一边是破旧密集的居民楼。在一闪而过的画面里，有白发的奶奶在楼顶的平台上撑竹竿晾衣服，也有睡眼惺忪的年轻人带着满嘴泡沫，漫不经心地刷牙；一扇敞开的窗子里，飘出了周杰伦的歌声。紧邻着超级工程，他们的生活却与此无关，悠闲而贫穷，慵懒又无望。一切向前的竞速社会抛下了一些人，任由他们挣扎着奋斗或者不甘地老去。

渐渐地，高架变成了细窄的马路，精致的奶茶店和咖啡馆取代了粗糙的背景，又是那个人们心目中的城市。澄江似练环绕东方明珠，外滩的震旦巨屏强势占据着所有的视线，陆家嘴依然是高楼环伺。十年未见的上海，不复当初带来的新奇感动，却多了年少时未能理解的沧桑韵味。上海人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在人口密度极高的土地上精密规划，市政建设堪称全国范本。十里洋场的文化加持，又使海派气质独一无二，这里是长三角的龙头，整个南方年轻人的梦想。十年前的世博会席卷了整个夏季，年轻的学生恣意享受城市的繁华，十年后重逢，中年的游子读懂了行人脸上的疲惫。刷牙的年轻人可能是那个危险穿梭在车河中的外卖小哥，吃力地踮脚晾衣服的老奶奶，她的子女也许就在写字楼里忙碌。写字楼的玻璃外墙在阳光中闪烁，花园与绿地却踪迹难寻。我承认自己很贪婪，常幻想把国外的森林绿地，阳光清风搬回来，也许我们的城市有了这些就可以抚平每个人的创伤。我也知道自己不切实际，绿色是远远不够的，除非停下脚步，等等后面的人。

上海火车站到了，这里是十年前的开端，如今是告别的终点，命运只给了我一个半小时用来重逢。

上海－合肥

合肥经常在“中国最难听的省会城市名字”之类的名单上霸榜，其实它古时候被叫作庐州。庐州确实和安徽这么风雅的两个字比较配，而合肥好像是乡野间窜出来的毛孩子，身上的污泥还没洗净就硬被人套上了西装。我出生在被称作“长江巨埠”的江南米市，童年在宣纸的故乡长大，这两个地方东西好吃，山水温柔，实在是人间的富贵花。合肥在被确立为省会之前只是个小小的县城，又地处皖北，实在不入江南人的法眼。幼时还没有长江大桥，从家乡到合肥需先坐汽车，再驶上轮船度过长江，我们称之为轮渡，再换另外的长途大巴。这条路线就是我的晕车史，常被汽车和轮船的机油味熏吐得一塌糊涂，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直到祖父母从家乡搬过来，合肥才算与我产生了一点关联。安徽在北京打工者众，每年春运伊始，父母就寻各种门路买到合肥的火车票，连票贩子都找过好几回。吭哧吭哧的车轮声伴随我度过了很多个卧铺上的梦乡，有时停顿下来又被站台上的灯光照醒，只好靠着车窗怔怔地发呆。火车上根本睡不踏实，渐次的鼾声和混杂的体味是对睡眠质量的极大考验。只因为终点处有祖父母的温暖怀抱，才一次次义无反顾地加入归家的人潮。慢慢地，合肥成了除北京之外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目睹过全城拆迁的狼狈，也见证了新区崛起的成长。对祖父母的思念和他们给予的慈爱从湖中心一点点晕开，令整个城市的暮霭都变得温和，谈不上衷爱，也无关乡愁，只是明白世界上的这一角是无论在哪里都必须要回去的。

祖父母以前很喜欢在隔壁学校的操场上散步，耄耋之年的互相扶持变作一个人留守的孤独。我很不喜欢物是人非这个词，此时却找不到更恰当的形容。寒来暑往，花草树木仍旧更迭繁衍，只是祖父再不能为我拂去远方的风尘，这里于我的意义已经失去了一半。从上海到合肥的高铁全程不到三小时，从伦敦到上海也不过十余钟头的飞行，可还是赶不及他离开，原来真正的离开是不告而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