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城》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的太原。此书是一部私人成长史，叙述了将近二十年的焦灼岁月里一个工厂子弟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它同时也是一部城市记忆史，工厂、单位大院、电影院、防空洞......透过这些细微的场景，我们可以一窥彼时这座北方重工业城市的面貌。在宏大叙事的边缘处，作者书写下夹杂着喧嚣、冷酷与温情的个人生活。

在普通话里，“闹”是个形容词，意味着不安分，意味着喧扰；“闹”也是个动词，常与不安分的、恼人的事件联系，闹洪灾、闹革命。在陕西方言里，“闹”的地位被抬升，几乎和最常见的动词“做”、“干”相当，它可以涵盖几乎一切人类行为。“闹”字之后加上普通的名词，词义被搅动，喧嚣的生命力从中升腾而起。一个无所不包的“闹”字，含糊地吞下太原城里由工厂和机器构造的庞大秩序。也因这种秩序太过粗犷，私人记忆可以逃离集体的笼罩，在字眼中的缝隙里滋长。从1960到1980年代，庞大的秩序被铸造、冷却、硬化而后崩塌。个体在空间、制度和人群中被打磨，也在缝隙间拼命喘息。

工厂城

和许多北方城市一样，1954年的太原城被寄予强国梦的厚望，成为共和国的工业重镇。彼时老城的城墙已被战争的炮火摧毁，剩下的残垣也被清理干净，营造出一场不由分说的百废待兴。九朝古都晋阳就此戛然而止，曾经的物质存在只剩下纸面上的地名。于巨大的断层之上，新的历史在可疑的号角和机器的轰鸣中写就。以汾河和迎泽大街为轴线的棋盘式路网铺展开来，越来越多的工厂伴随着单位大院空降在城市里，带来了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巨大的撕扯中，城市被推搡着跌进现代化的轨道。

六十年代初的迎泽大街和五一广场，彼时的太原被规划为一座重工业城市，巨大的城市尺度为工业建设而生。迎泽大街比北京长安街还宽20米，可以通行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载重汽车，五一广场则承载着国庆和春节等节日的大型庆典。（图片来源/太原道公众号 毛松友摄影）

工厂是为机器打造的建筑，共和国时代的太原城是为工业而打造的城。迎泽大街足以通行世界上最大尺度的汽车，工厂和宿舍区一个连着一个，排列在笔直的道路上，在城市边缘镇守着工业文明。厂房横平竖直，在地上投下生硬的阴影，人被消化在硕大的间架里。工业汲取着这座城市的血液，将其加工成煤矿、钢铁、玻璃......再通过厂区之间交错的铁轨源源不断地运送出去。清水砖砌成的单位宿舍棱角分明，盔明甲亮地与松散的小路、潦草的平房对峙。这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对垒，前者不出意外地获胜。

不过这种征服并非一蹴而就，在很长的时段内，破碎的自然依旧顽强地渗透进工业纹理的缝隙中。宿舍区的窗外，卧虎山连绵起伏。风雨冲刷着黄土高原，形成掌纹一样的沟壑。楼下的运动场边冒出青草和野花，杨树吐出粉红色的穗子，在春雨之后落得满地；槐花开时，清香弥漫在北方干燥的空气中......这或许是自然留给这座城市最后的温柔记忆，予那些被庞大工厂收编的人以零星的慰藉。但好景不长，在此后，工业大举进攻。太原钢铁厂每晚钢水出炉的时候都会把夜空染成灰红色。塞上燕脂凝夜紫，仿佛宣告着一场战役。穿城而过的汾河成为一条工业排污的管道，黄的、灰的带着泡沫的废水喷涌而入。浓墨重彩的大河向南奔涌，流淌着这座工业废都焦灼的历史。

污垢填满了水泥地与土地之间的缝隙，但填不满以高速发展为名的欲望。自然被城市分割、豢养，而后被碾碎成粉末。只剩下被驱赶到远处的群山、污浊的天空，成为剥离于日常生活的背景。在躁动的青春期，年轻人在这座压抑的城市里想方设法地释放着自己的能量。

矿机厂厂房，在宽敞的架构中个体显得渺小。巨大的、标准化的车间与其中集体主义色彩浓厚的宣传标语构成当时人们的共同记忆。（图片来源/太原道公众号）

钢铁和速度打破了原有的秩序，铁路和公路在城市中大肆地延展开来。少年们用过剩的精力来挑战那些在马路上飞驰的机车。他们扒住火车，一跃身翻进车斗，骑着自行车追逐汽车，用手抓住汽车借力出行。在匮乏的生活中，他们体验着早期的工业带来的加速度，在肉体和机械的博弈中追求危险的时尚。这种博弈让人想起何云昌，那位试图以倒吊的方式将水劈成两半、把自己浇筑在水泥墩里的艺术家。只不过，相较于后者有意识的对抗，少年们并不知道这种挑战的可能后果，只是享受着机械带来的刺激。

这种无知无畏在当下已经很难发生。人类用工业和城市驯服自然，而工业和城市也在驯化着人类。工业把广袤的土地切割成城市和农村。在城市里，越来越宽的马路、高架桥、地铁、高铁......大型机械带来的潜在风险越来越多，供给人们自由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少。与此同时，贴着醒目标志的防护门、隔离带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活被划定在一条狭窄的、安全的轨道上，只要遵守那些既定的规则就能高速运转。中国在现代化的路上跌跌撞撞走了一个多世纪，我们太过熟悉应该怎样和自己创造出来的庞然大物相处。

何云昌在2003年的行为艺术作品《抱柱之信》。他将自己的左手浇铸在水泥里24小时，以身体为材质和媒介，实践《庄子》寓言中的场景。（图片来源/ink studio网）

生活的线脚

共和国成立后，城市人被从平房里抖落出来，装进棱角分明的单位宿舍里。家家户户密集地排布，陌生人突然变成对门的邻居。在一幢幢规整的砖房里，他们原先的身份被抹去了，统一变成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这是一个在彼时被突然强加了太多荣耀和光环的职业。这种主人翁的光环因集体而生，照耀在每个面目模糊的个体身上，也如紧箍咒一般将个人捆绑在集体之中。在具象化为一个个单位大院的集体中，有宿舍、幼儿园、学校、医院、礼堂，从摇篮到坟墓，生老病死都在这里完成。宏大的号角压过了个人的喜怒哀乐。

上班的军号响起，自行车汇成滚滚洪流，从宿舍奔向厂区。经过一个晚上的蓄电后，人们开始在流水线上顺畅地运行。七八个小时后，下班的指令如期到来。人流向相反的方向移动。“此时的人流好似静脉，被冷酷现实和沉重劳动耗尽体力后，灰暗的情绪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和松懈的肢体上”。待车流散去，生活的杂音响起，由宏大进入琐碎。工业时代生硬的、规整的美学在社会秩序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生产的全面覆盖之下，生活只留有些许线脚。

但在那时，工业社会的网格依然稀疏，厂区周围不少灰色地带得以存活。人们大多懂得怎样找到那些能为己所用的缝隙。住宅区的自留地里，“垂头丧气的向日葵结出干瘪的葵花子”，“青涩的西红柿总是刚刚透出少许红色就被邻居的孩子偷走”。在上班的号角吹响之前社区里总能听见鸡鸣报晓。公鸡和母鸡在单元楼里自如地上下楼梯。它们白天出去觅食，黄昏时回归各家的厨房。

贾樟柯电影《站台》反映了1980年代山西汾阳的生活场景，从中可以看到高强度的重工业生产在自然、城市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留下的痕迹。（图片来源/豆瓣）

西马路连通着宿舍区和外部世界。这条简陋的、自发形成的商业街在森严的生活里留下一小段活色生香。临街房屋橱窗开口，变成商店。从金融储蓄到售卖烟酒糖果的副食店，再到卖馒头的餐厅和废品回收站，一排简陋的平房勉力地、偷偷摸摸地支撑起这个匮乏时代的消费系统，诱惑着人们用冒险换取稀薄的乐趣。近郊的农民也骑着自行车来这里摆摊售卖。（延伸阅读：疫·太原）

机车厂与矿机厂共用西马路。在疯狂的十年浩劫中，两个工厂的工人剑拔弩张，文争武斗不断。重工业生产中所蕴含的能量在这种对抗中宣泄，沉重、结实、粗犷。但在西马路这条上不了台面的街上，顶着彼时“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道德压力，“在生活必需品的逼迫下”，乖戾的政治立场被稀释，人们回归到生活的平和状态。

西马路成为苏丹少年时代成块的灰色记忆中的一段彩带。在计划经济时期，这条马路如同挂在严肃面孔上的一丝微笑，“具有几分嘲讽、狡黠的意味”。

物质贫乏的年代里，尚不成气候的消费在工业的缝隙里增长，成为生活的调剂。但在如今，捉襟见肘的记忆已经离膨胀的城市太过遥远。像西马路这样粗糙的商业街大多被抛弃、被摧毁。消费一轮一轮升级，从电商狂欢到体验式、沉浸式消费，似乎只是在单调的物质丰富之上再抹上几笔灰色。相较于工业时代的笨重机械，有了技术加持的资本要敏锐得多，注定要将城市中的一切缝隙填满。曾经只是一泓清泉的消费现在变成汪洋大海，在这片海洋中，我们难以找到喘息的角落。

上：拓宽前的西马路，经常有来自近郊的农民到此摆摊；下：拓宽后的西马路，凝结着上一代人记忆的商业街被摧毁，只剩下一条与中国的任何一条新建马路无异的街道。（图片来源/太原道公众号）

隐藏的、出走的与崩坏的

在十年浩劫里一面是狂热的混乱，一面却是单调的、压倒性的秩序。样板戏是唯一的文艺形式，字正腔圆的新京剧唱腔、怒目圆睁的剧照和形态夸张的漫画成为那个时代扭曲的精神侧写。对于宣传和娱乐的需要催生了巨大的人才需求。在个人上升的公平路径被打断之时，加入文工团、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竟也成为一条可以看见希望的路。拥有文艺特长的年轻人避免了上山下乡的艰苦命运，渴望通过吹拉弹唱在城市里安稳过活。他们“成为那个混乱时期有规则的、自律的另类人群”，早起吊嗓，或者拿着乐器练曲目。

而苏丹的母亲，一位出身不好的文艺老师，也在中学乐队这个暴风眼中寻找到自己的容身之所，得以幸存。她带领的乐队高手林立，在大型文艺汇演中出尽风头。即便在造反有理的荒唐年岁里，她也与同事和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社区和里邻里关系和睦。她的善良、真诚和热情在黑暗中散发出微光，化解了人性中的锋芒，营造出对抗扭曲的柔和结界。

张艺谋电影《归来》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任何劫难之下亦有避难的角落”。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如苏丹的母亲这般聪慧且幸运。张扬的越轨者总是成为众矢之的。在嘈杂乱世，这种恶意以更快的速率累积，被平日的麻木压抑，横冲直撞，在身边人中寻找着出口。苏丹家楼上的邻居不幸成为这种恶意攻击的对象。他们一家形容邋遢却爱好文艺，晋剧唱腔、男女情歌不时在家里回响，成为一片红色曲目中的不和谐音符。在这个邻里互相监视的单位大院中，他们将主墙面改造成一大个鱼缸，偷偷地做贩卖热带鱼的生意。种种行径使他们常常成为恶语和诅咒的靶子，最终无奈出走。齐整的砖房宿舍里终究容不下飘逸的孔雀鱼。

庞大的秩序之下，每个人都是被抛光的螺丝钉，在秩序的运转中被不断打磨。总有人在这个过程中崩坏。住在苏丹家隔壁的李芝是个老八路。激烈的战争让他屡次负伤，动荡的政局也摧残着他的心灵。他在历次斗争中成为被冲击的对象，被视为“坏分子”，失去在部队晋升的前途。即便如此，他依然是一个会出手解困危局之人。乱世沧桑使其磨损，只有两道剑眉和闪着光芒的眼睛仍透着英武之气。但终归英雄迟暮、罹癌逝世。

张艺谋电影《一秒钟》剧照。《归来》和《一秒钟》两部电影都讲述了在“文革”动荡十年中，小人物隐忍的、甚至是失语的爱与恨。（图片来源/微博@张译 白小妍摄影）

1960至1980年代的太原是一台巨大而冰冷的机器。有人依附于机器之上颐指气使、尽显风头；有人不走运地站在了机器的对立面，成为恶意攻击的靶子；有人曾为宏大的历史叙事抛头颅洒热血，最终却被抛弃、倾轧，成为一个崩坏的零件。但更多的人只是本分地生活，在庞大的秩序中寻找着可以容身的缝隙，从而找到生活的抓手。于是有了在清晨吊嗓的乐队成员，有了善良的文艺老师，有了集体宿舍里的自留地，有了宿舍门外象征着乐趣和诱惑的马路商街。当这台机器轰然倒塌，这些藏在缝隙里的生活温度尚存。

今天的太原南站，高铁在如今日益普及，成为“中国速度”的象征。越来越快的速度使人们的移动变得无比平滑，曾经因为交通不便而产生的摩擦力在渐渐消失。而这种摩擦力恰恰是人们熟悉自己周围的人和地方所必须的。此前人们必须身体力行地克服阻力，去探索城市、与城市中的人互动；而现在一切似乎都可以在手机里完成。人与软件平台等工具的互动取代了人与城市、人与人的直接互动。（摄影/佟鑫）

而如今，这样的缝隙也差不多快被清扫干净。城市更新的浪潮终将淹没这些看似不规整的、可以容纳私人记忆的角落。2020年，城市旧城改造被第一次明确且直接的提上中央议事日程，出现在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或许意味着“城市更新”将被当成任务在全国迅速且系统性地推开。昔日，城市被笨重的机器主导，粗犷的肌理尚可以容纳一些琐碎。现在，城市被更加高效的交通、联动一切的平台占领，敏锐的资本把消费主义的欲望铺散开来，一切都被夷平。更新，在很大程度上开始等同于“规范化”和“绅士化”，甚至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向“网红化”的趋势发展。（延伸阅读：网红化是城市更新大势所趋么）；政府主导，在某些情况下又走向了新形式的“一刀切”。在更加光滑的城市中，在同质化的、没有生命力的建筑群中，那些鲜活的地摊、街头表演将越来越难有栖身之所。我们又该到哪里去寻找那些可以安放生活的缝隙？

文/倪瑜遥（UCRC In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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