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初出茅庐第一功，是在博望坡燃那么一把火，把夏侯惇10万大军烧掉了多半，轻松退敌。

夏侯惇10万大军大半成了烧烤，小半仓惶溃逃，却引来了曹操50万大军的汹汹来袭。殊不知，诸葛亮竟故技重施，来了个更加狠辣的火烧新野，同样是赢得个干净利落，痛快淋漓。

火烧新野，曹刘双方的每一步，尽在诸葛亮掌握之中。战斗的全过程，曹刘两军似乎都在围着诸葛亮的指挥棒转，按照一个规定的作战方案，一步不差地演着自己的角色。过程、结果，都没有任何意外。

战斗之前，诸葛亮早已洞察先机。夏侯惇败走，新野县上上下下还在喜洋洋庆贺之际，诸葛亮已算定，曹操军马必然再次来犯，而他也早早谋划了对敌之策。

战端一开，安排孙乾、糜竺等撤退百姓，备下战场；安排关羽到白河上流头截水待淹敌军；安排张飞博陵渡口设伏待敌；安排赵云在城之四门设伏实施火攻；甚至，包括糜芳、刘封二人的疑兵与伏兵……步步相连，环环紧扣，起承转合，又无不一一应验。

这一仗，诸葛亮可以说是算无遗策，军事天才表现得淋漓尽致。

取得新野作战的重大胜利，就算是付出些比较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因为战争，就是人、财、物的付出，就是资源的消耗。而新野之战，刘备方面，不过是消耗掉了新野的民房。与重大的胜利相比，这个代价似乎并不算是太大。

但是，如果联系到其后一系列战斗进程，其后引发的战斗结果，火烧新野，也许可能算是一种失策。

因为火烧新野，自然就带来了新野城百姓的安置问题。在“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建安时期，只要有了人，土地的垦发，可能不是问题。而人力资源，弥足珍贵。所以，在刘备、诸葛亮，自然巴不得民众能够随他们跑。

问题是，撤离新野，下一个落脚点，樊城，显然也同新野一样，是不可能守得住的。那么，也就同样没有时间和条件安置新野百姓。荆州刘琮已经降了曹操，且因其篡位本来就对刘备充满防范之心，多半不会或者不敢收容刘备。带着这批百姓，如何是个了局呢？

在当时安危未知、去向不定的情况下，显然，准备打仗，才是第一要务。对曹操要作战，对荆州也可能作战。通过作战，争得立身之地，才可能作更长久的打算。而就作战来说，大批百姓的随行，显然是一大累赘。

后来的事实证明，刘备让这些百姓一路跟随，只是让队伍多受苦，百姓也多受苦，两方面都没有得到好结果。而由于百姓随行拖累，刘备人马行动不灵，不仅襄阳没能入驻，江陵也没能到达，更直接造成当阳景山几乎全军覆没的惨败。

火烧新野之时，刘备的人马，加上诸葛亮新招练的3000民兵，至少还在7000以上。按照诸葛亮当时的调度，关羽、张飞，各带有1000兵，糜芳、刘封带有2000兵，赵云带去搞火攻的，有3000兵。加上糜竺、孙乾带去护送百姓的，刘备、诸葛亮身边的，总兵力7000有多无少。

从襄阳向江陵进发时，除开关羽带走500兵到江夏搬救兵，刘备身边尚有本部精兵3000余人。其后诸葛亮又带走500人到江夏搬兵。刘备身边2500人以上的本部精兵，基本上都葬送在当阳景山之战中了。如果关羽、诸葛亮不带走那1000人马，恐怕同样也会葬送在景山之战中。

假如不是景山之战这样束手束脚、顾此失彼、被动挨打的作战模式，假如没有百姓拖累，在正常的两军对垒中，即使战败，也不可能造成这样惨重的损失。假如没有百姓的拖累，迅速赶到江陵，凭险据守，那么多半不会有这样的惨败。

幸亏有了刘琦所借之兵，否则，刘备几乎就没有再起家的本钱了。

由此看来，火烧新野，几乎可以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当然，在其后的演进过程中，刘备坚持带走百姓，在刘琮降曹之后，仍然固执己见地不愿攻占襄阳，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诸葛亮，作为军师，对刘备团队上上下下都必须有清楚了解的军师，对刘备的做派自是有所了解，对可能发生的情形应该有所预判，从哪个角度说，也都负有责任。

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不得而知。就像此前的火烧博望坡，202年由刘备导演的火烧博望坡，《三国演义》中成了208年诸葛亮的初出茅庐第一功。其实，那时，诸葛亮还在隆中，过着“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的日子，刘备也还不认识他呢。火烧新野，是否有弄巧成拙之嫌，亦不过姑妄言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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