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大脑是如何被影响的

尽管这看上去有悖逻辑，但大脑的发育却是通过自杀来实现的。出生伊始，你的大脑有着数十亿个神经细胞，可待你成年之时，大约只有一半活了下来。神经细胞的过度产生及其后来的削减，正是哺乳动物大脑发育的一个标志特征。大部分神经细胞如果不被使用，便注定要死亡，这种生物过程叫做“细胞凋亡”。由于你的大脑将资源都用在了确实需要的地方，这就使得大脑工作得更有效率。人们普遍认为大脑不会改变，殊不知再没有比这更错误的认识了。事实上，你的大脑总是在改变。真正的问题是，你该怎样引导并利用这种改变？

我们清楚地知道，麻醉品会影响大脑。它们有时会杀死细胞，有时则会让受体活动、神经递质功能甚至支持细胞活动发生更为微妙的改变。要理解这个，我们需要探讨一下“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这个术语，即人的大脑是可塑的。这里的“可塑”是指大脑并不是静态的，它确实会受环境的影响而改变。你在一年前所拥有的大脑并不是你今天的大脑。事实上，你的大脑无时无刻不在改变。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因为你也处于持续不断的变化中。

体验或纯粹的思考行为确实能够改变大脑。

巴斯库尔-里昂让另一组人在脑海中进行即兴重复演奏，即让手和手指保持完全静止，仅仅在想象中进行即兴演奏。令人惊奇的是，快速经颅磁刺激结果显示，这组人的大脑中负责手指运动的那部分区域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和扩大。可见，光是一种想象行为（也是思考行为）就能改变大脑的物理特性。研究同样表明，在人们用抗抑郁药改善抑郁后所出现的大脑变化也会在有效的谈话治疗后出现。此外，威斯康星大学的一项针对僧侣的研究表明：冥想使这些僧侣的脑波活动出现了持久而有益的改变。综上所述，某些谈话疗法能够治疗大脑，冥想也能让大脑产生暂时的或是持久的改变。

情绪：积极情绪更多地涉及前额叶皮质左部的大脑活动，而消极情绪则倾向于激活前额叶皮质右部。实际上，一项十分有趣的研究已经表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会对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我们可以在查看功能性脑成像图时发现这种差异。然而，就算不理解积极情感和积极思考的脑科学，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很多好的理由去注重积极的东西。整个积极心理学都是围绕“关注积极的东西能够为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改观”这一观点而建立的。快乐的人比不快乐的人表现得更好，他们能创造更多成果，一些研究甚至表明他们能够活得更久。对心境（mood）的研究表明，积极的情绪能够改善你的思考能力、记忆能力以及与他人建立社交关系的能力，这些能力对于摆脱渴求来说相当重要。例如，光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就能提高你摆脱消极情感并恢复积极情绪的能力。研究还显示，积极的情绪会增强复原力（resiliency） ，使人们产生积极的想法，改善记忆和思考能力以及各种社会关系。此外，积极的思考也能改善情绪、记忆、社会关系以及认知功能。你大概已经听说过那些处在一种向下的螺旋运动中并且抑郁消沉的人。可是，我在此描述的却是一种向上的螺旋运动，对你来说，唯一合理的做法就是尽可能地将你的思想和情绪聚焦在积极的事物上。

身体：最近，一项针对18例涉及该主题的研究而进行的元分析表明，身体健康可以提高认知能力，并且，这在提高执行能力方面最为明显（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做出的解释，大脑的这项功能对于成瘾及其康复来说十分关键）。这种现象甚至也出现在年龄较大的小提琴初学者身上，这就证实，虽然改变在你年轻的时候更为容易，但你永远都可以通过简单的行动来改变并改善你的大脑。

大量证据表明，儿童时期的体验也会影响到大脑的发展，无论是从消极的层面（贫困、躯体虐待、情感或心理虐待、性虐待、忽视等）还是从积极的层面（爱、怜悯、投入及互动等）来看均是如此。例如，在前语言期（preverbal）的儿童当中，比起首要语言来源为电视的孩子，其母亲与之说话的孩子能够更早地获得语言能力。童年早期的介入[7]能够改善智力和功能，甚至在这种介入已经结束几十年后也是如此。

b.羞愧

在那些遭受渴求的人中，羞愧是极为普遍的。《治愈羞愧，摆脱束缚》（Healing the Shame That Binds You）一书中，他对这种经历进行了描述。根据他的假设，“对进食失调的放任”本质上是对那些会导致羞愧的人际关系需求的一种替代。换句话说，在这些人那里，被爱、被抚育、被照料的欲望是不被接受的，它们不可避免地与羞愧联系在了一起。于是，食物成为了一种代替物。正如布拉德肖所写的：食物永远不能填满渴望，并且，随着渴望发展成羞愧，人们会用更多的食物来麻痹这种羞愧。这种元羞愧（meta shame），对偷偷进食和大吃大喝的羞愧是一种情感的转移，它把对自我的羞愧转变成了对食物的羞愧。

尽管人们有时不加区分地使用“内疚”（guilt）和“羞愧”（shame）这两个词，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或治疗角度来看，这两个词截然不同。虽然大多数人并未表达出这种差异，但他们似乎已经有所意识。在成瘾治疗界，我们将羞愧看作这样一种感觉：你觉得自己有一些非常严重的根本性缺陷，这让你变坏并且不配得到爱。“我是一个坏人”，这就是羞愧背后的核心想法。而另一方面，内疚则是你感觉自己做了错事。这里的核心想法是“我做了一些我本不该做的事”。内疚通常是一种健康的情绪，它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处理好与某人的关系或是在未来改变自己的行为。然而，羞愧却不能给我们带来补偿，不能带来纠正性的行为并以此打消“自己是个坏人”的想法。用这种方式来看待羞愧和内疚的话，内疚并不会危及一个人最核心的自我认同感。可是，羞愧却会给对人们来说最为重要的价值感和重要性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让人们无法有尊严地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体而生活。

羞愧者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堵“情绪之墙”。在观察者看来，他们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任何情绪，他们看上去镇定自若，对那些会让大多数人体验到（或表现出）强烈情绪的情境，他们似乎无动于衷且拥有免疫力。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那些表现出自怜或自厌的人实际上是在克制羞愧。但是，要看到那些情绪上无动于衷的人藏在其超然和坚强外表之下的羞愧却要困难得多。然而，无论如何，若想获得任何形式的解脱，应对羞愧是关键。由于羞愧让人不适，许多人都设法避免它或声称它并不存在，就连心理治疗师也同样如此。曾见有过许多这样的情况：治疗师往往由于自己对羞愧这一话题感到不适，于是便以一种极为简单的方式来进行治疗。一旦发现患者表现出羞愧或是流露出任何相关迹象，治疗师便会避开话题，试图将话题引到另一方面或是信口开河地敷衍过去。例如，患者有可能会表达出一种让人羞愧的想法或信念（口头地或非口头地），每当这个时候，治疗师便会立马跳出来，设法说服患者这并不是事实——即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好人。在收到这样一种回应之后，患者的体验并未得到认可，真正的问题被回避了，羞愧仍在暗中滋生。最初的羞愧还在那里，现在又多了患者因最初的羞愧而产生的羞愧。

从临床学角度来看，羞愧似乎既是成瘾行为的一种促成因素，又是成瘾行为的一种结果。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探讨的，唯有爱能驱散羞愧。

c.宗教

我曾治疗过几百名患者。对那些已处于人生第二阶段（即35岁以上）的人来说，问题的症结毫无例外地都在于他们无法对生活采取一种宗教的态度。——卡尔·荣格（Carl Jung）

当患者经历抑郁、焦虑、愤怒、怨恨、恐惧、压力、悲痛和失败时，他们的渴求出现得更为频繁、更为强烈。同样，根据我的经验，在这些情绪最为强烈的时候，渴求是非常难以抗拒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常常会屈从于自己的渴求，以致出现了更多的情绪问题。可悲的是，人们越是用力抵抗，渴求就越是恶化。我们无法通过与渴求作战来解决问题，我们只能让自己有所成长从而超越渴求。可到底该怎么做呢？

在宗教、精神性（spirituality）和成瘾三者之间有着一种深刻的联系。许多大型宗教都禁止或不鼓励迷醉物的使用。而另一方面，为了获得更深层的精神联系，许多世界宗教、神秘仪式或修行实践都会使用迷醉物或是利用迷醉行为。

在荣格看来，生命中最重要且最根本的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它们只能随主体的成长而不再引起注意。他指出，为了实现这种成长，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意识层面，随着某种新的、涉及面更广的兴趣的出现，主体将朝着这个新的超越方向进行探索，旧的问题便会逐渐暗淡并随主体的成长而不再引起注意。

从很多方面来看，这其实就是很多团体成员用来“解决”其各类问题的方法。酗酒者的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因为无法控制饮酒行为而出现的，但他们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似乎同饮酒没有任何关系。利他主义、乐于助人、更广大的精神目标，这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最后，以一种看似毫不相关的方式，他们竟渐渐失去了饮酒的欲望，这同荣格所描述的如出一辙。纽约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马克·盖兰特（Marc Galanter）是一位著名的成瘾治疗专家，他将这种过程称为“解脱效应”（relief effect）。他观察到，通过获得（经由集体参与）精神上的意义并将其加于自身体验上，人们可以从心理痛苦中得到解脱，而这种赋予并获得意义的做法也在此过程中受到了强化。

许多研究显示，遭受成瘾折磨的人只具有很低层面的精神性和宗教虔信，他们的生活常常缺少目的或意义。看起来，这两个结论最显而易见：第一，宗教群体有较低的成瘾率；第二，需要治疗的成瘾群体的宗教虔信和精神性层面较低。我们能从这些结论中推断出什么呢？首先，宗教有一种保护作用（但并非是绝对的保护）；其次，低层次的精神性是促进成瘾发展的危险因素。从研究角度看，我们仍然不清楚皈依宗教或宗教活动的增加是否能减少物质滥用的危险，我们也不清楚它们是否能增加康复的几率，但确定无疑的是，这正是许多选择用这种方式来获得康复的患者的普遍经验。根据对渴求者的治疗经验，采用精神疗法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从渴求中得到一种令人满足的、让人喜悦的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