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名垂青史，不只是归因于他美妙的文笔，更是因为其中的文字艺术和思想，无论在近代还是现代，都一直适用。
从前“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
现在“是吃不上饭而有本科文凭的”；
孔乙己炫耀“茴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
如今就是“民法刑法宪法法理，你会背么？”
“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
“你怎的连半个公务员都捞不到呢？”
学历的要求看上去变了，得到的知识似乎也越来越多了，但“孔乙己”们的存在，从来都没有变。
但所谓脱下长衫，并不是让我们都放弃读书，去干体力活。
而是需要看清自己：我是不是一个能把这件长衫留在身上的人？
在一个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一抓一大把的年代，如果保证不了自己能拼命考到高处（就像丁举人一样），就不要考虑工作体不体面。
但是“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样的传统思想一直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根深蒂固。
比如《都挺好》里，斯坦福的研究生失业了：
却仍不愿意放下自己名校毕业生的学历，去找一份能养活妻子女儿的工作：
一个博士级别的人或许能保住自己的骄傲和尊严，等着得到一份办公室的工作。
而普通高等院校的学生（像电视剧中这样有特殊关系的除外），为了家庭，服务员、外卖员的工作都不应该挑剔，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经济基础。
如果像孔乙己一样沦落到了盗窃的地步，身上那件长衫又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呢？
此时，一个读书人的身份毫无意义。
我们最需要的不是那个身份，而是它所带来的找工作、赚钱生活的便利。
《发展心理学》里有一段话：“成年早期不再仅仅是为了好奇求知而学习，而是利用所学来达到某种目的，如职业和家庭。”
教育的目的是给人更多更好的选择，好不等于轻松，好的事情，从来都不容易得到。
从另一方面来说，现在的“长衫”已经远不如孔乙己那个时代的值钱。
据统计，在清代童生总数约为300万人左右，秀才为46万人，清朝的人口为一亿到四亿，260年中，平均每年有11500多名童生，秀才仅1700多人。
而现在00后拥有专科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比为26%以上。
小红书上有人这样说：“学历并没有成为我的敲门砖。反而成为我下不来的高台和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当我接受平凡，接受和解，却发现再也回不去长衫。”
这段话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读大学好像用处不大。
学历之所以没有成为某些人的敲门砖，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她的学历并没有那么高，另一方面，是因为敲门砖是“学历+能力”的混合体。
一位教授说过，有时候学校有什么如拍摄之类的活动，本校的学生不一定胜任得了，还得找有实践经验的学传媒的普通学校的学生才行。
所以，要么忙着提高学历，做一个真正的长衫主顾；要么忙着提高能力，既然要生活，就不要拒绝短衣。
不是所有人，都能把长衫一直好好地穿在身上的。
孔乙己最后出场的时候，“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
他还是没能留住自己最在乎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