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喜欢过一个姑娘，喜欢了不少年，在我们都是二十来岁风华正茂的时候。
十年后这个姑娘就坐在我的斜对面，从别人口中，我知道她现在的身份是某某妻，是一位全职妈妈。
你当然猜得到，这个某某不是我。
下午一个杂志社的朋友约我出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她是个知性的优雅的独身主义者，我们夹起香烟聊起天来就跟一个人在家里写写字似的自如惬意。一杯烟将尽的时候，一个女人从后面走过来拍我朋友的肩膀打招呼，抬眼看见了我。僵硬几秒的法令纹告诉我她的意外，又颇为尴尬地捋了捋头发，笑着说：
嗨，好久不见。
关于这次偶遇我们谁都没有准备好。本以为在那样不体面不和平的分手后，这辈子也不会再有那么多的缘分凑出个轨迹相交点了，谁都没机会把自己打理得干净整齐、容光焕发到最好的状态给所谓的前任看。烧短的烟头烫到了指头，真他妈疼，我回过神笑道，好久不见，坐下吧喝杯咖啡。
咖啡馆在繁华街区的一楼，临街拦起一面宽阔的落地玻璃窗，沉默挺尴尬的，于是她和我朋友像二十出头的女生一样聊起了些雀跃的私人话题。我假意盯着玻璃外的车水马龙，却只看见了曾以为永远不会和她联系在一起的鱼尾纹现在一条一条游走在她的脸上，很刺心。其实也算得上是优雅的少妇，但明显比同龄女人沧桑不少，比如她身边的我的那位不大操心人间烟火的朋友。
我想到她原来的样子，在胶原蛋白还很富裕的年纪，她笑起来好看得像一朵山茶花，鲜艳明媚得仿佛一口气能开满春夏秋冬整整十二个月似的。
可我们已经十年未见。她这十年是怎么过的啊。
她曾经是个挺显眼的姑娘啊，聪明，开朗，头发扎起来清清爽爽的，眼睛干净得像一汪水。镁光灯下她把获奖证书放在我手上的时候，我只看见了那双灼灼的大眼睛，和附着在眼皮上歪歪扭扭不大熟练的眼线。她拿着话筒，咧开红唇礼貌而有分寸地请台下观众为获奖选手鼓掌，掌声稀里哗啦响起，我致敬感谢，下台就直打听这个主持人是哪个学校的姑娘。
二十岁的男生对女生一见钟情往往是荷尔蒙在作怪。时间一久，性格不合适的分分钟翻脸变作仇家；难得合适的，喜欢的感觉便很快地打完怪升级成痴迷了。
我一度痴迷这个姑娘比痴迷汽车模型和技术还要多。二十岁的我在一所普通高校学营销，专业课十有八九不在位，为了做一个新模型却可以钻进工作室不吃不喝摆弄好几天，出来的时候邋遢地跟条狗似的。但也就是这样才有了到姑娘的学校领奖并一举获得芳心的机会，除此之外，我好像也并没有太多可以拿来论道的资本。
有时候我会开玩笑地问她，追求者也不少，为什么选我。
因为你聪明啊，长得也还不赖。她笑得清新无害，回答得清晰明了。那时候我觉得自豪，为自己的优点被最在意的人肯定而狂喜，从没想过条件太具体是可以被优化版本替代的。
她酷爱主持，是学校里大小活动主持人的不二人选，后来因为台风稳健又应变自如在周边小有名声，近边的小公司年会之类也会叫她去。她特别愿意接这些活，有机会主持又能赚点外快。别人想做还没这本事呢，她扬起脸说，带着点稚嫩的骄傲。我虽然心疼她辛苦，但也对这样的热爱感同身受，更甘愿做一个摩的师傅风里来雨里去地护送她。风呼啦啦地吹着她的礼服裙摆，招来路人怪异的眼神，她一手拽着裙尾一手紧紧环住我的腰，并不是很以为然，反而因为觉得刺激笑得无比响亮，连空气里都是晴朗。
她也常像个小主妇，在朋友家借炊具做好了饭菜用保温桶拎到我的工作室里，提着我的耳朵催促着我先吃饭，或一把扯起我说你别太累了、放松一下来追我吧，转身就在巴掌大的空间里跑来跑去，兔子一样灵活得要命，顷刻间我觉得这十平方的地方就是天堂。更多时候，她会蹲在边上睁圆了眼睛看我操作，专注的模样让我乐不可支。
我说媳妇儿，我做梦都想成为一名汽车设计工程师，我都规划好了，我把自己做的项目给工程院的老师看，他说等项目做完就可以推荐我去汽车公司，就咱们市最大的那家。你知道汽车工程师一个月能赚多少吗？我掩饰不住脸上对未来的憧憬，抓住她肩膀的手充满了坚定。她眯着眼笑着看我，只笑着不说话。
事情变得不一样，是快毕业的时候。她想继续主持路，但她周围的女同学都去了稳定的国企，她听了太多的劝诫。
你明知道那条人多的柏油路是光明而这条有豆浆铺子的暗巷是黑暗，即便贪恋那一杯热豆浆的温暖而走进来，也禁不住想要快快回到光明里和众人一块。那黑暗是不确定的危险，对于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女孩来说，可能是毁掉一切。因此她心底里多少都有一些自卑和欲望，想要在这座陌生的城市找到那么一丁点的物质存在感。所以尽管她总能比别人勇敢一步，可摇摆不定，也就始终走不出那第二步。
她找了一份稳当的工作，跟一群在办公室里熬出一腰身脂肪的男女一块过着白开水的生活，每个人藏在暗木的办公格子里，一天说不上三句话，寡淡乏味得令人窒息。我说你这样浪费自己的天分我都觉得心痛，她说没关系，我爸妈亲戚都觉得在那儿干挺好的，国企，多体面。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那时候我们瞒着父母同居，为了节省租金就住进了我的小工作室里。那是个半地下室，晴天有几层阳光透进来，细小的灰尘在空气里闪闪发亮，像迪斯尼动画片里的地堡，神秘凉爽。但一到梅雨天，屋里的大半家具都要长出一层绿毛，空气里弥漫着腐朽的味道，夏天暴雨季更是像创世洪荒一样，常常半夜回来锅碗瓢盆都绕场无数周了，我们卷起裤管一起舀水，她起初还能提起兴趣浇水耍闹，一闹闹到天亮，后来就只是默默重复弯腰起身的动作，听着水盆机械砸进水里碰到地板的闷沉声，再后来干脆在雨水里洗了脚直接躺上床。
那会儿我自己的小项目还没做完，但投资商什么的都谈好了，再过一个月就出成果了。
那会儿距离毕业还有一个月，她说你找个正经工作吧，不要整天摆弄你的零碎了。
那不是零碎，我想说。可我更不想让自己喜欢的姑娘居无定所，每个穿裙子的季节都要扎起裙摆赤脚舀水，娇嫩的脚上泡出褶子。
在毕业前半个月，我辗转找到了一份房地产中介工作。她固然是不甚认可的，但至少比无业游民好得多。
正式上班以后，我天不亮就得爬起来骑电动车去门店上班，冬天的风刮在脸上生疼。每天上十二个小时的班，一天打两三百个电话直到嗓子冒烟声音沙哑，喝口凉水接着打。为了搜集楼盘位置和信息，头一个月里我的足迹几乎遍布了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穿坏了三双廉价皮鞋，有一双在扫楼盘的路上中脱了底，我捡起鞋底装在背包里，硬是穿着那双没有底的鞋走了一整天。就这样，如果没有业绩，那个月也只能领到一点微薄的底薪。
我不怕累，我愿意学习和努力，但我打心底里觉得无趣——这不是我擅长的领域，不是我热爱的事业。有时候在街上走着走着会突然往死里想我的那些模型和那个未完成的项目，蹲在地上觉得喘不过气。
卖房赚了钱之后，我们搬出了地下室，租了套一室一厅。我以为这样就可以重新回到我的轨道了。可是她开始越来越多地在我面前提起同事同学左邻右舍的状态，不经意间拿来对照着自己比较。
她说同事小刘结婚了，婚礼办得好排场，领导都出席了；她说小郭跳槽到了一家外企，拿外国人的工资，西装革履特有范儿；她说你给你们领导送个礼吧，我们办公室都送过了，领导一高兴就有了提拔机会。
我轻轻捏住她的手，定定地看着她问：你还记不记得站在台上拿着话筒，灯光朝你那儿一打的那种感受？
她眼神黯了黯说，提这个做什么，你不就是给不了也不想给我那些呗。
我愣了一下，艰难开口：那你记不记得你为什么喜欢我？记不记得我跟你说的，汽车工程师的事情？我都记得，我想再去试试。
你那是在给我画饼知道吗？没什么用的人才做的事！她满脸怒气，用力甩开我的手。
我懵住了，从没想过她竟会这么想，原以为相惜的心，原来自始至终都隔着一层庸兵俗器打也打不破的防弹玻璃窗。
我的期待转化为失望，进而到绝望。我不想再妥协下去了。
那天我们吵了很久很久，最后她把房间钥匙扔在我身上说，我们完了。被钥匙砸中的地方麻木地疼着，她带上行李删掉所有联系方式辞职离开消失不见。我缓缓陷进沙发里，把脸埋在手里，一个人呆坐了两天，从白天到黑夜，只听着空荡荡屋子里自己的呼吸声。第三天天一亮我就站起身拿上未完成的文案和模型去找了赞助商。
如果你觉得我是画饼，那我也要先画到最好给你看。
项目一开始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可我说过，我不喜欢轻言放弃，更何况是来之不易的、牺牲了爱情的、我热爱的事业。后来到底是做成了，我如愿从事了喜欢的职业，虽然那是几年之后了。我偶尔会想起她，也会隐隐担心她过得好不好。
十年之后，她又坐在了我的面前，皱纹在她疲惫而平庸的脸上喧哗，在她的眼睛里，那种充满骄傲和能量的神色，再也找不出一丝。她坐了一会便站起来说孩子快放学了得先回去，以后有机会再见。
她走之后，杂志社的朋友拿起咖啡杯，淡淡地说起，她的丈夫是一个商人，骨子里思想很传统，不喜欢女人在外面抛头露面，让她就在家带孩子。一带就是十年，带到脸颊瘦削，眼角起皱，身材走形，带到再也没可能走上主持台。
她过得富足吗？富足，但不快乐。我看见一个曾经充满了无数可能的山茶花一样的我爱的女孩活成了别人的样子，失去了吸收天地水分的能力变得干枯暗淡，再也走不回原来的路。
我又点燃了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又吐出来，青色的烟雾晕开模糊了我的脸。
姑娘，我多么希望当初你能再等一等我，也等一等自己的青春，即便我们仍然有可能不能相互依偎走到最后。
后来我也常常看到年轻的姑娘们在朋友圈里抱怨自己的男朋友只会许诺许诺许诺，嘴里的房和车不如一杯手里的哈根达斯。
可是姑娘啊，一个忍受得了辛苦和折磨，什么都没有，却爱你如生命的男人，当他把目标一条一条列在你面前的时候，他真的不是在给你画一张虚无缥缈的饼，是给未来的自己树了一座明亮清晰的灯塔，而那灯塔，就是茫茫人海中有你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