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争，是春秋战国时期所无法绕过的问题。

春秋战国之际，一方面400年的周礼制度作为一种传统力量的积淀还在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仁义作为一面旗帜仍然固执的发挥着统治人心的作用。另一方面上下移位，朝不保夕，政局动荡，各诸侯，各大臣以自己的力量争霸问鼎，逐鹿中原，国家、社稷、君主的生死存亡是最大的利害关系。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因此，功利主义在春秋战国盛行一时。

毕竟当时的天下，世无一尊，诸雄争霸；土无定主，士择君而投之。

有一部分人固然是为了理想与信仰，但不可否认大部分更多是为了功名与利禄。

儒家对这种现象，批评尤为严厉。

孔子重义，故曰：“君子喻于利，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这两句话中，“利”与“义”处于激烈的冲突之中，但君子贵义，正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但你若要问儒家为何如此，必答曰：理应如此，孔子所有的动机，皆不外乎一“义”字耳。

但儒家思想也有其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儒家高谈仁义道德，提出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譬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生的终极目标则是“止于至善”，却并不问为什么。

墨子重实用，故追求“为何如此”，而如被问及为何需要“义”时，必答曰：利也。墨子思想的所有根据就是一个“利”字，有利与否也是墨家划分善恶的标准，功利主义的倾向非常明显。

在两千多年之后，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认为道德以及法律的目的在于追求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其与墨子不谋而合，如若墨子遇见必然会引为知己。

在儒家看来“乐以为乐”，但在墨子看来则不然，如若不知“何故为乐”，则如何能知是否需要乐，或者如何“乐”？譬如建一所房子，在墨子看来，只有知道为何要建房子，即“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才能知道如何去布置房子，如何建好一所房子。

万事均要问为什么，才能找到“应该”与“不应该”的标准，也才能分清是非善恶。

孔子的义不仅排斥利，而且也不以任何事物为目的，义本身就是目的，就是最高的善。

在这一点上，墨家处理的比儒家高明很多。

墨子首先肯定了个人之利存在的合理性，然后说明个人之利只有在天下共利中才会实现。

墨子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主张就是为了富民安国这一具体目的，这也是墨家认为最高的善。

只有民富国安，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和欲望才有其实现的可能。

墨子强调互利，这种互利，就是墨家认为的义。

墨子贵义，是以“天下之利”为目的的，墨子的义具有明显的功利目的但这种功利目的不是局限于个人的小利，而是要求兼相爱交相利的人间大利。

墨子看来，行义的这个最终极的原因必然是“利”。

为何行义，盖因有利于民也。

当然，此“利”非蝇头小利，乃人生之利。

故《墨子·贵义》篇云：万事莫贵于义。

墨子又说“义，利也！”

《墨子》各篇也都是以正利主义为核心，以上利天，中利神，下利人的三利观为主要内容。从脩身存士，到尚贤尚同，以至节葬节用，甚至非儒和明鬼，都是基于正利的价值逻辑来考量利害、演绎墨义的。

一言以蔽之：墨子之道，利以贯之。

由此可以理解墨子为何多反对儒家主张。

墨子思想之根据在于“利”，故在其看来，国中所有的政策只有对于百姓有利才有价值，也才是一个好政策，而百姓之利莫大于百姓之富庶。故《墨子·节用上》云：

“圣人在一国施政，一国的财利可以加倍增长。大到施政于天下，天下的财利可以加倍增长。这种财利的加倍，并不是向外掠夺土地；而是根据国家情况而省去无用之费，因而足以加倍。”

圣人之治，在于“天下可倍”，万事于民有利方可行之。于民而言，最大之利莫过于富庶，所以任何对百姓的富庶没有直接的好处或者有害处的行为，则当废弃。所以，我们应该崇尚节俭，反对铺张浪费。故《节用中》云：所以古代圣王定下节用的法则是：“凡是天下百工，如造轮车的、制皮革的、烧陶器的、铸金属的、当木匠的，使各人都从事自己所擅长的技艺，只要足以供给民用就行。”而那种种只增加费用而不更有利于民用的，圣王都不做。

古代圣王制定饮食的法则是：“只要能够充饥补气，强壮手脚，耳聪目明就行了。不穷极五味的调和与气味芳香，不招致远国珍贵奇怪的食物。”

古代圣王制定做衣服的法则是：“冬天穿的天青色的衣服，轻便而又暖和；夏天穿细葛或粗葛布的衣服，轻便而又凉爽，这就可以了。”其他种种只增加费用而不更加利于民用的，圣王不去做。

又云：“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

盖当时之社会多铺张浪费之风，墨子以“节用”治之。

吾人亦应自省。

同理，吾人亦当“节葬”。《节葬下》云：

假使仿照他们的说法，采用他们的计谋，若厚葬久丧确实不会使贫者富、寡者众，不会使危者安、乱者治，这就是不仁的、不义的，不是孝子应做的事，替人谋划者不能不阻止他去做。仁者将谋求在天下除掉它，相互废弃它，并使人们非难它，终身不去做。

而墨子认为厚葬于求富、求众、求治皆无益处，故需去之（见《节葬下》）。儒家仿周礼，效仿先王之道，认为需要按照等级制度埋葬死者，而墨子则不然，认为只需“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即可。墨子主张节葬短丧，皆因其无利于民。这里便可看出儒家与墨家在观念上的区别，儒家认为应该恢复周礼，尊重贵族等级，而墨子则多着眼于普通大众。

同理，吾人亦当“非乐”。《非乐上》云：

今天下士君子，请当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

在墨子看来，乐之一物“亏夺民衣食之财”：制造、演奏音乐都需要大量劳力，不仅浪费财务，而且影响生产，且欣赏音乐时影响君子听政，干扰政务。于民毫无益处，故需“非”。盖因音乐为情感产物，故在极端的“功利主义者”墨子眼中一文不值。

当然，墨子在主张“节用”，“节葬”，“非乐”，不仅仅是因为其铺张浪费，还因为这些无用之物影响了人民生产。《七患》云：“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子之所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了不节也。”若无生产，则“节”之一字毫无意义。在墨子看来，只有首先重视生产，而后做到“节”，则人民富庶之日可望也。

对于墨子的诸多观点，庄子虽说：“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却又不得不感叹：“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此评价可谓中肯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