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八九月间，我从同家庄中学毕业，考入了位于百良乡的百良中学。
我的少年时期，活动范围主要限于段庄村、同家庄乡，更远一些的就是百良、杨家庄，至于距家30多里路的合阳县城大概一年去上一两次就算是开了眼界。因而初中毕业后到百良中学上学也算是走出了同家庄来到了相邻的乡镇。
百良镇离我们村不算很远，大概有六七里路吧。出村后向北走几百米到了大路，然后再沿着柏油路继续向东走五六里路后就到了百良镇。百良中学位于百良镇的最北端，学校坐北向南。学校的北边就是一道贯穿数公里的深沟，将合阳县的东北地界切成了沟南和沟北两个区域。学校的东边和西边都有村庄和人家，南边直接通往百良镇的街道。
百良中学最为有名的是学校的正中间有一座唐代的古塔，她的名字叫做寿圣寺塔，不过当地人都叫做百良塔。百良塔是一座实心砖塔，塔身十三层，高三十多米，每层的四角都有铁制的铃铛，微风吹过，铃铛发出脆响，显示着远古文化的传承。
学校的大门是蓝色的铁门，主门大概有五六米宽，两边是用水泥柱子隔开各有一扇一米多的侧门。进到校门口后，学校的中轴线以百良塔为南北轴线。
学校的东边主要是教室和宿舍区，教室和宿舍的建筑大都是两坡流水的平房，房子的檐口两侧都有围挡。学校的西边是操场和食堂。操场照例是土操场，食堂也是平房，食堂的后边好像也有一排平房。这排平房住着几个在学校工作的教工。
总之，百良中学是一所地地道道的农村中学，生源来自于合阳县东北四乡同家庄、杨家庄、百良乡以及王家洼乡的初中毕业生。学校的基础设施落后，在某些方面甚至于比同家庄中学都要差一些。不过，不管怎样，毕竟是高中，在东北四乡的乡下人心目中的地位还是很高，每年高考过后总有一些人能够脱离农门，进入位于大城市的高等学府学习。另外，百良中学的一些老师虽然不能说是鸿学大儒，但还是有一些老师在合阳东北的乡村有很高的知名度。像百良中学的王敏超、杜光前等老师也是誉满合阳地界，为这一方水土上的人们传播了知识与文化。
（一）高中记略
我的高中生活依然艰苦，但是当时的我们农家子弟都是一样的背着馒头，带着罐头瓶子装的凉菜，因而也就不觉得有多苦。
当时的高中一年级还没有分文理科，共有三个班，每个班级大概有五六十名同学，这样算来一个年级也不到200人。但这些学生也都是从同家庄中学、辛村中学、王家洼中学等初中考入到高中的。农村的孩子，能够考入高中的其实不多，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当年的同家庄初三（三班），考入高中的也只有几个人。大多数同学在读完初中后都走向了不同的去处，好多就永远的离开了校园，帮助父母种地、外地去打工或者跟着亲戚朋友学一些所谓的手艺。不过对于考入高中的孩子来说，最终唯一的出路就在于通过高考的独木桥成为大学生。否则，按照村里人的说法就是“这娃高不成，低不就”，其后的农民生涯都会很艰难！
1988年，我到了百良高中一班，班主任老师是教英语的秦智民老师。语文老师是郝顺才老师，当年的郝老师应该是位于沟北东部黄河岸边的王家洼乡人，他的语文讲课很有特色，朗读课文时慷慨激昂，每个字都发音很重，句子之间分的很开，现在依然能够记得的就是郝老师给我们讲述《五人墓碑记》的开头，“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的场景。
秦智民老师当时教我们英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秦老师个子很高，身材挺拔，讲课时拿着课本，嘴巴一直在动，而身体没有大的动作，不由使人想起“口吐莲花”这个词语。事实上，当年的老师们，都是乡村知识的传播者，感谢他们的教育，使得我们这些农村学生能够学到一些知识。
说到英语，还需要再多说一些。我们当年的英语学习开始于初中，在初中阶段我的英语一直不是很好，每次期中、期末考试都影响到我的总分。到了高中，当时阅读过一本书，书中有一篇华罗庚写的回忆文章，讲到他小时候学习的故事，其中讲到他对于好多知识，都是先背诵然后再慢慢理解的事情。看过这篇文章后，我就决定既然自己的英语不是很好，那就下决心背诵单词和语法把它学好。
于是我找来了当时能够找到的英语书，印象中有一本红皮的英语语法书，该书开本比一般的32开本的稍小，但是由于内容挺多，厚度大概有三四百页。我从词法、句法开始学起，大概用了不到半学期将这本语法书包括例句全部学完，内容也几乎可以全部背诵。现在有印象的还是在早晨上早操时，一边跑步一边在心里复述着书中的内容。经过有意识的突击，自己竟然慢慢的喜欢上了英语，后来我的英语成绩渐渐的得到了提高。
到了高二时我们进行了分班，高二年级的三个班分成了两个理科班一个文科班。总体来说，我的各科成绩比较均衡，文科类的历史和地理其实我也是比较喜欢，但是当时学习好的学生大都选择了理科，正所谓“学好数理化，走到哪里都不怕”，于是我就跟随大流，选择了理科。
写到此处，不由想起我的儿子前几年在宝鸡中学上学，高一时文理没有分科，他的成绩很好，综合成绩在二十名之内，在二十几个班中的两个重点班学习。到了高二分班时，又在纠结学习文科还是理科。当时的年级主任建议儿子报考文科，认为如果报文科肯定可以上一所国内一流的大学。我和爱人貌似民主，与儿子多次协商，最终在我们两个工科出身的父母引导下儿子最终选了理科，虽然最后高考成绩还算正常，但是我们现在有时聊天时还在想着当年儿子如果选择文科又是一种怎样的结果。不过，人生没有回头路，既然选择了，就沿着选择好的路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高二教我们语文的是李玉珍老师。李玉珍老师的家就在百良村，他的爱人李蔚华也是百良中学的老师，是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主要带高三政治。李玉珍老师有个女儿叫李梅，当时也在我们学校上学，后来好像选择了文科。李玉珍老师个子不高，说话声音很是柔和。印象较深的是她对我的作文比较欣赏，经常作为范文在班上讲评。
当时的作文教学是每两周要写一篇作文，每次是两节课时间。高中阶段主要是议论文的写作，老师布置下作文题后，我一般几乎要用一节课的时间来想文章的论点、论据，对于论点一定要有新意，想好后最后再用一节课的时间完成作文。高中的作文篇幅也都不长，一般是八九百字左右，时至今日，对于当年写的作文是一点印象皆无，有时在想，如果当年所写的作文能够保留至今，现在回望，那将是一件多有意义的事情！可惜不只是当年的作文、日记没有半点保留，甚至于当时的所有学过的课本现在都无半点踪迹。
时间很快就到了高三，高三时我们的班主任是王继科老师。王继科老师家也在百良镇百良村，他是一名经验丰富且爱岗敬业的数学老师。王老师作为我们的高三班主任，除了数学的教学，对于我们的生活也很关心，他知道高三以及高考对于我们这些农村的学生到底意味着什么。数学课堂上的具体内容已然忘记，但是图形和代数结合进行解题的思路以及各种三角函数的变换都是王老师教会了我们。求极大、极小的方法在高中阶段结合函数的图形进行求解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到了大学学习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还能够回想起高中所学过的内容。
王继科老师个子不高，穿戴整齐，印象中就是蓝色的中山装，到了冬天似乎还会戴一顶深色的鸭舌帽。作为我们的班主任，我们学习和生活的各个环节中都有王老师的身影。王老师的勤勉、工作的认真以及自律深深的影响着我们这些学生。说到自律，王老师在自己宿办合一的房间中有个条幅，上书“闲谈不过五分钟”。在当时的乡村，能够将自己坚信的信条公之于众并努力做到实在是难得。其实“闲谈不过五分钟”这句话看似简单，做起来还是很难。因为要做到这点，你必须知道自己的主业和目标是什么，我想我们的王老师内心肯定有着自己坚定的目标。这与现在所说的“聚焦”一词有着类似的含义，你必须聚焦于自己所关注的主业或目标，才能够达到成功的彼岸。另外“闲谈不过五分钟”这句话，在当时可能就是要关注工作和学习，不要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其实当下的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在吞噬着们的时间，将我们的时间进行了碎片化。我想，新时代下我们是否应该将“刷视频、看手机不过五分钟”作为我们每个人的信条。
高三的学习生涯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预考。具体在什么时间现在已无法想起，大概应该在高三的第二学期。当年的预考还是很严格，预考通过率一般是50%左右，这意味着有一半的学生即使完成了高中的学习，由于成绩的关系而进不了高考的教室。高三预考，我的成绩还是不错，是百良中学理科班应届班的第一名。
高考预考完后，百良中学将原来的两个理科班进行了调整，两个班合成了一个班。到了高三后期，百良中学的高三年级应该有一个理科一个文科班，以及一个理科补习班共三个班级组成。这意味着1991年的高考，我们整个合阳县的东北四乡，大概只有六七十名同学具备了走入高考考场的资格。
预考后的学习是一天比一天紧张，当年是怎么熬过的、怎么样排解的压力，现在已没有很深的印象。总之，时间很快到了7月，当年的高考是在7月7日到7月9日。
1991年，我们的高考考场像往年一样在县城的合阳中学。学校雇了一辆大巴车，把我们这些农村学生拉到了位于县城的合阳中学参加高考。
我们借宿在县城的一家单位。这家单位好像位于县城的一个拐角，靠近马路，是一栋三层楼。我们男生们挤在一起，住在三楼，第二天的早晨，我起了个大早，站在三楼通向楼顶处，看着县城路口来来往往的人群和正在开门的店铺，感受到的是不同于乡村的都市生活。是的，三年高中生活可能就此结束，遥远的都市是否能够有我一个乡下少年的生存空间，此时的我站在了人生的路口上。
考试的过程，紧张但似乎一切都还算正常。每次考试完我们回到住宿地难免互相打听，对照答案，心里盘算着考试的得与失。考试期间的饭食，我们提前交了费用，由学校统一安排，在我印象中，考试几天的饮食还是很好，看来当年的老师们还是费了心思，尽可能的为学生们创造一个好的考试环境。
到了最后一天，走出合阳中学的考场，老远我就看到了我的母亲和三池村的小姨。原来我考试的这几天，我母亲就来到了合阳县城，只是怕打扰，而没有在考试期间找过我。可怜天下父母心，高考始终牵动着父母的心。
两天半的高考很快过去，大概两周后我们就又回到了百良中学开始报志愿。
当时报志愿也挺简单，高考成绩是没有出来的，分数只能是大概估计。当时报志愿的想法很单纯，一定要离开自己生活了十八年的乡村，师范类、农学类坚决不报。当时的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以及渭南师专的学生，学业完成后大都分配到了农村，成了农村学校的老师。自己从出生，整天就在农村，帮助父母耕种，考大学就是要跳出“农门”，农学类的专业是坚决不会报考的。
当时的报考志愿我们能够参考的好像就是一份报考志愿的报纸，看着报纸上的各种学校和各种专业，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真是陌生。不过除了农业类、师范类，我对地质类专业相对感兴趣一些。感兴趣不是说我对地质类专业有多了解，只是因为小时候看过有关地质学家李四光的相关报道，另外还想着学地质，毕业后可以到处走、到处逛，看尽祖国大好河山，弥补自己没有走出过合阳县城的遗憾。另外，同学卫平的父亲，我们村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个大学生，学的专业就是地质学。当时的地质类专业属于艰苦行业，相较于其他专业还有一些补助，所有的这些就更坚定了我选择地质类专业的决心。
大专业敲定后，其他就好报了。当时还没有所谓的985、211高校的说法。大学主要分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重点大学有一道分数线，其后就是本科分数线，再后边就是大专和高中专分数线。一般分数线差距不是很大，大专与本科就差二三十分左右，不像现在大专与本科能够低一两百分。
印象中，我的提前录取学校报的是北京大学的地质类专业，重点大学报的是中国矿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和中南冶金学院，普通大学第一志愿报的就是西安地质学院。专业报的都是应用地球物理，至于为什么报应用地球物理，主要觉得好像这个专业既有地球还有物理，似乎挺高深，其他一概不知。当时的自己，自认为数学、物理学的还是很好，似乎只有艰深的专业才能安放自己火热的青春。多年以后，网络红人罗永浩自称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其实作为一个不再少年的小镇做题家，谁还没有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需要用青春来作为赌注！
高考成绩是什么时间出来的，现在无法想起，不过我当年的分数好像是500分左右，这个分数上了本科线，但是没有到重点线。因而知道自己大概率就是西安地质学院了。
暑假的时间在焦急和等待中度过，大概在八月份，收到了西安地质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被西安地质学院物探系应用地球物理专业录取了，记得拿着录取通知书，我的本家三伯说，“世栋，你厉害，后边就要研究地球啦”！
多年以后，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再补考一年争取上个重点大学？听到这些，有些默然。那个时候，考上大学，就是天大的喜事，家里的经济条件、周围的环境不会允许你挑三拣四！高中的阶段，仿佛一盏捧在手里的油灯，小心翼翼，才能闯过风雨飘摇的黑夜，到达一个有着阳光的玻璃小房。
1991年的八月末，我收到学校通知书后，村里的亲朋好友、本家，有的拿着鸡蛋，有的拿着挂面等物品来到家中祝贺。为此，父亲专门到同家庄镇上，买了一些大肉，叫了村里的厨师做了几桌菜，算是对大家进行了答谢。
（二）高中的生活
高中阶段的生活，依旧是在贫穷且充满升学压力下所度过的三年。不过，由于经过了初中三年的锻炼，我们都基本上适应了学校的住校生活。
百良中学离我家大概有六七里路，来回还需要经过一段陡峭的五里坡。因而，高中阶段，我们一般一周只能回去一次。我读高中阶段，时间来到了八十年代末期，粮食已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家里相对都缺钱，经济都比较紧张。因而我们在高中都是背上几乎够我们吃一周的馒头到校，到了后半周，从家里带来的菜基本上已经吃完，馒头也已发硬变质，这个时候才从学校食堂买一些学校的馒头和面条，算是搭了半灶。
每个周日的下午五六点，是去学校上学的时间。这个时候，我的母亲给我准备了一周吃的馒头和装在广口罐头瓶中的凉菜。当然装在小瓶子里的辣子、盐也是需要带的，关键的时候开水泡馒头离开了辣子和盐就无法下咽了。
罐头瓶子中的蔬菜每周都有差异，不过大都是一些切碎的辣子、切成丝的萝卜或者腌制好的蒜薹等常见并相对放置时间能够稍长的一些蔬菜。馒头都是雪白的大馒头，只是前半周这些带来的馒头味道还可以，到了后期大多就有一些异味。
后半周，我们的馒头和菜基本吃的差不多没有了。这时候就到位于学校最北边的学校食堂排队买一些馒头和菜，有时候是一些面条。菜大多都是白菜或者萝卜片，切一大锅，用开水煮。菜快熟了然后再在上边放一些油辣子。满满的一大锅开水煮菜，上边漂着一层红油辣子，看着似乎油汪汪还有些香气。一份菜是一角还是两角的价格现在已无法想起，不过我一般是和卫平合伙两个人买一份，就着馒头填饱肚子。
有时候中午饭会有面条，面条照例都是机器压制的面条。一份面条需要四两粮票外带一毛钱的菜钱。面条下好后，大厨们先将面条捞到我们从窗口递进去的搪瓷碗里，嘴里噙着香烟，潇洒地从大锅里打上一勺或者半勺的水煮菜。当时的我们中午吃上一份面条，感觉到生活是那样的美好。
百良中学的住宿条件还是很艰苦。我们的宿舍就在学校的东北方向，一般是一个班级一个宿舍。宿舍和教室的房子差异不大，从宿舍门口进来后，房间沿着东西方向被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宿舍中没有床当然更没有北方农村的土炕。顺着东西方向用砖头砌有两排高度大概在半米左右的砖头平台，这就是我们的床铺位置。每个人的住宿地界大概和初中一样，三个砖头宽的位置就是自己的容身之地。
我们一般就在这砖垒的所谓床上先铺一层塑料纸，然后再在塑料纸上铺上褥子，被子放在靠近砖墙的位置，这样床铺就算布置妥当。自己在床铺位置上方的土墙上再钉上一个钉子，用来放置从家里背来的馒头、菜，基本的生活条件就算有了。
每天10点多才能上完晚自习，冬天我们迎着刺骨的寒风来到宿舍，穿着夹衣缩进被窝，随着夜晚的到来也能够进入甜蜜的梦乡。夏天就比较遭罪，除了闷热的天气、污浊的空气，最为讨厌的就是跳蚤和蚊子很多，咬的人浑身发痒，很难入睡。不过有时候晚自习后，我们男生将课桌挪到一起，搬来被褥，晚上就住在教室，第二天大家上课前再将被褥搬离教室。
我们当时的衣着，都很简陋。
外套一般都是家人买来布料，找乡村裁缝进行缝制。春秋季节的衣服似乎很少，大概过了冬天基本上就成了夏天的衣服。我的小姨给我织过一件棕红色的毛衣，穿在外套下边，就算是春秋季最好的衣服了！夏天大都是穿着十几元钱一件的质量不是很好的确良衬衫，经过水洗后好多都翘了起来，皱皱巴巴地露出了化纤材料固有的属性。而冬天的棉衣棉裤，都是自己的母亲缝制而成。
大概在高一的秋天，家里的烤烟卖了，当年好像收入还不错。母亲来到同家庄镇上给我和妹妹一人花了40元钱各买了一件“羽绒服”。妹妹的是红色的，而我的是蓝色和棕黄色两面可以穿的一件上衣。一般，都是穿上棉衣后，将所谓的羽绒服套在外边，似乎显得体面一些。穿着这件外衣，我总是想起初中阶段英语课本中哪些名字叫做约翰、米莉等外国小孩所穿衣服的样子。
后来到了寒假，在西安上大学的隔壁女孩看到我和妹妹所谓的羽绒服，认真进行了对比后给我进行了小心翼翼的解释，我大概才知道了真正羽绒服与40元丝绵外衣的差异。
春秋季，我经常穿一件米黄色的外套。这件衣服是母亲从县城购买叫做“将军呢”的布料，找集市上的裁缝缝制的。这件衣服相较其他衣服最大的改善是用拉链代替了普通的纽扣。
至于脚上的鞋子，一般都是母亲手工缝制的条绒布鞋。这种布鞋，穿着很舒适，也是一个乡村学生所应有的装束。只是，冬天下雪的时候，我们穿着的这种条绒布棉鞋刚开始还挺暖和，当被雪水渗透的时候，透着刺骨的寒冷。这个时候，跺脚似乎就成了唯一的取暖方式。
到了高三年级，我在县城工作的三池小姨给我买了双鞋帮白色而底部带着橡胶疙瘩的运动鞋，这双鞋似乎是我穿过的第一双运动鞋，后来考上大学，我将它带到了西安。穿着这双运动鞋，与母亲手工制作的条绒布鞋感觉还是不太一样，似乎这就是商品的价值。
对于皮鞋，在高中阶段是没有半点奢望的。当时的班上，穿皮鞋的不超过两三个人，一般都是家庭条件较好或者父母有工作的同学。记得南长益村的邹万红同学经常穿一双黑色的皮鞋，显得很是体面。万红很是爱惜他的皮鞋，经常在宿舍里用鞋油擦拭。到了晚上也不敢像我们一样将鞋子放在脚下，而是将皮鞋压在枕头下，以免被别人偷走。
西同醍的李永春同学，他的父亲是教师，家里经济条件好一些，开学的第一周穿着皮鞋，晚上睡觉时就被人偷走了鞋子，到了周六只能穿着雨鞋回到自己的家中。多年以后我们团聚的时候永春将此事当做笑话又讲了一遍，但在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沮丧与无奈啊！
至于来回上学，离家远的大多是本村的两个人搭伙骑一辆自行车，离家近的就是步行。前边说过，我们村离百良中学大概有六七里远，在我们心中，除了杨家庄乡的同学，我们就算比较远的。一般都是骑自行车上学。上学时是下坡，一般都很轻松，骑着自行车潇洒的一路奔驰而下，五里坡陡峭的马路上留下了我们欢快的笑声。放学时推着自行车，和同学们聊着天，带着中学生特有的希冀，冒着汗回到离开一周的家中。
到了冬天，路上结满了冰。汽车走过，路面就显得坚硬且光滑，这个时候只能靠双脚步行。一九八九年的冬天，我们所处的渭北旱塬，竟然下了多年不见的大雪，现在能够想起来的是茫茫的大雪笼罩着昔日长满庄稼的土地，一切都归于平静。不过，当年的我们，背着装满馒头的布袋，迎着风雪毅然地穿行在求学的路上。
春去秋来，花开花落，三年的高中时光，在段庄村与百良中学的这个区间转眼即过。
（三）我的老师
百良中学与同家庄中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同家庄中学是三年制初级中学，而百良中学属于三年制高级中学。当然由于学制的不同，老师也有很大的差别。
当年的合阳县，大概有四所高中，分别是合阳中学、甘井中学、黑池中学和百良中学。合阳中学在我们上高中的那几年也没有在乡下招收拔尖的学生，一般的农家子弟按照命运的安排，一般中考后就来到了自己所对应的片区开始了高中生活。
百良中学据说在六七十年代也有过辉煌的时期，当年的高考成绩可能也曾经在合阳县处于过领先地位。不过到了我们读书的那几年，百良中学的高考成绩就不是很好。不过，再破败的学校，都有一些优秀的老师在支撑着学校的门面。
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就听说了一些百良中学老师的传说。王敏超老师、杜光前老师在当时的东北四乡很有名气，他们的数学教学水平、语文教学水平在农人的传言中得以四处传播。不过遗憾的是，我好像没有机会接受过他们的亲自授课。王敏超老师在我印象中就是一个彻头彻尾农人的打扮，个子不是很高，双目有神，经常在嘴间噙着一个烟斗，自信而又匆忙的行走在校园中间。至于杜光前老师，我是毫无印象，只是在校友零散的回忆文章中可以领略到一些杜老师学为人师的风范！
其实除了他们两个名望很大的老师之外，百良中学还是有着一批将教书育人作为使命的好老师！
前边说过王继科老师、郝顺才、秦智民老师的一些情况。其实还有一些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蔚华老师，因个子很高显得有些消瘦，黑色的脸庞，当时教我们高三年级政治。李蔚华老师的政治教学很有特色，现在能够记起的是高三预考过后，李老师的政治串讲。似乎是几个班一起听课，李老师站在讲台上，将当时我们高中的政治知识结合时事政治融会贯通并结合历年考题进行分析讲解。他的讲解让我们一帮乡下孩子感受到所谓的政治与眼前窘迫生活的异样之处。
李田生老师是上合义村人，他的姑娘李春燕是我们的同学，李老师个子较小，带我们语文，但是讲课特别干练。只要听上几节课，就能够感受到他的教学风格。王创奇老师，带我们化学课，王老师是百良村人，教学严谨，后来我在家乡金水文学微信公众号上经常可以看到他写的精美散文和随笔，不知王老师是否能够想起他当年的学生。真希望他有时间能够写写百良中学1988年至1991年期间的一些教学生活，让我们这些学子更能够多一份思念与牵挂！
前边写的这些老师在我们当年的认识中都是年龄相对大的骨干老师，其实还有一些年轻老师一直在我的脑海闪现。
薛民学老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物理专业，是我们的物理老师，他家应该在沟北的王家洼乡，他有个侄子叫薛小强，和我们是同学。薛民学老师，人瘦，个子也不算高，戴一副近视镜。由于刚参加工作，有着浓厚的学生气，活脱脱一个大学生的形象。
李xx老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李老师的家在马家庄村，与李红武、李信昌、李林侠是一个村庄。李老师圆脸，人很文静，教我们政治课。后来找了一个山西铝厂的男朋友，最终远嫁黄河东边的山西铝厂，担任工厂子弟学校的老师，也算是离开了贫穷落后的家乡。还有一个年轻老师是党文革，似乎也是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党老师短发，戴眼镜，经常穿一套绿色的西装，带我们生物课。
这些老师当时正是二十二三岁的年纪，充满了活力和朝气。他们大多都是临近村庄的学生，好多都是当年从百良中学毕业考入大学，在陌生的城市上了四年大学，又回到了乡村，不同的是当年走的时候是农村学子，回来成了乡村高中的公办老师。
百良中学的老师们为了自己学生付出了自己的一切。我的老师们因各种原因留守在那个偏远的乡村中学，向他的学生们传授着有异于乡村常识的各种知识。这些知识包括了先贤们的思想、西方的数学、化学和物理方面的科学知识，他们的思想照耀了乡村学子灰暗的道路。多年以后，我回到家乡，带着我的爱人探望我的母校，依然能够看到破旧的学生宿舍和老师宿办合一的房间以及房间门上挂着的陈旧门帘。好在，墙壁上的黑板报上的内容似乎还是与这个时代保持了信息上的同步。
说完老师，再说说我的同学们。
（四）我的同学
前文说过，我的同学大都是来自于东北四乡的农家子弟。条件好一些的父亲或母亲有一份公干，在我们乡下那就是很好的家庭背景了。这种差别在大家的穿衣上、生活上还是能够看出来一些端倪。不过，当时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在高考的主线上，因而生活的差异也不是特别明显。
我的同学中有一部分是从同家庄中学过来的，因而我们比较熟悉，有着共同的初中岁月。
乔晓峰、乔全兴来自于南龙亭，南龙亭虽然与我们隔着一条横贯东西向的沟壑，但我们都属于同家庄乡。因而我们当年都在同家庄中学读初中。另外李兴林家在乌池村，我们也是初中同学。乔晓峰、李兴林当时都极度聪明，数学、物理学的很好。在初中、高中阶段他们个子也都不是很高，后来到了大学，都是高个子。尤其是李兴林，到了大学阶段，越长越高，身高有一米八以上，不过当时还真看不出来。乔全兴，人瘦，经常穿着一件绿黄色的军上衣，人很幽默，经常有一些不同于常人的奇思妙想。
邹万红、成君昭也都是从同家庄乡中学考入百良中学的。邹万红是南长益人，语文学的极好，爱争辩，他的思辨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的祖父似乎是早年毕业于延安大学的学生，在我们那一带还是有一些名气。成君昭，成熟稳重，是我们班的班长，他家在三池村，和我舅家是一个村庄。
党社宏、杜文正他们的初中都应该在辛村中学毕业的，辛村中学是百良乡的初级中学，我在初中阶段的初三年级曾经在辛村中学读过一周，后来因故又回到了同家庄中学。党社宏家在东宫城，杜文正家在离百良镇很近的尹庄村，该村属于名相伊尹的故里。党社宏当时人高马大，人也长得帅气，在我的印象里，冬天穿一件带有人造毛的条绒防寒服，看到他我下意识中总有《岳飞传》中辽国的大将们似乎就是这种气质并穿着这种漏出皮毛的衣服。
除了他们，还有一波人需要好好写一下。
这波人来自王家洼乡，王家洼乡东邻临黄河、北邻韩城，在地理位置上和我们离的较远，他们说话的口音以及一些风俗习惯与我们也有一定差异。当时的王家洼乡学生学习都很扎实，成绩也都很好。
白安林、王青、何革学就来自于王家洼乡。上大学阶段，有一年从学校回家，我和李兴林、乔全兴等翻过西同醍沟去过白安林远在王家洼的家。他们村叫什么名字现在已无法想起，印象中白安林家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妹妹!王青家在黄河边的榆林村，这个村庄与黄河相依偎。上学以及后来工作期间，我曾说到我的家乡位于渭北旱塬临近黄河，但真正距离黄河还有二三十里的路。王青所在的榆林村，却是实实在在的紧挨着黄河，夏日的傍晚应该能够听到黄河奔涌的涛声。
在高中阶段，我们村在百良中学读书的有吉卫平、吉卫东、吉德厚和雷富盈，我们几个本村同学关系都不错。从百良学校回家的路上，私下曾经开玩笑说卫平、卫东和世栋这三个人的名字在字面上有一定的关联。而雷富盈家是我们村二队的，俗称村东头的，他家离我们家相对较远。但在高中阶段，我们关系很好，他在语文学习方面很仔细、认真，阅读过的书籍上都有各式各样的标注，对我这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人有很大影响。
除了我们这些男同学，女同学也很多。不过当时，我们男女同学之间和初中一样在公开场合不大交流。当然，那个阶段青春的荷尔蒙正当充盈，表面的平静不代表河流下边没有暗潮涌动。可惜，我当时应该发育相对迟缓，属于老实而又后觉之人，对于男女同学们之间的事情了解不多。以至于到了大学听到某同学说谁和谁关系好，当时还是吃了一惊！
我们的高中，女同学数量上大概占了有一半。
现在能够想起的是刘红霞、闵娟芳，他们两个学习都很好，来自于黄河岸边的王家洼乡。刘红霞人长得很漂亮，眼睛明亮而又弯曲似月，有着高中女生所特有的机灵与活泼，她大概在高三时离开了百良中学转学到了别的高中。这一点和王青、何革学有些相似，王家洼的一些同学在高三时好多都转学到离他们更近一些的韩城市司马迁中学读书。
党峰阁是东宫城人，学习好也爱说爱笑，她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的弟弟妹妹都很优秀，后来都分别考上不同的学校。东宫城属于百良乡的一个古老村庄，村口有着一个很有历史感的圆门洞，电影《百鸟朝凤》在东宫城村拍了很多镜头。
杨耀文、李林侠、张晓桂和我们一样共同属于同家庄乡，我们在初中时应该就是同学。他们后来都考上了很好的大学，尤其是张晓桂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最后在上海工作，在朋友圈中看到她的儿子很是优秀，前几年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在高一时我和李林侠是同桌，当时我是物理课代表，她是化学课代表。当时的课代表好像也不用选举，只要你的成绩排在全班第一你就是这门课程的课代表。作为一个女生，能够将枯燥无味的化学学好，还真不容易。杨耀文的家就在同家庄村，她的英语很好，她和乔全兴当过同桌，在班级微信群中似乎曾经聊起过有关英语课堂回答问题的趣事。老师提问乔全兴有关英语的问题，杨耀文总是在第一时间给全兴准备好答案并悄悄的不动声色地小声说出来。杨耀文后来考上了宝鸡文理学院，我分配到宝鸡烽火厂后，假日曾经到文理学院找过我的高中同学，假期中曾经一起骑着自行车出游，蜿蜒清澈的清姜河水应该看到过我们留下的身影。
李梅是我们老师的女儿，她的父亲是当时百良中学的教导主任李蔚华，她的母亲教我们高二语文。李梅后来学了文科，据说在金融系统工作，事业上是很有成就。当时我们不知出于什么缘故，有一段时间将李梅与王青扯在了一起，可能唯一的来源在于“青梅竹马”这个描写两小无嫌猜的成语吧！
当时比我们高一级还有一位叫李春红的姑娘，是我们一位老师的女儿。十八岁的年纪正当青春，加上干净整洁的衣裳，活泼开朗的性格，她美丽的身影，自然的凝聚了我们一帮男生们的所有注意力！
农村的中学，每到元旦，经常还因陋就简的办一些文艺晚会。平时读书的教室，将课桌搬到墙边，中间形成一个相对开阔的空间，就是我们表演的舞台。在教室顶部搭上几条彩色的拉花，必要时将头顶上的荧光灯关上几个，点上一些蜡烛，买些花生、瓜子、糖还有几样简单的水果，节日的气氛就慢慢的就充盈了起来。
美国流行的霹雳舞不知顺着什么样的传播渠道竟然悄悄的的流传到了穷乡僻壤的农村中学。元旦晚会，大多数节目就是大家唱唱歌或者演一些类似于情景剧的所谓小品。当时的歌曲好像有《梦驼铃》《黄土高坡》、迟志强的《铁窗泪》等正在流行，我们的同学们唱的是有模有样。晚会的高潮都是火爆的霹雳舞或迪斯科。元旦晚会的时候，总有几个勇敢的姑娘站了出来，迎着同学们火热的目光跳起了撩动大家心弦的迪斯科或者霹雳舞。男同学潇洒的太空步、滑稽的擦玻璃动作，女同学充满动感的舞步、优美的身材、扭动的身姿召来了所有人艳羡的目光。其实舞姿是否优美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对美的追求、青春活力的释放以至于高考升学压力的释放！
我的高中同学，大多来自于乡村一隅。经过几年的高中学习，最终大都进入了高等学府，离开了生养自己的这片黄土地，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事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白安林考入了中国矿业大学、乔晓峰和李兴林考入陕西机械学院，还有一些同学考入大连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后来的985和211高校。有些读完大学后，进一步深造，在九十年代完成了硕士研究生的学习。作为七零后，现在大都五十岁左右，好多工作于北京、上海、西安，甚至于国外，大家伴随着国家经济的飞跃，实现了个人阶层的跃迁。
不过，我想我的同学不管现在是某书记、某局长、某老总或者是一般的工薪阶层，在寂静的深夜，肯定仍然会想起那座位于百良镇最北端临近沟壑的百良中学！
（五）几件小事
高中的生活是在平静而又紧张的气氛中度过。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农村，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但是总体还是落后，尤其是我所在的那些乡镇。文化生活也是贫瘠不堪，但有些新的思潮还是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沉寂。港台流行歌曲、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还有琼瑶的言情小说甚至于三毛、席慕蓉的散文很是流行。我的高中生活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发生着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各种事情。
我的高中阶段是在八八年九月到九一年七月，当时我们合阳县大力发展烤烟种植。因而家里的主要经济作物主要就是烤烟，每年家里种上三亩烤烟，年景好的时候每亩地毛收入能够到三百元，当然刨掉50元一亩的包地款等消耗，真正的收入其实很少。因而父亲就需要在农闲时找一些其他挣钱的路子。
八八年的那段时间，各类生活用品价格莫名的升高。日常用品像煤油、盐、火柴等价格慢慢涨了上去，最为明显的是当年的一包十盒包装的火柴大概是两毛钱，这个价格似乎维持了很多年，但是到了八八年，在同家庄、百良等乡镇慢慢竟然涨到了五毛、一块最后竟然涨到了两块钱。
我的父亲和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叫军海的老生意人一起搭伙跑到白水、蒲城一带，贩运回来一批火柴，当时白水的火柴售价可能就一块钱左右，冲着这中间的差价，他们贩运回来了好多箱。
火柴运回后，就需要在市场上推销出去。于是，我和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火柴来到了集市上叫卖。
是否去过别的地方我已无法想起，不过在百良大街上叫卖火柴的印象我还是很清晰。
八月十五中秋节，其实对于家乡的农人是正忙的时候。此时秋高气爽，烤烟方面的农活已告尾声，谷子、糜子和绿豆等杂粮也基本完成了收割。不过，八月十五前后，正是我们种小麦的时节。此时的学校，好多要放上一周的家，俗称放种麦假！而百良镇的农历古会就是在每年的八月十五中秋节，古会的时间一般三到五天，这点与同家庄的九月九重阳节古会基本类似，此时的十里八村，农人们来到集镇，补充农具及生活用品，是古会也是物资交流大会。
八八年百良镇的八月十五交流会，我刚刚升入百良中学，大概上了有一两周的课程，就迎来了交流会。每天早晨，天还是蒙蒙亮的时候，在家简单吃点东西就和父亲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将准备售卖的火柴用细绳子捆在28加重自行车的后座。
去百良镇的路上是欢快且轻松的一段路程。我们村到百良是一段下坡的柏油路，大概只有七八里路。到了镇上，首先要做的就是占位置，农村集市上的交易，一定需要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人多东西就好卖。我和父亲找了不同的位置，各卖各的东西，这样销售量能够大一些。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慢慢的热了起来，不过赶集的人也越来越多。摆出火柴，一包火柴价格大概卖一块八左右，比市场上的能够便宜一点。也不用大喊大叫，周围就慢慢的挤满了人。整体还算顺利，就是在卖火柴的过程中，竟然碰见了刚刚认识不久的学校老师。此时的自己是满满的惶恐与不安，只能是汗流浃背，躲是没法躲过了，只能硬着头皮坚持。是啊，刚到高中学习，就在集镇上售卖火柴，似乎显得对于高中阶段的学习不够尊重。不过，参与家里的劳动、经济建设虽然不怎么光荣，但我想也不算丢人。
三天的百良会，每天都去。除了碰到老师，中间也碰到了自己新认识的高中同学，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脸皮也慢慢变厚了。虽然有些羞惭，但也坚持了下来。具体挣了多少钱，现在已无法想起。丹麦文学家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自己是学过的，没想到，刚上高中，自己就在百良中学的门口上演了卖火柴的中学生的故事！
说完在校外卖火柴的事，再来聊聊学校的一些其他事。
我们当时在学校的其他生活很是单调。高中阶段，美术课、音乐课似乎已经没有了，体育课倒是按时安排。当时的一位体育老师还是比较有名，他的厉害之处在于每年都能带出几个成绩不错的学生最后按照体育生而被大学录取。
因而，体育生在当时的百良中学是一大特色。体育生大概有20几个人，男女各半。他们好像单独编班，总之与我们几乎没有来往。他们几乎天天在训练，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他们冒着暑热与严寒在学校西边的土操场上跑步、打球以及各种专项训练。
下午四五点钟，我们上完下午的课程和自习，来到操场。此时，这些体育生就是操场里的主角，打篮球的男孩帅气、女孩美丽而又充满活力。喊叫声、欢笑声充满了整个操场。当时驻合阳的某部队听说百良中学的体育生比较厉害，他们开车专门组队过来进行篮球比赛。来的自然是篮球高手，不过到了百良中学，他们也是碰上了对手。听学校懂行的体育高手们说，我们学校篮球队换上两个女生也和他们能打个平手。当然，对于体育，我是不擅长的，顶多就是站在场外凑一下热闹，喊喊加油而已。
除了体育活动，大概在高二阶段，不知那股风吹来，大家流行起了划拳行令。酒肯定是没有的，甚至于水也没有。但是，我们这帮兄弟们，两个一对，三个一伙，和在酒场一样，捏着拳头，口里喊着“高升高升，四季来财，五魁首，八匹马”，梗直了脖子，能够从操场，一边走着一边喊着，从宿舍喊到操场，从操场喊到教室，一较输赢。这股风似乎刮了很久，但最终不知是在老师的干涉下还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划拳猜令的游戏最后好像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了。以至于到了工作岗位，有一次吃饭，和同事们玩得高兴，他们惊奇于我一个刚毕业的学生竟然还会划拳！
前边说过，在体育方面我一直较弱。篮球、排球等体育项目与我基本无缘，但是并不代表自己就没有任何的爱好。小学阶段正是八十年代初期，随着《少林寺》《武当》以及《霍元甲》《陈真》《上海滩》等电影、电视剧的爆火，似乎每个男孩都有了一个武侠梦。我虽然没有冲动到赶往河南少林寺或陈家沟学习武术，但是男孩子的好强和争勇斗狠还是有的。
小学四、五年级，我们家离开老院子搬到了新院基，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每天起的都很早，拿着用来烘烤烟叶的竹竿（当时我们简称烟杆）在院子里舞的是呼呼有声。窑洞门口的土崖边，有一个深坑，那是我练习铁砂掌的场所！
高二的一天晚上，上完晚自习，我一个人黑咕隆咚来到宿舍旁边的大树旁，看到高大的杨树，不由跃跃欲试，想在树上试一下自己的身手。迎着粗硬的树皮，“嗨嗐、嗨嗐”两声，气沉丹田对着大树来了几拳，似乎有一种行走江湖的豪气。
随后，回到宿舍躺下睡觉。谁知随着时间的推移，肩膀感觉到越来越痛，最后痛的无法入睡，一个人在宿舍外转来转去。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看到肩膀头似乎有些发肿，知道坏了，可能是胳臂脱臼了。
早上自己一个人，步行回到家里。父母看到当时的情形，明白读书的儿子遇到了麻烦。这时，到老屋叫来了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小时候由于家贫几乎没有读过书,除了简单的日常计算外几乎不识多少字。不过他是一个好学之人，灵巧之人，不知道他跟着哪位民间高手学会了推拿，凭着自己的经验，能够治疗一般的脱臼及跌打损伤。
爷爷来到我家，拿着炒过的花椒，一边用花椒热敷，一边用手用力的捏拿按摩。关键时刻，让我口中咬着毛巾，一用力，只听到“磕碰”一声脆响，关节部位竟然神奇的归位了。不过，期间的疼痛确实让人出了一身冷汗。关节复位后，再简单的处理了一下，就算基本治愈，回到了百良中学，现在回想，这也算是为了当时的武侠梦所付出的代价吧!
当时的百良高中，生活条件差，校风也不是很好。
年轻的我们正是一个动荡且思想不太成熟的阶段。同学之间，崇尚武力，校园霸凌事件时有发生。临近学校的社会青年，经常到校寻隙闹事，同学中的一些人高马大性格强悍之人也经常恃强凌弱。
学校内部，好在有老师管理，还算太平。但是到了校外，就有些无法无天。周六我们回家，经常有人挡住被别人寻仇报复。当时流行的武力工具有一种叫做“手盔”的东西，这种东西一般用生铁或铝锭制作，打架时戴在手上，血肉之躯怎能经得起金属的击打！还有一些人，自知得罪了仇家，经常背个黄色的军用书包，里边装着的是砖头，打起架来，抡得呼呼作响，自是威力无比。
在高三的冬天，我和我们村的吉宏生住在百良村的一户人家中。当时这户人家离学校不远，我们住在他们家的一间厦房里。也不给人家掏钱，顶多是到了春节放寒假前，买上一份点心送给主人表示感谢。好心的主人在冬天如果有时间还会给我们住的房间炕洞里塞上一点柴火点燃，供我们取暖。
那个学期我们大概在这家主人的房间里住了四个人。除了宏生外其他的姓名我已忘记。只记得，某天晚上，我们上完晚自习，冒着严寒，从学校的铁门中走了出来。突然，看到一拨人在推推搡搡，走近一看，里边有一位是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同学。
这个时候，发现和我们一起住宿的那位同学用手捂着头，听到他说到“我被这帮怂打了”，随后，顺着他的手我们看到了有一股鲜血从头顶流了出来。
我们急忙拿出纸粘上后就往医院跑。在半路，我们找了一家小诊所，里边年轻的医生看过伤口后说到，伤口大概有两三寸长，较深，必须缝合，否则不会自动愈合。不过，他的诊所没有止疼药，这种缝合需要“普鲁卡因”麻醉药。
留下受伤的同学，我们几个向百良镇医院赶去。当年的百良镇医院在镇子的南边，离学校门口还有一些距离。走到医院门口，此时的医院大门已紧闭，不过在我们敲打大门的喧杂声音中出来一位中年人，我们说了情况。医院的中年人说，镇医院这几天由于做手术，麻醉药“普鲁卡因”也用完了。
看来是没有半点办法，我们回到了小诊所。年轻的大夫说那只好不打麻药直接缝合了。伴随着痛苦的惨叫，医生完成了伤口的缝合，最后又完成了简单的包扎。此情此景，与三国演义中关羽的刮骨疗毒有的一拼，只是，关羽是盖世英雄，而我的同学只是为了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生活的普通学子。第二天，我那位同学向学校请了事假，带着头上的伤口独自回到了他的老家。
高中阶段大多数时间都是住在学校，因而我们的被褥都是开学时带到学校，放假后再带回家里让父母拆洗。至于周末，班级一般都安排人员轮流值班。记得在高一的冬天，轮到我和卫平两个值班。周六回到家，急急忙忙拿点吃的东西，晚上就赶到了学校住在宿舍值守。周末的学校，没有了往日的熙熙攘攘，肆虐的寒风在学校操场上横冲直撞，偌大的校园显得有些冷清。
随着夜幕的降临，我和卫平两个住在了位于学校靠近百良沟边的宿舍。由于是冬天，盖着两层棉被，头缩进被窝，虽然寒冷，但只要习惯了，也就那么回事了，正所谓“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
再冷的深夜也会过去，时间的流逝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第二天是周日，我们睡醒时已是八九点钟，睁开眼睛，洗过脸，怎么发现临近我们睡觉的地方似乎少了一些东西。再仔细看，不对，好像晚上有小偷进到了宿舍。
我们两个当下一惊，仔细查看宿舍。这才发现，宿舍靠近百良沟的北面背墙上的小窗户被人打开了，不算白的墙面上有着攀爬的痕迹。看来，昨天夜里真的有小偷光临了我们的宿舍。随后又查看了我们的物品，好像除了丢失了一床被子外，其他的东西都在。
这下闯了大祸，专门看宿舍结果晚上被人偷走了被子。好在被偷走被子的这位同学家庭条件还算好，没有将事情搞大，也没有让我们两个赔他的被褥。只是后来听说，我们这位同学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找到了偷走被褥的小偷，可能给对方买了一盒好烟，将被子又要了回来。
在回顾高中，真是充满风险与艰难的一段岁月，高中时代，似乎就是走在一堵破烂的危墙之上，终点是光明的，但是稍有不慎，随时可能从那高墙上掉落下来，远离世俗眼中的理想生活。
当年，由于生活条件差，学习压力也大，不知什么原因，身体不是很好，具体的表现就是经常感冒。高一、高二，经常感冒伴随着发烧，头疼出冷汗。当时的治疗就是吃一些安乃近、克感敏和感冒清，到了后期吃这些药已经没有什么效果，需要打针解决。
一般都是回到家，找本生产队的红娃他爸打针。红娃他爸早年当过民办老师，后来不知什么机缘会看一些普通的感冒发烧一类的病痛。我的感冒，一般症状都比较严重，也找过村里医术更高明的赤脚大夫看过，不过经过实践的选择，在价格和疗效方面，似乎红娃的父亲更擅长治疗我的感冒。他的药或者针剂对我来说更加有效、残火！
现在能够记得的是到了高三，身体虚弱的毛病更加严重，具体表现就是经常感冒。高考预考完，我的成绩很好。但是到了临近高考前夕的几次摸底测验，好像都没能参加。当时感冒的症状就是发热，头疼，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躲在宿舍一个人躺在被窝，实在严重了，熬到周六下午，我的父亲骑着自行车将我驮在自行车后座，我们一起回家。到了上五里坡时，近五十岁的父亲吃力的推着自行车在前边走，我则跟在后边慢慢爬坡，犹如伤兵败将。
九零年的冬天似乎很冷，旷野的北风在渭北旱塬吹得更是肆无忌惮，我们爬上五里坡，在路边躲在大树背后稍稍休息片刻，然后坐在自行车的后座晃晃悠悠的回到熟悉的笼罩在灰黄色尘土中的家中。
现在回想这些，似乎有些悲伤。不过到了九一年的九月，我来到西安地质学院读大学，在高中阶段身体所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没有了。当时的大学辅导员来到我们宿舍征集大家对学校食堂的意见，问大家对学校的饭菜是否满意，我在心里说，满意，很满意，现在的生活几乎是天天在过年！不用背馒头，不用吃有了异味的菜，可以到图书馆看书，周末可以到学校露天影院看电影，多好的生活啊！
三年的高中生活在我的头脑中依然鲜活，虽然有些细节已无法准确回忆，但是那段岁月永不磨灭。多年以后，回望百良中学，当年的同学和老师以及高中生活依然使我感慨万千。感谢当年的同学、老师，还有那个虽然破旧但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百良中学！
作者简介：吉世栋，陕西合阳人，就职于国企，喜爱阅读与思考，关注持续成长，感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