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作家都是以「叙述之重」来呈现「现实之重」，卡尔维诺总是「以轻写重」。文学可以无中生有，也可以「有中生有」，卡尔维诺就是有中生有的个中高手。

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1985）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他写小说，写童话，写幻想小说，写文學評論，写小说人物在小说里面说故事的迷宫式的小说。

他习惯针对主题设定不同的资料夹，在资料夹里面持续地放入写有想法的卡片，累积到一定程度就汇总整理成一本书。

也就是因为有这个资料夹跟那个资料夹，里面有这个主题跟那个主题重叠的灵光乍现，所以，他的写作会出现作者，书中人物之外，第三者的点评。

事实上，这个第三者，很多时候甚至是书中人物所提到的人物或者从故事延伸出来的第四人，第五人。

听起来奇怪吗？有一点。

你会看不懂吗？并不会。

故事不是声音而是耳朵

阅读卡尔维诺，可以从《看不见的城市》開始，这本书就是马可波罗跟忽必烈讲他去过的城市的記憶，想像，符号，生者跟死者，等等。

怎麼看「看不见的城市」呢？卡尔维诺在《城市与眼睛》这个章节里是这么说的：

是观看者的心情赋予珍茹德这座城市形状。如果你吹着口哨昂首而行，你对她的认识就是自下而上的：窗台、飘动的窗帘、喷泉。如果你指甲掐着手心低头走路，你的目光就只能看到路面、水沟、下水道口的盖子、鱼鳞和废纸。

观看的角度，观看的习惯，的确会影响到我们看世界的方式跟结果。

听故事的可汗，有时候会问问题，有时候会补充。作为读者的你我，会慢慢心生疑窦：他们说的是同一个城市吗。

有时候，马可甚至会说到城市的机场之类的说法，现代跟过去，想像跟真实，东方跟西方，都在这些如梦呓，如诗句，如梦幻泡影般的文字中流淌而出。

忽必烈问马可会把他在东方听到的故事，带回西方（主要说的是他的故乡威尼斯），去说给别人听吗？

「我讲啊讲，」马可回答，「但是听的人只记着他希望听到的东西。你以慈悲侧耳倾听我描述的是一个世界，在我回家后第二天在搬运工和贡多拉船夫中流传的却是另外一个世界；而我晚年如果成了热那亚海盗的俘虏，跟一位传奇小说作家同囚一室，口述一次，那又将是另外一个世界。掌控故事的不是声音，而是耳朵。」

卡尔维诺尤其温暖明亮

马可波罗主观的角度，忽必烈的角度，第三者看这两个人的角度，叙述中的人物或城市的角度，自然地出现，消失，互补，编织成一张网。

近看是可描述之物，远看就变成有陽光，有雨滴，或者有风的时候，各有不同的风采。如同一千个人读《哈姆雷特》，心中有一千的哈姆雷特形象。

几世纪来的作家，绝大多数都是以「叙述之重」来呈现「现实之重」。卡尔维诺总是「以轻写重」，「轻」是他的创作美学关键字。他的轻盈，来自于幻想。

对卡尔维诺而言，所谓的想像力，必须跟幻想，空想，无中生有，特别是「有中生有」地结合起来。亦即，有所本地去渲染，加粗线条，用不同色彩盖上、涂抹、甚至是掩盖。

卡尔维诺说：「幻想是一部电脑，它储存了各种可能的组合，能够选出最恰当的组合，或者选出最有意思、最令人高兴、最令人快乐的组合。」

他所活耀的1960和70年代，电脑的发展才刚起步。然而，一如他的意大利同行《玫瑰的名字》小说作者翁贝托•埃科，他们的博学让他们可以精细操纵真实跟想像，将木马程式植入作品，让我们在阅读的时候，看到此起彼落冒出的火光跟璀璨。

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说：「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和卡尔维诺三人同样为我们做着完美的梦，三人之中，卡尔维诺尤其温暖明亮。」

《看不见的城市》的55个片段，仿佛盲人摸象般的让读者触摸到绵延的楼宇，清澈的空气，水上的波光淋漓，不可见的变成可见，不可言说的变成可以传播。

是的，我们看不见那些城市。但是，我们感觉到那儿有光。

文学就是一种生存功能

卡爾維諾过世那年准备到哈佛大学进行「诺顿讲座」，他用轻盈，迅速，确切，易见，繁复等主题来拆解，小说究竟为何物，的个人笔记。

这个讲稿，因为他的骤逝而变成以《新千年文学备忘录》的形式出版。卡尔维诺准备對他以年轻作家居多的听众说，他们都会想要表达自己所处的时代。但是：

在某些时刻，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正在变成石头；这是一种石化，随着人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而程度有别，然而绝不放过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

怎麼呈現，正在石化的时代呢？

卡尔维诺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去谈他向往的作品，一如他自己的作品，必须有明快轻松之感：「文学是一种生存功能，是寻求轻松，是对生活重负的一种反作用力」。

小时候喜欢画画的卡尔维诺，很早就知道他的能耐跟意大利画家不是同个级别。他年轻的时候想要写剧本，但人生经历完全不够。

只有文学，他可以无中生有，他可以有中生有。他可以透过文学，对生活做出反应。

「看不见的城市」当然没办法被看见，除非你打开你心中的电脑。阅读卡尔维诺，永远提醒你要对你心中的电脑做出开机的动作。何等轻盈，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