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2-14 一百一十一课
古文经典交流学习群 郭老师
郭志强，1996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 ，中学高级教师，曾任《中学政史地》编辑部主任。
5.20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语音整理
我们今天来继续共同学习《论语·公冶长篇》的第20章。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这一章是孔子针对季文子的一些行事方法和原则进行评价。我们来先看季文子这个人，姬姓，季氏，也有人说是季孙氏，名行父，谥号为文。所以在《论语》里称他是季文子，或者是季孙行父。
我们知道在春秋时期，鲁国有三大家族，就是季氏、孟氏和叔孙氏。这三家都是鲁桓公之后，史称三桓。季文子，是季氏家族的第三代宗主。他曾经辅佐鲁僖公执政多年，在鲁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从季文子为政实践上来看，他政治上的倾向是比较保守的，因循守旧，循规蹈矩，非常注重维护周朝的礼制秩序。
季文子虽然在政治上的倾向是比较保守的，但是鲁国处在大国争霸的一个夹缝之中，特别是不断受到近邻齐国的侵扰，所以在他主政时期，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和尝试，在短时间内使鲁国的国力有所增强。对历史比较熟悉的同志，可能知道有一个初税亩制度。
季文子在鲁国推行了初税亩制度。从字面意思来看，初就是开始的意思，税亩就是按土地的亩数来征税。
在实行初税亩之前，鲁国实行的是井田制。就是一井田900亩，不管你收成如何，其中100亩是”公田，收成都要交给公室。在春秋时期，由于牛耕的出现，以及铁质农具的使用，使农业生产水平得到了提高，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出来，成为了私田。因为私田不需要纳税，所以这些劳作者更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花在私田上，久之，公田就荒废了。这样一来，公室的收入也大大的下降。那实行初税亩制度以后，无论公田还是私田，一律重新丈量，按实际的亩数来纳税，税额就是每亩田的收成的1/10。这样，就彻底废除了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赋税制度，当然也变相的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也正是因为这一个措施，才标志着奴隶制逐渐的瓦解，封建制在逐步的成熟。
从实际效果来看，鲁国实行初税亩制度以后，国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加了，国民的赋税也没有明显的增加，但是国家的收入却增加了，国力也有所增强。从这一点来看，季文子他从政的成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回到文本上来看。“季文子三思而后行”，我们知道在文言文里三、五、七、九，还有这些数字的倍数，有时候表示的是具数，就是具体的数字；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都表示一种概数。
比如三，有时候它指的就是具体的数字，比如君子有“三戒”：戒色、戒斗、戒得，就是三项需要戒除的东西。但是有时候它是一个概数，是一个大约不确定的数。比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个“三”就不是三个了，是多个。还有“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就是举一反三，也不一定就是三个，也是多个的意思。那“季文子三思而后行”，这个“三”本意上来看也是多次，不是具体的数字。
但是孔子这个人呢，他非常好玩，有时候说话也特别调皮，在这里孔子故意把这个“三”当做一个具体的数，所以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再”就是两次，这是一个具体的数字。
孔子这样来评价季文子，实际上有调侃季文子的意思。就是说，你做事太谨慎了，太世故了，你想的太多了，其实你做事的时候只要想明白就可以了，不要再三权衡，想的太多了，行动的执行力就慢了，反而影响正常的施政行为。
有一句俗语是这样说的，“筑室道谋，三年不成。”啥意思呢？就是你如果要盖一座房子，跟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讨论应该怎么盖，那这个房子三年也盖不起来。那这个意思的核心就是孔子认为季文子这个人想的太多，有点优柔寡断，不容易下决心。
当然，对于孔子的这句话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与前面的解释大相迳庭。就是孔子说，季文子做事总是三思而后行，即使这样还是不够的。暂时可以，还得再想一遍，还应该再谨慎一点儿。当然这个解释也有它的道理，能够自圆其说。但是我个人不太赞成这种解释。
总结一下，这一章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说孔子建议季文子思考问题要简单一些，要果断一些，想两遍就可以了。另一种呢，是孔子考虑的事情更复杂，要再多想几次才行。
至于哪一种更符合孔子的原意呢，我们在这里也不强做判断，大家选择其中一种，认为自己合适的就可以了。
《论语人物评传·季文子》
春秋时期，鲁国的季氏、孟氏、叔孙氏三家都是鲁桓公之后，故称“三桓《史记·鲁周公世家》：“庄公有三弟，长曰庆父（孟孙氏），次曰叔牙（叔孙氏），次曰季友（季孙氏）。””。其中季氏世秉国政，强于二家。季文子是季氏的第三代宗主，他辅政期间，驱逐公族东门氏，实行“初税亩”、“作丘甲”等制度，使鲁国政权更集中于三家。
一
季文子（？–前568年），姬姓，季氏（季孙氏），名行父，谥号为文，故称季文子或季孙行父，春秋时期鲁国世袭上卿。季氏是鲁国公族，季文子的祖父季友是鲁桓公之子，他曾辅佐鲁僖公执政多年，在鲁国历史上是很有影响的人物。季文子从政以后，前后辅佐鲁文、宣、成、襄四代君主，辅政长达五十余年（从鲁文公六年至鲁襄公五年），经历大小事件无数。史书中关于他的记载大都是碎片式的，不是“礼”就是“聘”，没有多少研究价值，但如果把这些碎片式的活动记录串联起来，足以看出他在当时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
鲁文公十八年（前609年），鲁国公族大夫襄仲（东门遂）等人发动了一场“杀嫡立庶”的政变，弑杀公子恶和公子视，立文公妃敬羸之子为君，是为鲁宣公。襄仲因立宣公有功，其子公孙归夫得宠，季文子则受到打压和排挤。因此宣公在位十八年间，季文子虽然名义上是国卿，但实际上已经大权旁落，无权问事。公孙归夫是鲁国保守势力的代表，对“三桓”一直心怀猜忌，“欲去三桓以张公室，与公谋而聘于晋，欲以晋人去之（《左传·宣公十八年》。）”，他企图借助晋国之力来除掉“三桓”势力。正当东门氏紧锣密鼓谋划之时，鲁宣公突然去世了，因而“去三桓”计划未能付诸实施。鲁宣公去世后，季文子认为反戈一击的时机来了，他当朝揭露襄仲、公孙归夫等人的祸国罪行：“唆使宣公杀嫡（公子恶和视）立庶，争夺权位，失礼于国，其罪一也；对于晋、楚等国左右摇摆，首鼠两端，失信于大国，其罪二也。襄仲、公孙归夫等人所作所为已经严重损害了鲁国的利益，必须予以清算！”季文子的话得到当朝卿大夫的赞同，司寇臧宣叔（臧文仲之子、臧武仲之父）当即响应道：“我们绝不能姑息那些扰乱朝政、祸国殃民的奸人，如何处置，我们绝对听命于季文子，季文子说惩处谁，我们就惩处谁，绝无二话！”襄仲、公孙归夫等人见大势已去，只好出逃齐国避难。季文子等人立公子黑肱继位，是为鲁成公。
鲁成公继位后，季文子担任辅政正卿，他夙夜勤勉，恪忠尽职，受到鲁成公的高度信任。当时诸侯各国争霸激烈，征伐战争连年不断。鲁国是一个小国，一方面受到晋、楚等大国的胁迫，另一方面又时常受到近邻齐国的侵扰，面对凶险复杂的生存环境，季文子不得不频繁出使各国，四处斡旋，寻求与诸侯大国建立结盟关系。与此同时，季文子为增强鲁国国力，在鲁国实施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必然触及到“公室”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内外勾结，不择手段，为改革设置了重重障碍。
这一时期，鲁国“公室”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穆姜。穆姜是鲁宣公夫人，鲁成公的母亲，她在政治上一直与季文子对立，反对季文子推行的种种改革措施。而叔孙氏在“三桓”中一直是被边缘化的配角，叔孙侨如心有不甘，企图借助穆姜的力量除掉季氏和孟氏，自己取而代之，因此穆姜与叔孙侨如联手建立了一个反对季文子改革的利益联盟（穆姜和叔孙侨如还是私通关系）。他们经过秘密谋划，决定利用晋、楚两国会战于鄢陵，鲁成公和季文子率军助战的机会，说动晋国新军将领郤犫把季文子羁押起来。季文子是鲁国的朝中重臣，鲁成公心里明白，如果不能及时把他营救出来，鲁国必将陷于混乱，因此他立即委派另一位国卿子叔声伯去找郤犫交涉。后来晋国国卿范文子知道这件事情，觉得晋国无故羁押鲁国国卿不妥，于是出面干预，他对郤犫说：“季文子是辅佐鲁国两代君主的老臣，他为人勤勉节俭，布衣素食，不仅在鲁国受到国人的爱戴，在诸侯各国也享有极高的声誉。如果我们听信谗言，陷害忠良，以后如何能取信于诸侯各国呢？”在范文子的斡旋下，晋国最终释放了季文子，并与鲁国重新订立盟约。
二
从季文子的为政实践来看，他在政治上是倾向于保守的，他因循守旧，循规蹈矩，非常注重维护礼制秩序。鲁文公十八年（前609年），莒国公子仆弑杀莒纪公，带着宝物来投奔鲁国，鲁宣公见利忘义，不仅接纳了他，还给他分封食邑，要求“今日必授”。季文子得知此事后，命令司寇立即将其驱逐出境，也要求“今日必达”。鲁宣公派人来责问季文子，季文子让大史克回复道：“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礼，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队（坠）。曰：‘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鸇之逐鸟雀也《左传·文公十八年》。）。’”季文子在这里之所以要把前贤臧文仲抬出来，因为臧文仲是最讲求礼制的，他驱逐公子仆，就是遵从藏文仲事君以礼的教导。
对于诸侯各国违反礼制的行为，季文子也经常提出尖锐批评。鲁文公十五年（前612年），曹国按照“五年再相朝”的礼制，派使者来与鲁国重修旧好，齐国却以此为由侵犯鲁国西鄙，继而又发兵讨伐曹国，破坏了诸侯国间的和睦关系，季文子批评道：“齐侯其不免乎。己则无礼，而讨于有礼者曰：‘女何故行礼！’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己则反天，而又以讨人，难以免矣（《左传·文公十五年》。）。”意思就是，礼是顺天之道而设置的，人们遵从礼制就是敬畏天神。如果国君不敬畏天神，不以礼治国，统治就难以持久。
季文子的政治立场趋于保守，还表现在他坚持以华夏族为尊的正统观念上。鲁成公出访晋国，受到晋侯的非礼待遇，因此回国后打算解除与晋国的结盟关系，转而与楚国结盟。季文子劝阻道：“晋侯虽然傲慢无礼，但晋国毕竟是中原大国，地缘与鲁国比邻，文化与鲁国相亲。楚国地处蛮夷之地，与中原各国非同宗同族，大史佚在《志》中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疏远同族而亲近异族是危险的。”鲁成公七年（前584年），新兴崛起的吴国发兵中原，讨伐郯国，逼迫郯国与其结盟，季文子认为这是中原华夏诸国的耻辱，他说：“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其此之谓乎！有上不吊，其谁不受乱？吾亡无日矣（《左传·成公七年》。）！”在他看来，吴国入侵中原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如果中原诸侯各国不联合起来抵御蛮夷入侵，将要大祸临头了！以华夏族为尊的正统观念与以周王室为尊的正宗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观念对于历史进步和民族融合起到了阻碍作用，因此是保守的、落伍的。
三
季文子虽然在政治上倾向于保守，但是为了应对大国争霸日益激烈复杂的严峻形势，特别是为了摆脱不断受到近邻齐国侵扰的不利局面，他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进行了一些大胆的改革与尝试，在较短的时间内使鲁国国力有所增强，同时也有效地缓解了国内的种种矛盾。季文子在鲁国推行的改革中，比较成功的是“初税亩”和“作丘甲”。
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鲁国推行“初税亩”制度。从字面上理解，“初”，即开始的意思，“税亩”，即按亩征税。在实行“初税亩”制度之前，鲁国实行的是按井田征收田赋的制度，即一井田九百亩，不论收成如何，其中一百亩收成要上缴公室。春秋时期，由于牛耕普及以及大量铁制农具的应用，农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后隐藏在私人手里，成为不需要按亩征税的“私田”。因为私田不需要纳税，所以劳作者更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花在私田上，久而久之，公田荒废了，公室收入也大幅下降。实行“初税亩”制度后，不论公田私田，一律履亩而税，税额为每亩田收成的十分之一，这就彻底废止了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税赋制度，变相地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因此《左传》在记载这一事件时做出了“非礼也”的否定判断（《左传·宣公十五年》。）。但是从客观效果来看，鲁国实行“初税亩”制度后，国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国民的税赋负担并没有明显增加，而国家的财政收入却大幅增加，国力也有所增强。
鲁成公元年（前590年），在季文子的主持下，鲁国开始“作丘甲”。“作”是实行的意思，“丘”是兵制编制单位，“甲”通指甲兵和装备，这是军赋方面的改革。古代军赋制度规定，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此前鲁国军赋是以“甸”为单位，战时每甸必须出长毂（兵车）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或者承担与之相应的军赋。实行“丘甲”制度以后，军赋改为以“丘”为单位征收，其他应尽义务不变，军赋无形中增加了四倍，国民税赋负担大大加重。当时鲁国推行这项改革措施的背景是近邻齐国频繁侵扰，国内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因此不得不采取这种集中财力的办法来迅速增强国力，从而与齐国相抗衡（《左传·成公元年》：“为齐难故，作丘甲。）”。从这项改革的实施效果来看，鲁国实施“作丘甲”制度以后，国力迅速增强，同时鲁国也加强了与晋国的结盟关系，齐国的侵扰才有所收敛。在军事上有了保障，鲁国社会得以维持稳定局面，经济在一段时间内也得到了发展。
季文子在经济和军事领域里所进行的改革，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务实精神。在思想上，他虽然是一个传统礼制的忠实维护者，但是在行动上，他却是一个务实高效的积极有为者。他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应对大国争霸的危急局面，在施政措施方面做出了必要的调整与改革，无论这些改革措施是主动或被动的，但都需要以务实的精神和坚韧的毅力来加以推进，这也许就是人们盛赞其“忠于公室”的主要原因。
四
在数十年的为政实践中，季文子积累了丰富的处事经验，他做事深谋远虑，认真踏实，缜密细致。有一次，他受命出使晋国，行前得知晋襄公病重，他担心路途遥远，中途如果发生什么变故来不及准备，于是就让手下人按照“遭丧之礼”准备。手下人感到纳闷，明明是出使聘问，不是奔丧，为什么要准备“遭丧之礼”呢？他说：“凡事提前谋划，以备不虞之需，这是古人的经验之谈。许多事情如果我们不早做准备，事到临头就会手忙脚乱。”果然，等他们到达晋国后，晋襄公刚刚去世，他临行前准备的“遭丧之礼”正好派上了用场，他手下的人对他佩服不已。孔子对季文子“三思而后行”的行事风格表示赞许，不过他认为季文子小心谨慎有点儿过头了，在生活中如果能够做到“再思而后行”就可以了。其实问题不在于“三思”或“再思”，而在于孔子对季文子的态度。孔子与季文子相去时间并不久远，孔子本人与季氏后人也多有交道，但是孔子在《论语》中论及季文子仅此一条，而且只有冷冰冰的四个字——“再，斯可矣。”对于季文子这样一位在鲁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孔子既没有论及他所参与的无数次重大事件和外交活动，也没有论及他在经济和军事领域里所进行的重要改革，只是不关痛痒地把“三”改为“再”，是孔子没有论及，还是弟子没有记录？总之这件事情不合情理，令人费解。
季文子为政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非常节俭。他不仅勤俭持家，也勤俭治国。《国语·鲁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季文子身为鲁国正卿，掌管国家的朝政和财富，权倾朝野，但是他妻子身上穿的却是土布衣服，马厩里的马吃的也是粗饲料。有一次，孟献子的儿子仲孙碰到他说：“您老人家官任鲁国上卿，可是家里妾不衣帛，马不食粟，您就不怕同僚们耻笑您爱财如命，吝啬过度吗？况且您在诸侯国中也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您不担心如此吝啬会有损于鲁国的声誉吗？”季文子答道：“我何尝不想家人穿绸衣，骑壮马呢？但是满眼望去，国中还有许多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怎么敢与家人独自享受衣帛食美的生活呢？我身为上卿，辅佐君主，国人生活窘迫，家人却生活优厚，这对于国卿来说，不是体面，而是失职！而且我听说一个国家的声誉来自于实行仁德之政，而不是来自于妾衣帛，马食粟。”孟献子后来听说此事后深受感动，他把儿子仲孙关了七天禁闭，责令他好好反省。此后，仲孙也改变了原来的奢华生活，崇尚节俭的习俗在鲁国蔚然成风。
鲁国公族特别注重礼仪，追求奢华，逢有婚丧嫁娶之类的大事，他们无不穷奢极欲，浪费无度，季文子对此非常反感。鲁襄公二年（前571年），鲁成公夫人齐姜去世，当时因为一时找不到现成的好木材做棺材，季文子就命人把穆姜（鲁成公母亲）留作自用的好木材取来代用，为此他遭到时人非议。没过两年，鲁成公小妾定娰又去世了，此时鲁成公已去世，鲁襄公年纪尚小，丧葬之礼由季文子主持，他要求不拘俗礼，一切从简，“不殡于庙，无榇，不虞”。匠人问他用什么木材做棺材，他说到城外蒲圃里随便砍几根木材就行了。春秋时期，砖瓦尚未普遍使用，木材是建造房屋和战车的主要材料，非常珍贵，季文子觉得把上好的木材用在棺木上，实在太浪费，所以他要求能省则省，不必讲求虚华礼仪。由于定姒的丧事过于简朴，季文子又遭到时人非议，连《左传》“君子曰”也评论道：“《志》所谓‘多行无礼，必自及也’，其是之谓乎（《左传·襄公四年》。）。”其实季文子平时是一个非常注重礼仪的人，但是在礼与用之间他选择的是“用”，也许这更接近他节俭务实的本性。
鲁襄公五年（前568年），季文子卒。《左传·襄公五年》载：“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季文子起于公室，忠于公室，一生克勤克俭，辛劳奔波，鲁国才得以在诸侯大国争霸的夹缝中存活，他确实居功至伟。季文子在季氏家族的发迹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其后人后来居上，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最终脱颖而出，取代公室，这与他在世时所确立的地位、积累的财富以及积攒的人气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