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炳之殇    远方

阿炳死了，死得无声无息！

我是前些天回老家看望父母，向他们问起，才知道阿炳已去世多年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有些不平静，脑子里常常浮现出阿炳的身影，说不清是怜悯还是惋惜。

阿炳幼年丧父，母亲守寡，靠帮人干苦力活，把他和哥哥二人拉扯大。

阿炳哥哥很体贴母亲，从小就陪母亲下地干活，帮忙料理家务，村里人对他多有赞誉。

阿炳长的酷似父亲，特别受母亲宠爱，家里吃了上顿愁下顿，还是东借西凑供他念了几年私塾。

阿炳有了文化，能帮村里人写些简单的书信贴子，母亲对他更是宠爱有加。

农忙季节，哥哥顶着烈日在地里干活，母亲却让他赋闲在家。哥哥是个孝顺的孩子，明知道母亲有偏心，为了不惹她生气，从不吱声。

村里不少人为阿炳哥哥打抱不平，特别是同族老人曾当面劝告阿炳母亲，两个孩子要一样对待，不能一直宠着阿炳，也要让他干些活，吃些苦，将来才会自立。如若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性，会害了他一辈子。

母亲听不进劝说，有时为这事还会骂人，弄得别人家下不了台。后来，同族长辈生怕自讨没趣，不再过问阿炳的事了，村里议论阿炳是非的人也少了。

起初，阿炳自己也不习惯在家吃闲饭的日子，特别是听到别人背地里议论，更是难堪。他也想和哥哥一样下地劳动，为此，还跟母亲怄气。可是母亲却不理会。他拗不过母亲，只好听之任之。时间久了，他也习惯了游手好闲的日子。

村里人看不惯阿炳，也看不起阿炳，跟他家来往的人少了，跟他来往的人更少了。以往宅院里还有人找他写写字。后来就改找别人去了。村里的孩子受大人的影响，躲瘟疫一样避着他，使他变得很孤独。

阿炳赋闲在家，无所视事，每天周而复始地吃饭、睡觉，睡觉、吃饭，身体越来越虚弱，性格越来越孤僻。于是变得沉默寡言，变得不想出门，不想见人，甚至害怕见到人。他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长时间站在一个地方，一言不发，对母亲和哥哥也不理不睬。

后来他害了一场大病，医生诊断他得了抑郁症。叮嘱他母亲和家人，要让阿炳多到户外活动，多与人交流，适当参加些劳动，否则，成天闷在家里，后果不堪设想。

母亲听了医生说的话，既焦急又害怕，逢人便说，有空到我家坐坐，跟阿炳说说话，劝劝我的阿炳。后来，只要村里有婚丧喜事，她都把阿炳带上，地里有农活，也把他叫了去。

阿炳虽然从家里走了出来，但是从不跟人打招呼、说话，别人叫他，只是“嗯”的一声，不再搭理人家。他经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半天不吱声。下地干活，东张西望，不肯出力。母亲和哥哥累的满头大汗，他视而不见。于是，阿炳在村里就落下了个“懒汉”的绰号。

阿炳二十几岁时，母亲和哥哥做主，帮他娶了个媳妇。媳妇长的挺俊，他很喜欢。小两口上山砍柴，下地干活，形影不离。村里人都说：“阿炳自从娶了媳妇，手脚勤快了，性格温和了，像变了个人似的”。阿炳的老母亲心里乐开了花，逢人便说：“我阿炳有出息了”。

过不久，公社化运动开始了。阿炳的老毛病又犯了。当时全村人在一起吃大锅饭，他总是第一个进食堂、最后一个出食堂，肚子撑的西瓜似的。下地劳动，他又落在后头，出工不出力，被人插了白旗。他原本已被淡忘了的“懒汉”绰号又在村里叫开了。

阿炳并不介意“懒汉”的绰号，令他失望的是大锅饭没吃上几天就结束了。

食堂散了，村里有些人外出谋生去了，其余的人则重新开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垦荒劳作。面对饥饿和生存的威胁，阿炳既没有外出谋生的勇气，也没有上山垦荒的精神，他眼巴巴地看着年迈的老母和娇弱的妻子，不知如何是好。

一天夜里，万籁俱寂，阿炳撬开了生产队的仓库，把一百多斤粮食种子扛回了家。案发后，公安干警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人赃俱获。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坐进了囚车，就在囚车开动的那一瞬间，妻子和老母哭声嚎啕，撕肝裂肺，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阿炳被判劳教一年。妻子一气之下，改嫁了。老母伤透了心，一病不起，也撒手西去了。从此家散了。

一年后，他回到村里，见到昔日的家已人去楼空，心头阵阵发紧，从未有过的凄凉向他袭来，禁不住潸然泪下。心灰意冷的他，白天受管制参加生产队劳动，任人差遣；晚上独自来到小河边，面对无边的夜色，孤饮滚滚而至的苍凉和心酸，一直到很晚、很晚。有人说下半夜可以听到他的哭声，撕心裂肺。也有人说下半夜可以听到他的啼诉，非常凄凉。

我很同情阿炳，参加生产队劳动，经常给他打下手，特别是插秧季节，别的小孩都不喜欢为他送秧，我主动提出为他送秧，他对我很友善。阿炳干别的农活不熟练，插秧却很在行，一天下来，别人插一亩半，阿炳可以插二亩地。因此，他在生产队里领到的粮食补贴也比较多。我为他送秧，他对我从不吝啬，总是尽可能给我一些照顾，有时弄得我都不好意思领受，这时他会友好地摸摸我的头，表达他的诚意，我很受感动。

除了参加生产队劳动，我和阿炳在一起捕过鱼。当时河里鱼虾很多。盛夏时节，他常常独自一人夜间下河捕鱼。偶尔约我同去，我会带上绳子先游到河对岸，尔后帮助他把鱼网轻轻拉过河面。接着往河水里扔一阵子石头，在岸边静静的守候。每次捕到鱼，他总是从中挑一两条大的鱼给我，让我先回家，免得家人担心。对于他的慷慨和周到，我心中充满敬意。

我每次和阿炳在一起总能感受到与别的大人在一起时难以感受到的轻松和快乐。

我十一二岁就离开家乡到外地读中学去了。从此，我与阿炳的联系就少了。偶尔碰面，打个招呼而已。后来我到了省城，离家更远了，对他的了解就更少了。

阿炳死的时候才四十几岁。听说他重病不起时，迁居在外地的侄儿回到村里要带他去看病，他谢绝了。也许他觉得自己已无牵无挂，也许他在默默地忍受着上苍的惩罚，也许他在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和最后的解脱，总之他拒绝求医问药，孤独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阿炳死了，死的无声无息。村上，偶尔也有人把他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有的人把他作为反面教材，规劝着自己的孩子。可我的记忆里，却是他的宽厚和善良品性。（2000、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