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一个尴尬的年代
张幼仪出生于1900年，一个新旧文化碰撞的年代。在那之前，女性在中国的地位极低，甚至可以说是“一文不值”，几乎没有人希望自己是个女人，或者生个女儿，那些女孩子们要么是死在了腹中，要么是被母亲亲手掐死在襁褓里，要么勉强长大成人，过着低人一等的生活。在古老的传统中，女性被定义为属阴，代表着所有阴暗的不好的东西，而男性则属阳，只有生一个男孩才能传宗接代，维持阴阳的平衡，赎自己身为女性的罪过。
而1900年，正逢张幼仪出生的那一年，对西方无比痛恨的义和团成员被杀，守旧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他们所坚信的古老传统并没能使他们刀枪不入，反而将他们推向了祭坛。这也许预示着什么，也许古老的传统即将面临一次巨烈的淘洗，而在这场淘洗过后，那些固守的东西，总有一些要被颠覆和失去。“裹小脚”、“媒妁之言”，在那时，这些都命定一般，成为了张幼仪命里的变数。
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几乎人人都苦于守旧与革新之间的挣扎，张幼仪也是，在《小脚与西服》里，她对侄孙女张邦梅说“我有两副面孔，一副听从旧的言论，一副听从新的言论。”旧的言论使她遵从父母之命，13岁时就嫁给徐志摩，弃学从夫，低眉顺眼，孝顺公婆；新的言论又使她以自己的大脚为自豪，渴望像男人一样求学自立，并最终同意徐志摩的离婚请求，成为独立的个体。
张幼仪是家里第一个没裹小脚的女人，这得益于她思想先进的二哥，是二哥在她哭得昏天黑地的时候，替她求了情。在那个时候，不裹小脚就意味着性情不够温顺，是个不听话的媳妇，将面临着嫁不出去的命运。而张幼仪却似乎丝毫不怕，她为她能突破旧的习俗而惊喜，她把她那双大脚看成是护身符，可以带她进入一个崭新的、开阔的世界，可以给她自由自在的人生。而同时，她又不得不承受街坊邻里的闲言碎语，嘲笑她那双脚让她丑得没人要。
这就像她离婚时一样，她勇敢地为自己选择了那条徐志摩帮她走上的路，虽然悲伤且艰难，却也隐隐的自豪。只是她仍然不得不为躲避闲言碎语，独自在国外生活六年之久，不得不在面对面听两个不认识她的女人嘲笑她一定又丑又思想落后时，沉默不言，承受着这个蒙昧未开的世界，给予她的责难。
张幼仪是一个渴望新思想与新生活的人，在新婚之夜，她数次想要打破传统礼教，去反抗那些无理的婚闹举动，去主动与徐志摩攀谈，去读更多的书，做一个有学识的，像二哥、四哥一样伟大的人。可悲的是，她成长于一个旧式家庭，从小接受着思想保守的父母对于一个女孩子的管教，“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上街不能露脖子”、“名节是第二生命”、“不能说‘不’，只能说‘是’”……在这一系列的教导之下，她那颗向往新世界的火苗，终于被压抑了起来。这些新旧的碰撞让她成为了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既不新潮也不守旧，这种尴尬的处境最终创造了她尴尬的婚姻，尴尬的地位，以及尴尬的人生。
02/一次新旧的碰撞
在沙士顿时，有一次徐志摩邀请了一个女人到家里做客，那女人裹着小脚，穿着洋装，让张幼仪觉得很滑稽。女人走后，徐志摩问她觉得怎么样，张幼仪戏谑地说了一句，小脚与西服恐怕不太配吧。没想到这一语竟成了徐志摩对他二人婚姻的定义。那时张幼仪才恍然发现，她一直自豪的没有裹上的大脚，其实只是一个虚晃的表象，在内心深处，在徐志摩眼里，她的一言一行，与裹小脚的那些旧式女子，并无分别。她才是真正配不上西服的那个。
张幼仪与徐志摩之间，似乎从来没拥有过真正的婚姻。从新婚之夜开始，二人就以沉默相对，徐志摩不想与她说话，而她不敢与徐志摩说话，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他们第一个儿子出世，徐志摩像是完成了任务，被获批可以外出留学，那一刻他光彩焕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张幼仪，仍旧是那个一开始就被他定义为“乡下土包子”的女人，被留了下来。
她一直想跟随徐志摩一同求学，成为一个有学识的，能和徐志摩平起平坐、谈天说地的人。但苦于旧式传统的教导，她不敢向公婆提出这样的请求，甚至当她被剥夺亲自抚养儿子的权利时，仍不敢吭声反抗。而当徐志摩说他要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时，她竟全当那是个玩笑。她说“只有犯了七出的女人才会被休，被休的女人只能自杀，没有别的路可走，我没有犯七出中的任何一条，徐志摩不会逼我走到那个地步。”那时候，她不了解徐志摩，也不了解她自己。
徐志摩在外留学的时间实在太久，久到他的父母都疑心出了什么叉子，于是不得不同意张幼仪前去沙士顿陪他。幼仪把它当做了一个契机，她几乎忘了徐志摩走之前甚至都没正眼瞧过她一次，反而幻想着自己能与徐志摩一同上下学，求知谈天，亲密无间。而现实却是，当她到了沙士顿的时候，她成了徐志摩的“用人”，每天做饭洗衣，干下人的活，而徐志摩依旧不愿和她言语，只在吃饭和睡觉时回来，甚至为了避免和她独处的尴尬，找了一个男士回家与他们同住。
张幼仪二次怀孕，她觉得那是一件喜事，而当她耐不住喜悦将这个消息告诉徐志摩时，没成想徐志摩竟暴躁地让她把孩子打掉。“这在西方没什么不对的。”这就是他在西方学到的东西吗，张幼仪觉得无法接受，这成了他们之间重大的分歧，并最终演化为离婚的导火索。而张幼仪这个女人，当她在沙士顿整日大门不出的时候，她才意识到，她和徐志摩之间，永远也不可能变成她想的那样。他们是小脚与西服，一对让人看了就会觉得尴尬的组合。
03/一个“旧式”的女人
离婚后，张幼仪过过一段非常艰苦的生活，她被命令打掉孩子，被徐志摩抛弃，只身一人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被房东嫌弃，无法独立谋生；她怀着身孕，忍受着剧烈的妊娠反应，在彼得出生后因为无助，无奈把他留在医院里，在彼得生病时，付不起医药费，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痛苦至死，又在彼得三岁的时候，独自安排他的丧礼。而后，她却成为女子银行的副总裁，挽救了一次债务危机，使银行起死回生；她创办了自己的服装品牌，在金融危机和抗日战争的浪潮里，成为经济上唯一的幸存者。可以说她在离婚后的几年里，凭借着自己的勇气与智慧，完成了从旧式女人到新式女人的蜕变。然而她骨子里，却还是那个守“旧”的姑娘。只不过她守的，是礼义之旧。
她一直是一个传统的女人，在她独立坚强的外表之下，她一生都在侍奉她的公婆，即便在离婚以后也是。
公婆对她十分依赖，尤其在徐志摩将陆小曼娶进家门之后，思想保守的公婆无法忍受陆小曼的作风，几次转而向张幼仪求救。张幼仪左右为难，频遭误解，甚至当徐志摩冲她大吼“你只是想让陆小曼没面子”的时候，她也只是默不作声，知道自己不能放弃二位老人，然后尽力在二者之间斡旋。她替陆小曼做了很多事，这并非她的本职，也非她的本意，只是除了她，没有人还会去做那些事。
老爷子说“你一定要马上来家里，家里没半个女人，我不晓得要怎么办。”
徐志摩说“我啥事也不会，她病得那么重，我不懂医药方面的事。”
张幼仪说“那陆小曼到家以后，我也不会离开屋子一步，我一定要得到留下来参加丧礼的许可。”
她据理力争的时候，想必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她虽没有名分，却迫切需要认可，作为一个自尊自强的女性，对自己尽职尽责行为的认可。
徐志摩死时，陆小曼拒绝前去收尸，无奈张幼仪扛下了这个责任，以儿子的名义，并用善意的谎言安抚老爷子的情绪。在丧礼上，陆小曼突然出现，要求给徐志摩换上西式的棺材，并给他穿上西服，张幼仪斩钉截铁的拒绝，她说，“不管他的思想有多西化或进步，我都认为他是中国人，他所追求的西式爱情最终没能救他一命。”这话里，多少带有几分对林徽因和陆小曼的责备，一个在他离婚过后仍放任他漂泊，一个给了他婚姻却没尽到做妻子的责任。而她，张幼仪，此刻在徐家，她是一个没有身份的女人，却做了一个妻子和女儿所应该做的一切。
在徐志摩死后，徐家一直担负着补给陆小曼的责任，每月三百元，去供她和她那个翁情人吸食鸦片，一直到徐志摩的父亲去世，张幼仪接过了这个责任，继续以徐家老父亲的名义，按月给他们补给。她说，“我认为供养她是我儿子的责任。”
“我这一辈子都在担心有没有尽到我的责任，就在离婚以后我还在照顾徐志摩的父母，因为我认为这么做是我的责任，我为徐志摩、他家人、还有儿子，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那一刻，我肃然起敬。这是这个传统的女人，在历史里，留下的光芒。
04/一场婚姻的真相
对于徐志摩与张幼仪那段尴尬的婚姻，我一直没有深入地了解过，相关的影视作品也只看了一部分，碰巧到幼仪怀着身孕，在异国他乡，却被抛弃的那一段。那时心中有一种无名的恨，对徐志摩的寡情薄义，他把她当做一个旧式的女人，就如同他想抛弃的旧式传统一样，轻而易举，随手丢弃。而他自己又新潮到了哪呢？他仍不敢违父母之命，仍遵从于媒妁之言，带着百般嫌弃，仍与幼仪育有二子，行夫妻之事。“今天人家问起我是否认为徐志摩要求离婚是革命性的举动时，我回答‘不’，因为他有女朋友在先。”他那抛弃妻子的革命性壮举，在张幼仪看来，只配得到这样的回答。
然而，当张幼仪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终究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并依靠自己的双手双脚在异国和家乡均能得以立足时，她的回答变了，她开始重新审视那一次离异，她开始想，也许徐志摩是对的。
“起初她以为他和她离婚是因为女朋友的关系，到最后又觉得是因为他尊重女性，不希望看到他们妥协的缘故。”张邦梅不知道哪一点才是真的，我们所有人也都不知道，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那一纸离婚协议之后，张幼仪才真正看见徐志摩作为一个父亲的样子、作为一个儿子的样子、作为一个朋友的样子。他会隔三差五地到张幼仪的服装店里来看她，谈天说地；会在母亲重病快要断气时，慌得手足无措然后打她的电话，会在他们第二个儿子彼得的葬礼上，抱着灵柩，泣不成声。他一生疲于为陆小曼赚买鸦片的钱，又死于去见林徽因的路上，实在难说他是一个薄情之人。
而他为什么偏偏对张幼仪如此，他为什么总是用嫌弃的表情对着她，也许在这段婚姻里，徐志摩在张幼仪身上施加了太多对旧式习俗的厌弃，张幼仪是他唯一没能成功摆脱的旧式传统的影子，时刻提醒着他曾妥协过以及他尚未完成的使命，尤其当他看见张幼仪如此顺从而卑躬，完全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自主的生活，在新思想的视野里，那不该是人的模样。而当她终于站立起来，成为独立女性时，他在看她时，眼睛里也出现过光。
如果当初徐志摩与她没有离婚会怎样？也许不会有这样一个张幼仪被我们所铭记。她的一生是她自己走出来的，当然，也是借着徐志摩指给她的路。谁知道呢？当那个惹下这一切“祸患”的人坠机身亡的时候，一切都只成了一段故事。
张邦梅说，“当我踩着幼仪在范园里特有的足迹时，我才明白，我有必要依照她希望的方式，接纳她的故事。”我们，都有必要这样做。
